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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18 01: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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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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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等地建起了自己的码头.18沪上沙船业巨商逐渐形成了一股风气,不以积粟为富,
而竞相造船.当时建造船只的费用不小,私家富室对船艘又有很多要求,故造价特高,"其
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
之富户.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19造一船
费银七八千,足见这些船商资金之雄厚.此时,沙船常聚于上海的多达三千五六百艘,大小
分有四号.特大者载重150吨,多为5桅.大号沙船长30余米,载重75吨.船上设三具铁
锚,最大者重700公斤.中,小二号,尺寸按比例缩减,小号载重30吨.沙船承运的货物
量居各船种之首,往来于关东等地,运贩油,酒,豆饼等货.
商船会馆的建立,是前近代上海商业贸易昌盛的标志.该会馆位于南市会馆街,创设于
清初,崇奉天后圣母.其大殿戏台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经乾隆二十九年(1764)
重葺,添造南北两厅,规模初具.此后随着上海商船业发展,商船会馆屡屡扩建.嘉道年间,
正是郁家在上海沙船业中的兴起之时.郁润桂,郁润梓兄弟靠经营沙船,累积起巨额财富,
他们作为号商,积极参与了商船会馆的许多事务.道光六年(1826)三月,一代富商郁润桂
病逝,享年54岁.遗下二子,长子彭年,字尧封,号竹泉,后任商船会馆的总董;次子松
年,字万枝,号泰峰,亦商亦儒,名扬海内.
郁彭年生于嘉庆元年(1796)七月,少壮经商,承继父业,创办森盛沙船字号.其识见
独高而能知人,家谱上评论:"吾家为沪上巨族,其致此之由虽赖馥山公(即润桂)创其基
业,而发扬光大则在公(彭年)."此说是符合事实的.至彭年主持之时,"大船有八十余号,
凡沙船出洋猝遇飓风搁浅,抛弃货物至船浮而止,名曰松船,故沙船航海事业非魄力雄伟不
足以当之,而公独能胜任愉快无丝毫损失者,真莫大之干才也".20郁彭年因此而被承办海
漕水各号商公推为领袖,在商船会馆中被举为总董.此后,彭年建造货栈船栈以利商家,又
于本邑开设各种行号,其资本充足,规模宏大者如鼎泰典,万聚酱园,丰泰,利昌豆麦行等
分号,几遍松太属各县,经商手腕之大于此可见.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沙船业与钱庄的
关系,"上海自有沙船业,而后有豆米业 盖因豆米业之发展,北货业随之而开张,款项
之进出浩大,金融之调度频繁,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创业成功之机会".21道光年间,郁
彭年经营郁森盛沙船号,拥有沙船近200艘,为便利贸易,陆续开设了钱庄,典当铺.可惜,
彭年本患有气喘病,因一意经商,多年劳累过度,终于在咸丰三年(1853)病发辞世.
彭年去世后,虽经其弟松年及子侄的勉力经营,然由于时局的变化,战乱以及受上海通
商开埠后西人势力侵入的影响,上海的沙船业总的说来已经走过了它的辉煌期.尽管郁家在
沙船业中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但已非昔比.在彭年的几个儿子中,继承其业的是次子熙绳.
郁熙绳,号正卿,字亦泉,弱冠入庠,父亲离世后,由他总管家产."其时沙船已歇,行号
犹存,因经几番匪乱,市面萧条,营业一落千丈,势必至此."22郁熙绳虽心存振兴旧业之
志,意欲重振郁家雄风,然时势如此,终究无可奈何.熙绳后入仕途,做过江苏海运总董,
也曾在商船会馆中主持事务.在光绪十八年(1892)的《重修商船会馆碑记》里,我们可以
查到郁熙绳,郁熙咸等人的名字.熙咸乃润梓之孙,兆年的次子,曾为商船会馆"经帐司事",
23然考其经历,颇可回味.熙咸从小就读于私塾,习四子五经书,旁及珠算,15岁入陈丰记
沙船号,从陈氏习业,此时郁家产业亿已不复当年,25岁兼江苏海运局委员,"然总以寄人
18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9页.
