苻氏迁徙分布

老木匠

苻氏迁徙分布：苻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世间皆传说出自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国，其实远在春秋时期的郑国就有苻氏，但源于古代氐族者居多，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一千位，在台湾省则没有，以武都、天水、凉州、平凉为郡望。
目前苻氏人口总数虽然比较少，但如今却广泛分布于陕西、甘肃、江西、河北、山东、河南等省份。


1.氐族起源：
氐族，汉朝以前自称“盍稚”，“氐”为其他民族族对其之称。自魏、晋以降，“氐”方逐渐成为氐族人的自称。
氐族，一般说来似与分布在秦陇、已蜀之间峻贩相接的地势有关。如陇阺等。由于氐族与羌族相邻，先秦时期的人们乃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晋朝时期的学者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中“氐羌以鸾鸟”的注中就提到：“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渭之氐矣。”氐，乃由地名而转为族名。其部落众多，因地而异，有白马氐、清水氐、略阳氐、临渭氐、沮水氐、氐、隃麋(糜)氐等。又以服色而名之为青氐、白氐、蚺氐(一说赤氐)等。
关于氐族的起源，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流；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三说与古老的三苗有渊源关系。
第一说认为：
殷和西周，氐族尚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尚书牧誓》提及商末期周率“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伐商，有羌无氐。殷周甲骨卜辞中，虽已出现氐字，如在武丁时的卜辞“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等，非族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如史籍《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记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灵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据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注：“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族人国。氐、互一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说明春秋战国时已有“氐族人”存在。但在先秦史籍中往往氐羌连用或并称。在典籍《诗经·商颂·殷武》中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在史籍《逸周书·王会篇》中记载：“氐羌以鸾鸟”；而在《竹书纪年》中则提及：“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等。
由于羌先见于记载，氐羌又往往连用或混用，如白马氐，又称白马羌等。再据《大荒西经》，氐与羌均被认为是炎帝之后裔，炎帝为姜姓，氐族人酋帅与羌人同，亦多姜姓。因而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赞》明云：“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宋丁度等《集韵》亦云：“氐，黎都切，音低，羌也”。或云氐族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最终形成单一的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于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使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所致。
第二说认为：
氐族、羌族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民族。由于古代氐与羌都是西戎，居住在西方，境地相邻，且多错居杂处，关系十分密切。但从羌、氐的原始分布、经济生活、服饰习惯等方面看，两者差别很大，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故自古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氐族先人究竟来自何方，鱼豢在《魏略·西戎传》中称氐族人“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獂道者”。街、冀、獂道均属天水郡，街，即街泉县、治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冀县，治今甘肃甘谷县东；獂道县，治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鱼豢所云氐先人为街、冀、獂道地区诸戎，正与氐族的传统地区相符。上述诸戎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在史籍《史记·秦本纪》中记载在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西斩戎之獂王事，獂王疑即是氐王。可知街、冀、獂道之戎，似为氐族源流之一。
第三说认为：
氐族与古老的三苗有渊源关系。三苗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重要部落集团，与华夏族先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史籍《尚书》中的《舜典》、《大禹谟》、《臯陶谟》、《禹贡》、《吕刑》等诸篇中，均记有三苗之事迹。
三苗最早分布地带北达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与作为华夏文化来源的仰韶文化分布区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华夏集团向南扩张，三苗不得不向西向南迁徙。一支沿汉水向西北迁徙，即史籍《舜典》中提及的“窜三亩于三危”，迁徙到渭水上游和岷山以北的地区，亦即后来氐族的原始分布中心；而另一支向南迁徙至鄱阳、洞庭湖之间，后复向西移，逐渐分布于湘西、黔东一带，其中一部分成为今天苗族的先人。
因此，有学者认为三苗西徙和南迁的两支分别成为氐族和苗族的渊源之一。从氐族和苗族都有相同的创始传说，与以服色为部落区分标志的共同特征、共同的农耕方式、氐族地区留有苗的遗痕等方面均可得到证实：
第一，据史籍《魏略·西戎传》记载，氐族人“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而在三苗后裔的武陵蛮中也有盘瓠为始祖的传说；
第二，同书又说氐族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而苗族亦以服色分为黑苗、白苗、红苗、青苗、花苗等；
第三，氐族人从先秦以降就是农耕民族，三苗的后裔武陵蛮也是农耕民族；
第四，据史籍《水经注·渭水》记载：“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清孙星衍云：“泾谷、伯阳谷、苗谷三水今清水县界。”清水县所属略阳郡正是氐族比较集中的地带。苗谷之来源，可能与“三危三苗所处”有关。
因此，氐族与三苗族似有渊源关系。
所以，氐族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中。其来源可能与三亩及街、冀、獂道之戎有关。同时，由于与羌族相邻，又杂居共处，也吸收一些羌族成分。
汉、魏时期以后，氐族已形成一个较强大的民族共同体。


