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 奥地利专家探究中国大跃进

吉祥天

找到维也纳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文浩（Felix Wemheuer）先生时，正是他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从事一年研究前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他的研究课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大饥荒比较。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其中第四次。文浩先生曾多次深入中国农村，采访了许多人，写出了关于中国大跃进和大饥荒的专著和论文。值此大跃进五十周年之际，德国之声记者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德国之声：文浩先生，您能否简单叙述一下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过程？

　　文浩：1957年，毛泽东到莫斯科去，在那里的一个讲话里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实际上是大跃进的开端。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计划，中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跃进，要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与苏联和西方不相上下。大跃进的实际开端在日期上很难确定。这个过程实际上贯穿了全年，1958年8月开了著名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建立人民公社，使大跃进的方案再次极端化。从那时开始，也实行起了乡村里展开社会转折的过程，个人的土地被收回，办起了公共食堂，要取代家庭内的厨房，农民被作为一支巨大的劳动军队动员起来，进行炼钢等大型的人民活动。

　　德国之声：您觉得什么是大跃进的原因、动力，是毛泽东的雄心吗？为什么呢？

　　文浩：我觉得这是毛泽东对从1957年开始的一个危机作出的答复。1957年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不安定的一年，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尤其在上海。非集体化浪潮也是个危机，农民们一开始从集体中退出，出现了大规模退出合作社的浪潮，有一个省的农业机制在非集体化中整个崩溃了。还有知识分子巨大的不满，他们在百花运动中发泄。然后发生了反右运动。我认为，毛泽东发起大跃进，是为了摆脱这个危机。他采取的办法不是更温和，返回原来状态，而是向前跃进，跳出这个危机。此外，他越来越认为，中国必须从苏联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尽可能快地走一条自己的道路。这也是大跃进加速的因素。

　　德国之声：您在2005年在中国农村作了一次调查。那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文浩：那是很有意思的。我在河南农村做了许多采访。这个省受饥饿的影响非常严重。这场大饥荒1959年就继大跃进之后开始了。那里的农民对这个大饥荒记忆犹新，当时他们受的是什么样的苦，在采访中也叙述了很多故事，那时的人是怎么偷东西的，试着吃一些通常不吃的东西，比如泥土，许多人逃离了家乡，到山上组织了黑市，等等。这些记忆还都非常生动，因为饥饿是一种跟身体的受罪密切相关的事情，它印到了身体里面。这是人们无法忘记的。让人惊讶的是，他们非常坦率地谈饥荒。由于中国年轻人对这个题目一点都不感兴趣，许多年纪大的人对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这些故事非常高兴。

　　德国之声：为什么年轻人对此不感兴趣呢？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文浩：我觉得，如果有人叙述说，那时我们没东西吃，腿肿得很粗，大家都躺在地上动不了，差一点就饿死了，这些对年轻人来说太遥远了。尤其是经济改革开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根本没有自己挨饿的经验。他们的祖父母们对这些事情记得很清楚，50岁以上的都知道，在70年代的时候，虽然没有饥荒，但商品短缺。孙子女这一代对这些一点都不知道了，这些故事没有给他们传递下去。在有些采访中，也很有意思，全家几代人都坐在一个房间里，那些年轻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