19 (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1,《中衢一勺》卷上,《海运南漕议》,转引自马学强:《上海通史》(古
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20 见《六世祖考竹泉公行状》,载《黎阳郁氏家谱》卷6《行状》.
21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22 见《七世正卿公行状》,《黎阳郁氏家谱》卷6《行状》.
23《重修商船会馆碑记》,见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196-201页.据《重修商船会馆碑记》记载,郁熙咸号"理卿",《黎阳郁氏家谱》则作"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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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下,不能自立为耻".24尝与沈少南集资开办颐昌钱庄,后也亏累.因先人在商船界之地
位声望,熙咸39岁时出任南市商船会馆总司帐兼仁善堂交际科主任,家境复有好转.熙绳,
熙咸先后卒于光绪六年(1880),光绪二十年(1894).此后,郁家子弟经营船业者渐少,其
志趣发生变化,在职业上又有了新的选择.
沙船业是开埠之前上海资本最为雄厚的行业,对上海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促进
了各区域间的商品贸易,江南的棉花棉布,湖丝绸缎,不少就是借道海上而进出于上海的.
嘉庆初年,上海港聚集的沙船数以千计,"松太所产(棉布),卒为天下甲,而吾沪所产,又
甲于松太.山梯海航,贸迁南北 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25棉布以外,豆麦是又
一运输大宗,"其间贸易最巨者,首推杂粮,油饼".26有许多本地的沙船善走关东,山东一
线,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道光初年,大运河梗塞,河运漕粮陷于瘫痪,清廷遂设海运
总局于上海,试办海运.道光六年(1826),共雇佣上海的沙船千艘,以沙船为主力,分两
次装载苏省漕粮160万余石,27沙船再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其时,上海港沙船穿梭,满载各
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江南百货而去.上海县城东门外近黄浦江一带,帆樯如林,蔚为壮
观.船商们从中敛聚起万千钱财,达到"家资敌国"的程度.
从郁润桂,郁润梓到郁熙绳,郁熙咸,郁家前后三世经营沙船业,28跨越嘉庆,道光,
咸丰,同治诸朝.靠沙船业起家,继而发达,这使得原本在嘉定从事农耕生产的郁氏家族一
跃成为沪上一大望族.
三 在地方担当"绅商"的角色
按张仲礼的说法:"一般持绅士身份者必须具有某种官职,功名,学品或学衔,这种身
份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的特权和程度不等的威望."29这些绅士在任职期间或退休致仕后都能
在地方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产生广泛的影响.在绅士集团中,又划分为上层,下层,上层则
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但不论其是否有较高的学衔)的绅士组成.郁家在嘉定地方原
为耕读家庭,亦耕亦读,怀抱着对科第世家的向往,让子弟孜孜不倦地读书,但郁家前几代
始终没有人获得功名.迁居上海后,涉足商海,靠经营沙船业大获成功,在带来滚滚财源的
同时,郁家也渴望在社会上赢得声誉,于是通过捐纳途径谋取身份,这就是张先生所说取得
绅士资格的"异途".郁润桂,郁润梓兄弟及他们的后代,由捐纳而成为例监生,例贡生者
不少,由此使郁家也跻身于绅士阶层.
既已成为绅士,其礼仪,衣冠,排场等等,自然不同于平常人家,在地方上开始受到士
民,官员的尊重,享有特权且更有势力.但他们终究是商人,拥有厚资,有其经营的领域,
在许多方面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利益,这有异于一般的靠科举考试出身的官绅.这种"绅商"
的角色在清代地方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值得关注.
作为绅士,都要"承担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
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
工程,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 "30郁润桂等郁家子弟在晋升为绅士后也承担
起了若干社会职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4 见郁礽培:《先考砺卿府君行状》,《黎阳郁氏家谱》卷6《行状》.
25 《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46页.
26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
27 详见《清史稿》卷122《食货三》.
28 郁熙绳之子郁颐培虽然也曾担任商船会馆议董,但这多半是名誉性的.
29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第6页.
