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来自中国南方的明信片

吉祥天

有一天，我有幸参观珠海一家风能开发公司（Zhuhai Guohua Wonderful Wind Power Exploitation Co.）。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好消息是中国工程师们向我展示了他们的控制室，从控制室巨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他们在附近一座山上的21座风力涡轮机。我想，“真好，中国真的开始搞环保了。”
　　但当我的视线移到那座山的左边，我看到了赌场大厦不断加高的澳门。单是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就有大约870张赌桌和3400个角子机。我做了一下速算，这21座风力涡轮机一起也许只能给威尼斯人酒店里的角子机大军提供几个小时的绿色赌博时间。
　　这种对立贯穿于广东省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三十年前，中国在广东开始它的经济改革。你开始看到中国清洁技术公司的崛起（我还参观了一家太阳能电池板企业）以及官员和学生当中真正的环保意识。但面对这个地区的增长势头，建筑物的庞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实际上是杯水车薪。
　　因此，一种意识初露端倪：如果中国要戒除自己对石油的上瘾，它需要更为根本性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在过去三十年给予它动力的增长模式基于两个相互练习的理念：（1）能源是取之不尽的、廉价的、良性的；（2）中国可以永远依靠充当以廉价能源为基础的世界低成本制造业工厂来提高生活水平。
　　然而，在最近几年，化石能源已经变得昂贵、可耗尽而且有毒，而且工资不断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提高环境考量以及社保的要求），意味着中国南方的工厂不再是亚洲的低成本生产者。如今越南和中国西部在招手。
　　官员认为，中国唯一出路就是逐渐发展更清洁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型/金融经济。它不得不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设计”，转向“中国设想（imagined in China）”。简言之，这里的经济必须变得更加绿色，更加高档。（是不是听着耳熟？）
　　在1992年，中国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遇上类似的壁垒，那时他们发现如果政府不放松流动限制吸引全国的工人到这里，他们就无法进一步增长。因此，从那时起，中国人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全中国迁移。如今，这些省份需要获准更多的“精神流动（mind movement）”，以更上一层楼。
　　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授权公民，使之成为监督者，并允许他们起诉当地造成污染的企业和政府，中国就不会有一个更加环保的社会；而且如果没有更加自由的信息流和实验，它就不会有更加知识密集型的创新社会。
　　共产党对这一切的思考令我吃惊。我其实是应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邀请到这里来的。他曾经读过我的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
　　汪洋也是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认为是当今中国领导层中最具创新意识的思想者之一。目前，他的重点是把肮脏的、低工资的制造业从广州转移到就业机会仍然稀缺的农村。他试图吸引清洁产业和服务业到这座城市。他说他的目标是更加“低碳的经济”。
　　他告诉我：“请在您的专栏里写上，省委书记汪洋欢迎（西方）清洁能源技术公司来广东省，把它作为开发产品的实验室。我们非常愿意参与创新，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服务。”
　　因此，我从广州寄出的明信片将写上：“亲爱的爸爸妈妈，这个地方比我们从外面看到的有趣得多。我看到了渴望西方投资的风能和太阳能公司，看到中国大学生们组织抵制一家掠夺他们的森林的印尼纸业公司。在当地的中山大学，一个‘公民社会中心’悄然开放。共产党正试图在保持控制权的同时打破旧的模式。这真是一台大戏。我迫切期待来年夏天再到这里来，看看他们怎样做……”（作者 THOMAS L. FRIEDMAN，著有《世界是平的》）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