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氏理学到梁氏心学——清末五十年间儒家伦理思想的传承与转化

四十二年

从曾氏理学到梁氏心学——清末五十年间儒家伦理思想的传承与转化  

从曾氏理学到梁氏心学——清末五十年间儒家伦理思想的传承与转化
叶瑞昕

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下不断救亡图强的大变革时期。在变革人士将西方的先进性（现代性）从造船造炮的器物技术层面逐步向制度、思想层面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听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安身立命的儒家伦理思想正越来越受到胁迫的喘息声。本文拟将对清末伦理思想的变迁放置在整个儒学发展史的内在理路中去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儒学内部是如何应对西力挑战，进而不断发生转化的。为了不使论证迂阔无归，本文选取了清末五十年间一前一后两个对儒学思想、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曾国藩、梁启超为立论的中心，并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成前后两期，以图条分缕析地揭示出清末儒家伦理思想传承与转化的线索。

一、曾国藩的新理学

曾国藩思想成熟与活跃的时期是在洋务运动时期（1860-94年），这个时期是晚清社会在“中体西用”思维指导下头一次尝试将两种异质文化进行大规模嫁接实验的时期。当时，一些识时务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开始兴学堂、办兵工厂、造枪炮船舰，他们说服社会大众的理论依据是“求（西方）形下之器，以卫（中国）形上之道”[1]。此种将中西文化判为道器之分的看法，除了暴露出当时士人对于西方文化了解得肤浅，同时更可反映出时人对于中国文化持续存在着的无上优越感。中国之道者何？儒家伦常名教是也。[2]大体上看，由于此期中西文化交涉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分属道器领域，可谓各行其道，互不干预，从而使得儒家伦理思想仍然是沿着内发的轨道滑行，但是，在此过程中，其中已有一些有识之士努力在利用旧有的思想资源进行新的整合。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文坛领袖、理学名家，可说是这个时期儒家伦理思想变迁的代言人。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进士出身。为军机大臣穆章阿门生，其学术渊源出自桐城派，又从倭仁、唐鉴讲习宋明理学。曾氏推崇桐城派尤其是理学派，并非承袭传统路数，而是有其因时制宜、更化创新之处。这需要将之放诸清代儒学发展脉络中，予以细细品味。

（一）义理在于经世

明末清初，儒学发展有一大的转变。在此之前，陆王心学在明朝士大夫阶层影响深远，其学本起于对程朱理学末流的修订。揆诸学术史，大凡一种新学派初起时，都是应时代所需，生动而有活力，而当其在学界推广开来，以至被奉为一尊时，其学派末流常拘守其程式，从而失却其创造精神，最终难免被救其偏邪的学派所取代。程朱学是这样，陆王学也是这样。程朱理学的兴起，是儒学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面临玄学、佛教、道教的挑战不断进行综合创新的集其大成者，其学以“理”为本体、“即物穷理”为方法，将自然、社会、个人连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儒学的面貌为之一新，但到后来程朱学末流却将“格物”发挥得支离破碎，物物相格而迷失道体。对此，陆王学号召“理”本不必外求，它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就在于妄念未动之初的“良知”，每个人想且能成为圣人的方法就是“致良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程朱学原先在人性修养问题上气质之性（常人）与义理之性（圣人）过于玄远的距离，从而补强了个体进行道德修养的主体性，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晚明陆王学末流最遭人诋毁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个人的主体性过于放荡，无所制约，以至出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满街圣人”。

由于陆王学本质上只是对程朱学末流的一种修订，也就是说陆王学从大框架上来讲仍然属于理学（宋学）的体系，因此，陆王学崩坏的结果并非是程朱学复兴的契机，反而是理学（宋学）整体走向下坡路的标志。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痛感晚明陆王学清谈误国的教训，号召“经学即理学也”，并视“舍经学以言理学者”为“邪说”，企图以名物训诂之扎实成就挽回阳明学的空疏，并倡导在治经的过程中养成学以致用的“经世”学风，由此有清一代的治学主流由理学（宋学）转向了经学（汉学）。但是由于清初统治者力行严密的文字狱，大部分学者渐渐失去了顾炎武通经以致用的经世精神，而沦为皓首穷经、不问政事的纯考据学者。在此过程中，宋学中程朱学一支渐有一阳来复之生机，文学中则有桐城派倡导“文以载道”，这两派均对汉学埋头考据的倾向不满，时起相抗之势，但由于总体实力单薄，还未足以转移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