30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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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赈灾救荒,广行慈善之事.家乡遇到饥荒灾难,往往由绅士出面赈济,而作为商人
出身的绅士,财力丰厚,所以更有能力捐资出力.嘉庆十九年(1814),上海大旱,米价飞
涨,"贫民乏食".郁润桂"先于是秋嘱商船归申浦者各带米一二百石,他船效之,积米遂多",
而且首先减价粜米,市价顿平.道光三年(1823),上海又发生水灾,润桂设法赈灾,"倾囊
输助".本地有同仁堂向制棉衣额给贫民,但"人浮于额,号寒者未偏其惠",于是郁润桂"每
岁增设棉衣裤数百件以给所未给者".郁家人的种种善举义行,一方面博得乡民的尊敬,使
其家族享有声誉,同时也承担了官府无法顾及的事务,为身处绝境之民提供了一条生路.这
对于稳定地方起到极大的作用,地方官员自然十分赞赏他们的行为,郁润桂等人因此而得到
官方的褒奖,润桂本人曾"得旨议叙加九品职衔".31他的两个儿子也继承了乐善好施的品
行.长子彭年"平素广行善举,沪上各大善堂莫不有其捐款".次子松年"乐成人之美,济
人之急,甚至义冢掩埋亦必亲临监视,归并同仁,辅元两善堂后,捐助冢地藉以整顿,并创
设育婴,果育,普育等堂,诸善毕举".32
二,参与修桥铺路,兴修水利,修葺学宫等.在传统中国的地方社会里,事关路桥,河
道等公共事务的兴办,大多靠众人集资,鉴于绅商在地方上具有的某种号召力,特别是他们
的财力比较雄厚,所以一些公益事业经常由他们来筹划主持.作为一方富室,郁家就经常捐
资,出力甚多.道光十六年(1836),城隍庙戏台重建,郁家的郁森盛号以捐足钱700千文,
名列第二.
三,事涉公共安全与公共利益,绅商当负起一定的职责,这其中也必然涉及到与官府的
关系.郁家兴起之时,恰值道光,咸丰年间,上海乃至中国面临着"千年未遇之变局",风
云变幻,在这种局势下作为绅商他们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郁家以其资产称富一时,并在当地绅商中具有相当声望.道光十三年(1833),上海创
设文庙洒扫局,司事者分司总,司季,司月几个等级,郁松年曾列司总之位.这一位置颇具
象征意义,代表着郁家的实力与名望.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人攻打上海,地方危
急.初五日,为传统的端午节,上海县令设席春泽堂朱氏总局,请各大小董谕令守城之策,
且急募壮丁.城中大董8人,他们分别是:瞿应绍,曹洪集,金树涛,沈希辙,朱增慎,朱
增惠,郁松年,徐渭仁.33从他们的身份来看,或是举人,或是监生,都是通过正途或异途
获得功名的绅士.郁松年与当地绅士一起为保全地方献计献策,出力捐资.但这年上海城还
是被侵略者攻破,扰乱之际,土匪串同贫邻抢劫郁家,郁家遭受较大的财产损失.后虽查获,
但郁彭年兄弟"大度包容,概不深究".
此后,上海县城内发生的小刀会事件,又使郁家受到沉重打击.咸丰三年(1853),小
刀会在上海起义.此时郁彭年刚去世,"兄殁后值癸丑之乱,家人尽逃,松年守兄柩不去",
此间经历于其所录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述.34清军围城,民食艰难,郁松年出资购粮救济县民,
并捐出银两八万给起义军,"复又捐十数万,闻现在逼伊二百一日常捐".35郁松年对小刀会
的捐助,此事非常敏感,"大营官署得此闻,示以兵饷军需目".这就是所谓"外捐官兵,内
捐贼匪",郁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小刀会被镇压后,郁家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微妙,从官方
文献,时人记载及郁家的资料来看,都说是郁家主动捐银.据同治《上海县志》所载:"(松
31《黎阳郁氏家谱》卷5《碑铭》.
32《黎阳郁氏家谱》卷6《行状》.
33《夷难日记》,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8页.
34 在顾树炘所撰《上海乡贤文物过眼录目录》中,提到郁泰峰所撰之《宜稼堂主人日记手稿本》,注明是
"郁氏家藏".