2.氐族分布及迁徙：
一般认为，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氐族人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约相当于魏晋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及其南邻，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起初主要聚居地区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此外，还与它族杂处。正如史籍《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汉朝在氐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十三氐道，此制始于秦。在史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提及：县“有蛮夷曰道”。在史籍《后汉书·百官志》中亦说：“凡县主蛮夷曰道。”
据史籍《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漾水》等记载，汉朝在氐族聚居区设置的道、县有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甸氐道属广汉郡，湔氐道属蜀郡。上述十三道俱在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駹以东北，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相吻合。
从西汉至三国时期，氐族人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迁徙：
第一次，是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开拓西南境，遣中郎将郭昌等攻灭氐王，置武都郡。创郡立县后，氐族人受到排挤，便向境外的山谷间移动。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氐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史籍《魏略·西戎传》对这段历史概括为：“氐族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禄福，或在陇左右。”一部分移至河西禄福，一部分迁至关中水、陇山之间。汉武帝出兵镇压氐族人反抗，迁徙一部分氐族人于酒泉郡，即酒泉禄福之氐。
第二次，迁徙是发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东汉末期，群雄割据，争战连年。氐族人生活区介于曹操、刘备两大政治集团之间，往往成为二者争夺人力物力的对象。氐族豪帅亦乘机而起，在武都地区形成四股势力：
一是兴国氐王阿贵，居兴国城(今甘肃秦安)；
二是百顷氐王杨千万，居仇池山(今甘肃西和，一说甘肃成县)；
三是下辨(或下辩，今甘肃成县，时称武街城)等地的氐帅雷定等七部，各氐王皆拥有氐众万余落；
四是河池(今甘肃徽县银杏镇)附近的氐王窦茂，拥氐众万余人。
这四者各自称雄，不附汉、魏。
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阿贵、杨千万等随马超反曹操。越两年(公元213年)，曹操命夏侯渊西征。次年(公元214年)，灭阿贵，杨千万率众投马超，随马超南入蜀，投奔刘备。其部落不能去者皆降于曹操。
曹操对被征服之氐族人区别对待，“前后两端者”，徒置于扶风郡、美阳郡；“守善者”，分留天水郡、南安郡界。
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领兵征讨汉中张鲁，将自武都入氐区，氐族人塞道，被曹操遣将击破之。之后曹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窦茂率众据险抵抗，被曹操攻灭。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夏侯渊“还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至汉中，当时夏侯渊已被刘备所杀，武都孤远，恐氐部为刘备所用，遂令雍州刺史张既至武都，徒氐族人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二郡界内。不久，刘备占领汉中，进逼下辩，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民、氐、傁(氐傁)万余户于京兆郡、雍州、天水郡、南安郡、广魏郡等郡县之内。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曹魏正始元年(公元220～240年)，武都郡的氐族人被强制迁徙或归附曹魏者，又有三千余落及六千余人，被安置于关中地区。在魏蜀争夺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氐族人徒居蜀汉政权控制的地区。
因而，至魏、晋时期，氐族人除原在武都、阴平二郡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了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一是以京兆、扶风、始平三郡为中心，尤以扶风郡为多，集中在雍(今陕西凤翔)、美阳(今陕西武功)、陇(今陕西陇县)、隃麋(今陕西千阳)等县。另一分布中心是陇右的天水(今甘肃天水)、南安(今甘肃陇西)、广魏(今甘肃秦安)三郡。广魏郡在晋朝时期改为略阳郡，其中最著名的如略阳蒲(苻)氏、吕氐，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
十六国时期，后汉国、前赵国、后赵国、前秦国等，多次将氐族人迁往关东河北等地，氐族分布地区日益扩大。如石虎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两州，苻坚将关中氐族一万五千余户迁于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枹罕、豫州洛阳、雍州蒲坂等地。氐族强盛时，人口将近百万。


