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伦与音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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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伦与音乐的命运  ◆李鹿


墓志铭


“光阴如同音乐从指间淙淙流过。他把一生托付给了音乐，而音乐回报给他的，除了快乐和荣誉，还有痛苦和遗憾。他那双宽厚而有力的手是多么准确地把握着旋律，却常常无法掌握自己和音乐的命运。然而，只要举起那根纤细的指挥棒，音乐之外的一切喧嚣便归于寂静。”


我的父亲李德伦永远长眠在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那片绿色的草地下，镌刻在他墓碑上的墓志铭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啊，摇篮


我出生于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夏天当母亲快要分娩时，父亲赶着大车把母亲送到离石家庄不远的河北省获鹿县杜北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医院。那是一个普通的农舍，正房是手术室，侧房是病房。母亲被送进手术室分娩时，父亲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待我的出生。当我来到这个世界后就成了他们的“累赘”，尽管如此，我的父母还是非常高兴得到了我这个女儿，由于我出生的地方叫“获鹿”，所以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鹿”。父亲告诉我，那个时候傅作义的飞机经常轰炸解放区，他和母亲还有部队的叔叔阿姨们就轮流抱着我跑防空洞，有一次一颗炸弹在离我非常近的地方爆炸了，被炮弹掀起来的土落了我一身，我一声也没哭，他们以为我被震傻了，后来一看一点事也没有。那个时候部队每天都行军，部队里的小孩子就像电影《啊！摇篮》里的情景一样，一个驴背上挎着两个筐，一边放着我，另一边放着王昆阿姨的儿子周七月。有的时候坐大车，我母亲抱着我，王昆阿姨抱着七月坐在大车上，就这样一直走到北京。


进城以后，父母就把我这个小“累赘”交给了奶奶，后来我又有了妹妹李燕。待我长到三岁时，父母就把我送进了位于东城区汪芝麻胡同的北京市第一幼儿园。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可是我家住在西堂子胡同一号，离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非常近，从我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王府井大街的霓虹灯。


到了1953年，我又有了弟弟李苏。也就在那一年，父亲被派到苏联莫斯科留学。


到苏联留学


父亲到苏联留学时，我们全家就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那时我们全家六口人，有奶奶、大娘（1950年就到我家的老保姆）、母亲、我和妹妹、弟弟。一直到1957年父亲从苏联回国，我家的生活才逐渐好起来。


还记得父亲从苏联回来的那一天，我们都到前门火车站去接他，他带回来的行李非常多，大包小包的一大堆。原来由于父亲的学习成绩非常好，所以苏联的莫斯科音乐学院安排他到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去开音乐会，他手中有了一些钱，买了很多唱片和乐谱及当时还非常稀罕的录音机回来，还给我们三个孩子买了礼物。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礼物，父亲让我们别着急，第二天早上到他的房间去。那时我们住在交道口东大街31号，大娘带着妹妹弟弟住在前院一间平房，我和奶奶住在前院一个由门洞改建成的半间小屋里，爸爸妈妈住在后院的一间长条形的房子里。第二天，我们三个孩子早早地起了床，一起跑到后院去找父亲。当我们走进父亲的房间，就看见书桌上有一件非常大的东西被报纸盖着，当我们把报纸揭开后，马上就惊呆了，一座美丽的宫殿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座宫殿是用一种砖积木搭建成的，所谓的砖积木就是用真砖的材料做成的，每块砖积木就像麻将牌一样大小，一面是凹进去的小坑，另一面是凸出的小点，垒起来就可以搭建成各种不同的建筑。这座美丽的宫殿就是父亲头一天夜晚用砖积木一块一块搭建而成的。我可以想象得出，父亲为了搭建这座美丽的宫殿大概一夜都没有睡觉。


父亲从苏联回国后，就被安排到中央乐团工作，随后我们全家也搬到了中央乐团的所在地和平里。


当我小学快毕业时，父亲问我想考哪个学校，是上普通中学还是学音乐，他尊重我的选择。我说我希望学音乐，从那个时间起，父亲就开始帮助我做准备。他请他的学生张孔凡教我钢琴，还亲自督促我练琴，同时还请他在延安时期的学生王祥教我大提琴。他为我选择了巴赫《创意曲》、莫扎特《小奏鸣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中的《船歌》及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作为钢琴考试曲目。当我到音乐学院考试时，老师们都认为我弹得不错，不比那些从专业音乐小学升上来的学生差，但我提出希望学习大提琴，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太喜欢乐队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参加乐队，成为一名乐队演奏员。”就这样我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大提琴专业的学生。在开学的那一天，父亲亲自送我到学校，并把那跟随他从上海到延安，后又辗转到西柏坡、石家庄，最后随解放大军进北京的大提琴交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