35《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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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克复后捐银二十万两,请永广上海学额府学额各十名",得到朝廷同意,松年由此加盐
运使衔.36与郁家私交甚笃的王韬也说:"(郁松年)捐输二十万金,备筑墉堞."37在其日
记中则这样评说:"(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泰翁(指郁松年)捐输银二十万,王雪轩藩使
(有龄)大为表扬,谓其毁家纾难,与众蒙恩,以后永广上邑文十名,武九名,松江府文武
十名,诚旷古未有之盛典也.才美而又额广,拔帜何难."38郁氏家谱更详细地谈到郁松年
与他的侄子捐款的情况:
至咸丰五年始平.眷属由周浦回来,复得一家团聚,喜出非常.其时兵燹之余,
疮痍满目,曾祖考(松年)慨然与堂叔祖考心卿公合捐善后经费银二十万两,官厅即
用以修葺城垣.又值国家多事之秋,国库空虚,曾祖考呈请吉抚宪,愿输银二十万两,
举国钦仰,朝廷议加以殊恩,曾祖考辞而不受,惟请增广府县学额以广文化而开贤路.
奉旨准如所请,并特加盐运使衔,立碑坊于学宫棂星门.又出资与郭氏合力迁建北天
后宫.39
但民间的一种猜测是官府以郁松年"有资敌之嫌",有心罚银20万两修葺上海城墙,郁家审
时度势,无奈捐银20万.后见灾民困苦,郁家又自愿助银20万两进行救济.所谓"破财消
灾",郁家与官府的紧张关系由此才得以缓解.而经此折腾,郁家财力损失惨重.在小刀会
事件以后,郁松年仍作为捕盗局的董事,继续履行在地方安全事务中的职责.从郁氏家族的
经历中,我们对绅商在地方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以及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体会.
四 财富之聚散与郁氏子弟志趣转移
很长一段时间,上海的发展与沙船业的兴衰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同治以后沙船业的情况
每况愈下,"道咸以前邑人业此者多致巨富,同治以来业日衰败,船只减少".40关于上海沙
船业在晚清的兴衰,陈正书先生在其所著《上海通史》(晚清经济卷)第一章中有不少论述.
他谈到了几个阶段,大致到1863年以后,随着"豆禁被迫取消,清政府最终在实际上放弃
了政策保护,上海的沙船业迅速衰萎",而沙船业的衰落与上海整个北洋航线航运结构的变
革以及国内外时局的变化,轮船技术的革命等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41沙船业的衰落,其结
果直接影响并动摇了郁家作为绅商代表的基础与地位,因为同为绅士阶层,绅商毕竟与科举
起家即"正途"取得地位的绅士不同,商人拥有的财产数额是一个敏感且极富说服力的证明.
从总的说来,郁氏家族因沙船业的不景气而逐渐走下坡路,财富不如以前这般滚滚而来了,
另一方面,郁家已有财富的去向上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在润桂,润梓兄弟时代,郁家人一心经营,敛聚财富,其用途除日常开支外,大量置产,
在上海县城"因各购屋作久居计",另在龙华乡购地.还有一部分是捐款,从事于一些慈善
事业.到彭年,松年一辈,财富的用途明显增多.道光六年(1862),彭年,松年建郁氏宗
祠,名"宜稼堂",位于二十六保十三图,毗连墓田13亩.42后又有所扩展,计有地百亩,
36 同治《上海县志》卷2《人物四》.
37 (清)王韬:《瀛壖杂志》卷3.
38 详见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1页.王韬在其日记中也多处提到与郁
松年等人的交往,如有一年,"郁氏遣人馈吕宋银饼六枚至,以为卒岁之需,却之不获,三让后受.予得此
金,稍售鸡鱼肉脯,以为甘旨之奉,可以度残腊矣".
39 郁惠培:《先祖考雪梅府君行述》,载《黎阳郁氏家谱》卷6《行状》.在家谱记郁彭年长子熙灏时,也有
类似记载:郁熙灏,号心卿,见"兵燹之余疮痍满目",慨然与叔叔郁松年"合捐善后经费银二十万两,官
厅即用以修葺城垣".
40 民国《上海县志》卷12.
41 陈正书:《上海通史》(晚清经济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42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7《宗祠》.沪上另一支郁氏则建有郁氏山庄,在二十八保五图法华东镇,光绪
二十年郁屏翰等建,基地祭田60亩有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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