3.氐族社会经济、风俗习惯：
氐族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其定居农耕生活可追溯到东周。板屋是古代西部汉族和氐族住宅建筑的普遍形式。在典籍《诗经·秦风·小戎》中记载：“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著名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所撰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尤其是天水以南武都郡春秋以降为氐族聚居区，“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氐族人在内。而北魏学者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提及氐族人传统分布区上邽一带“乡居悉以板盖屋”。在史籍《南齐书·氐传》中记载：“氐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与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截然不同。
在汉朝时期，氐族人已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在史籍《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鱼豢在《魏略》中亦说明：氐“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史籍《华阳国志》中谈到武都郡的情况时又云：“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出名马、牛、羊、漆、蜜。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傁常依之为叛”。瞿堆百顷即指仇池山，在今甘肃省西和县南，“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
仇池山上土地丰饶，聚集人口达数万户，为氐族人重要农业区。南北朝时，除了外徙的氏人逐渐被汉化外，秦岭以西、宕昌以东的氐族农业也有发展。史籍《梁书·诸夷传》中记载：武兴国“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紬、绢、精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随着农业的发展，纺织工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早在东汉时期，氐族人的纺织品已输往内地。《说文》云：“絣，氐族人殊缕布也”；“纰，氐族人也”。氐族人利用麻缕，织为异色相间的“殊缕布”，畅销内地。漆、蜡的生产，亦说明氐族人的手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前秦时泾水渠的开凿及区种法的推行，均有助于氐、汉等民族农业的发展。
关于氐族人早期社会组织情况，西汉初，氐族人各部已“自有君长”，有众多分支，各有称号，作为统治阶级中代表人物的“王”、“侯”已经形成。史籍《魏略·西戎传》中提及：“氐族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诸部“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即氐族人虽大量移入关中或留居原地，受郡县统辖，但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受豪帅或小帅的支配。
氐族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长期杂居共处，因此多兼通汉语。在史籍《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还说：“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疑有讹文。在史籍《通典》中记载：“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似较确切，说明氐语虽属汉藏语系，但与汉语及羌语等还有所不同。现在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甘肃省汶县境内的白马藏人或即为氐族人的遗裔。
由于长期受汉、羌、藏等民族的影响，语言已十分混杂，但仍保留了本民族一些语言的特点，如野兽、皮子、房子、菜、大、小、粗、细、看、说、给、砸、逃跑、身体、屁股、尿等基本词汇，与藏、羌语有所不同，可能是沿袭了古氐语的某些因素。
氐族人的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尚青、绛及白色。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在史籍《魏略·西戎传》中记载：“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史籍《南史·武兴国传》中亦提及氐族人“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与羌人“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被(披)发覆面”有所不同。
氐族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在史籍《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其俗氐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嫂)。”在史籍《魏略·西戎传》中亦记载：“其嫁娶有似于羌。”也许与《西羌传》所记相似。不过至公元五～六世纪，由于与汉族等杂居，氐族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与羌族的习俗相去甚远。


4.氐族人齐万年的起义斗争：
魏、晋时期的统治者从封建阶级的利益出发，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思想支配下，对内属氐族的统治上层，一方面封官赐爵，予以羁摩拉拢；另一方面置护西戎校尉，驻长安(今陕西西安)，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并派汉人司马、护军等加以监督。氐族人民除了受本族大小帅统治，还受晋朝官吏的压榨。
晋朝中央政府在建立初期曾规定：“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祖四斛，户绢三匹，绵三斤。”较曹魏时期的田租多了一倍有余。并规定“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近夷“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负担甚重。而且，“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更加深内迁各族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内迁诸族人民往往沦为依附农民或相当于依附农民的世兵，甚至被大批掠卖为奴婢。
晋王朝的残暴的统治，引起内迁诸民族对其的不断反抗。
西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农历8月，秦、雍两州的氐，羌族人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齐万年为关中扶风氐豪。潘岳在《上关中诗表》中记载：“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即其先祖似已隶属于郡县。齐万年起事后，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氐、羌等纷纷响应。起义的中心在陇山一带。当年秋齐万年被推为皇帝后，率羌胡北上，围攻安定郡的泾阳(今甘肃平凉)。
西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齐万年率主力军七万来人移驻梁山(今陕西乾县)，企图东攻长安。晋王朝以梁王司马彤为大都督，督关中军事，屯军好畤(今陕西乾县)，命建威将军周处等以五千兵攻击齐万年，双方大战于六陌(今陕西乾县)，结果晋军大败，周处被杀，如此一来震撼晋朝廷上。之后，齐万年又与晋朝的积弩将军孟观统领的宿卫军队及关中地方军队的联军大战十余次，最终因粮尽援绝，于西晋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农历1月，在中亭川(今陕西渭水支流漆水河)兵败被俘，旋即槛送至洛阳遇害，余部万众在齐万年的部下、寅人(属相为虎之人)李特的率领下，进入益州蜀郡，继续坚持斗争，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流民起义序幕。


5.西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氐族政权：
从西晋王朝至南北朝时期，清水氐杨氏曾建立仇池政权，临渭氐苻坚建立前秦，略阳氐吕氏建立后凉。
⑴.前秦的兴衰及氐族的进一步汉化：
前秦国是以氐族苻氏为主建立的政权，故亦称苻秦。
苻氏的祖先，初居武都，当时人以其家池中生五丈长的蒲草，称之为“蒲家”，因以为姓。曹魏时，由武都迁于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南)，世为部落小帅。
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蒲洪因豪爽、公道，被宗人推为盟主，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刘曜建前赵国，在长安称帝，以蒲洪为宁西将军、率义侯，曾徙居于高陆(今陕西高陵)，晋升为氐王。前赵国亡后，蒲洪退居陇山。
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蒲洪降于后赵国石虎，拜冠军将军、泾阳伯。后蒲洪率氐、羌两万户下陇东，至冯翊郡(今陕西大荔)，劝石虎徙雍州豪杰及氐、羌十多万户于关东，以实京师，被采纳，拜龙骧将军、流民都督，率户两万居于枋头(今河南浚县)。
东晋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春季，蒲洪遣使至江左，东晋王朝任命蒲洪为征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当时冉闵杀胡羯、关陇流民相率西归，路经枋头，大多归之，蒲洪拥众至十余万，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在祈告天神的祭祀中，得谶文“草付应王”，遂取“苻”为姓氏，改称苻氏。
之后，蒲洪被后赵国石虎的旧将麻秋毒死。其子苻健继统其众。苻健根据“民心思晋”的情况，在从枋头向关中进军的过程中，打着晋朝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壅州刺史的旗号，当年冬抵达关中后，又遣使向晋王朝称臣，直至其称帝建号后，才正式和东晋王朝断绝关系。
苻健进入长安后，据有关陇，“秦、雍夷夏皆附之”。东晋永和七年(公元351年)春季，苻健即天王、大单于位，国号“大秦”，改元“皇始”。第二年，苻健自称皇帝，以大单于授予其子苻长。苻健一方面于丰阳县(今陕西山阳)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另一方面，苻健在击败桓温的北伐后，立来宾馆于长安平朔门内，以招徕远人；又起灵台于北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敛，卑宫室，留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史称“关西家给人足”，较之西晋末年，大有起色。
东晋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苻健逝世，其子苻生继位。东晋升平元年(公元357年)，苻健之弟苻雄的儿子苻坚杀苻生自立，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
苻坚夺取帝位后、重用王猛等人，在军事上逐步统一北方；在政治上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即“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同时，苻坚面对关中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民族政策。
苻健执政时期，关中的社会生产虽有所恢复，但继位者苻生荒淫残暴，又使各种矛盾激化。苻坚继位后，面临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和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提出“黎元应抚，夷狄应和”的看法，采取了较为开明和慎重的政策。例如在处理汉族的关系上：
第一，废除了胡汉分治的制度，即使是氐族权贵犯法亦受惩处。如以王猛为侍中、中书令、京兆尹。猛严令执法，“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
第二，信用汉族士人，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和合作，促使氏族上层向封建官僚转化，使氐族下层向部曲兵户转化；
第三，以汉族封建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自命，积极推行“圣君贤相”的治国之道，大力宣扬汉族封建文化，当时氐族人贵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苻坚还“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
进而，“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同时，在经济上，苻坚等也采取一些劝课农桑、鼓励生产的措施，如推行区种法，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读以溉冈卤之田等。使“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此后，氐、汉经济上亦逐渐溶为一体。
在处理与其它民族的关系上，苻坚从“夷狄应和”出发，实行“服而赦之”的方针，优容各民族上层。对于自动归顺或战败投降的各民族上层基本上采取优遇政策。如灭前燕时，苻坚“赦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