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赵之符

赵云

赵之符  (1625～1686)，其先人祖居河北会州卫，明初随燕王扫北，立下战功，封于燕地，占藉尹儿湾。至明末七传至赵之符，枝叶繁衍，成为雍阳望族。从清顺治至乾隆年间，赵氏家族中举人、进士者十七人。赵土元有两子，长子赵连璧，次子赵完璧，之符为完璧次子，字尔合，号怡斋，清顺治五年(1648)中贡生，人国子监，八年(1651)考中举人，十六年(1659)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又授户科、兵科、吏科任职；升鸿胪寺卿，再升左佥都御史。之符为官20年，居谏官13载，奉公无私，为民请命。康熙四年(1665)三月，京师地震后皇上有远狩固安、霸州、德州之意，之符认为万乘巡行不仅耗费巨大，各地迎驾供给、

修桥补路无不加重百姓负担。遂上书《请停远狞疏》：“地动至今未止，是民生方在糜宁，惟欲以无事为休养之福…伏请特布诏旨，暂罢此行。”针对八旗贵族大肆圈换民地之弊，之符上书《请还新圈地亩疏》直谏：从春到夏圈地成风，搞得妇孺不安、鸡犬不宁。正当庄稼成熟之际，“取其地而驱其人，夺其口食而使其受饥饿”，那么皇上总说爱民如子，怎忍心让百姓“嗷嗷待哺，坐毙于沟壑耶?”把所圈土地全部还耕于民，永远不再圈占民地，让“百姓从此安居乐业”。康熙九年(1670)，之符有感于漕运拨船行之既久，积弊甚多，在《拨船困民疏》中列举8项不便于民且有害于国的理由，指出“惟国家创制立法，应该便民、尤其不能危害于国。”绝不能明知国家与民众都受其害还不想办法改变的。另外他在《藩产变价疏》中提出，因水旱灾荒，佃户缴租都力不从心，哪还有钱买地呢?在《请停无益疏》提出，朝廷重修瀛台，各地必仿效，大灾之年，不利宣昭俭德。在《请停差审疏》建议，应停止

钦差四出的作法，杜绝贪官污吏籍此横征暴敛，有事可专责各地封疆大臣查办，不称职者当罢斥。他的奏疏多为朝廷重视，如说陕西、山东旱蝗，“请酌行赈穷之法，缓征国赋”；说畿辅旱，“当命大臣清刑狱”；说缉旗人逃，“当杜滥解之弊”。前者谓圈地，“俱著退还民间”；康熙帝均一一采纳。并实行50余载。之符为人友善，讲诚信一诺千金，又擅诗、文，倡修邑志，开办学馆，曾为家乡撰《重修儒学记》、《重修文昌阁记》，提出“士不可不学，抑不可徒学……吾愿吾邑之士，日孜孜于学”。有《赵佥宪奏疏二卷》、  《怡斋文集》传世。清大学士王熙曾为《奏疏》作序、撰《怡斋赵公墓志铭》，誉其“直亮婉至无愧古人”、“以直声著天下”。
  

赵之符与原配刘恭人生4子，上谕“同胞四科甲”。人称“金玉四枝”。


  赵  璘(1648～1711)，赵之符长子，字雯玉，号冰崖。对乡邻亲朋老少均以礼相待，孝敬父母，兄弟之间手足情深。康熙十六年(1677)中举人，后授江西广信府同知。其时广信山林多强盗，他一边以自己的人格树立威信，一边悬赏打击罪犯，上任一年除治一清。在位八年，政绩卓著，遂升迁广东惠州知府。他严绝行贿受贿，他关心民疾民苦，“办学校、修关梁、禁刁讼、立保甲、课农桑、兴水利，精勤敬业。人比之韩愈、苏东坡”。康熙五十年(1711)夏，奉盘查之命，途中奔走。感患暑湿，痰喘大作而殁。灵车丧归时，哭号相送者数百人，以至逾境拥堵。赵璘死后朝廷追改中宪大夫，乡亲们把他作为乡贤建祠纪念。

  赵  珣(1654—1715)赵之符次子，字仲琳，号绎亭。幼时过继赵之篆。他悟性过人，坚毅好学。康熙十四年(1675)二十一年进士，授中书科舍人，举人，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升稽勋司员外郎，调文选司员外郎。四十九年(1710)，云南报送的官僚考核材料中，说广南知府卢询政绩卓著，但碍于成规升迁受阻。他建言说：“卢询天下贤吏，提拔岂可拘于常法?”皇上亦素知卢贤，终于破格任用。从此，赵珣秉公直言名喧于朝，并得到吏部尚书熊赐履、富宁安的器重，很快就任命为河南提学佥事。他到任后，整肃条规，杜绝贿赂，摒弃托情。对品学兼优之士善加接待，教以读书作文之方和处事为人的道理，态度和蔼，循循善诱，使当地从教如流，文风士习为之大变，被世所称道。诰封奉政大夫，祟祀名宦乡贤。


  赵  琮  (1657～1708)，赵之符三子，字右苍，号北岩、广文。温厚慈和，口碑极佳。“弱冠博极群书，下笔千言立就”。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四十二年(1703)进士，后任内邱县教谕。他加意振兴学校，训课士子。遂使当地文风一新，多人考取功名，邑人士皆曰“赵广文之功也”。享年52岁，崇祀乡贤。

  赵  瓒  (1662～1712)，赵之符四子，字赞玉，号澄溪。“青年嗜学，出入百家。生平重交道，然诺不欺，为人谋，一如已事。遇有急难，辄倾囊济之。”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授河南汝宁府西平知县。一到任便访求地贫民困症结，并一一修正剔除。“讲圣谕、修桥梁，设保甲，一时耗派以清，贿赂尽绝，桑麻五谷遍于田野，弦歌书声充于学校，遵礼守法誉满中士”。赞玉深受人民拥戴。康熙四十八年(1709)夏，山洪暴发，邻县田禾尽被淹没，赵亲率百姓窥河流要害，预设堤防，披风沐雨数十昼夜，使西平田禾免遭水灾。康熙四十九年(1710)春，汝宁府遭受特大饥荒，米价腾贵，百姓乞开仓赈济。诸县令均以未奉上谕不允，惟瓒然曰：“小民嗷嗷待哺，必先请而后行，饿死者充盈沟壑矣!为民父母，畏得罪而坐视民死吾不忍为也！”遂尽发仓谷12000石赈之。及秋大熟，民感其恩争先捐输，不到10日便补齐前数。享年51岁，崇祀乡贤。

  

附：赵之符作拨船困民疏



  窃惟国家创制立法，取其便民也，尤期不病于国。未有上下交受其弊，而莫思变计者。如今日近畿通州、武清、宝坻、香河、东安、永清，计一州五县，额设拨船六百余只，悉隶总督仓场衙门。每船一只，给地十顷，免纳正项钱粮，以应船差，名曰按船给地，实则照地签船，立法未尝不善。但奉行既久，种种未便，以致民累滋深，  臣请为我皇上悉陈之。念小民应船，既给以地，则凡造船有费，驾撑有费，水手工食有费，蓬桅席片有费，凡一船日用之需，皆取给于地亩之中。则三时力作，势不能分身河干，以应公家之务，即欲一意亟公，又不能竭力田间，以办终岁之需。此其不便于民者一也。至各州县距河甚远，势不得不于河干雇觅民船，代为应役。计一船之费，一年约用价银五六十两。揆之原地纳粮，遂增一倍，而河下游闲之徒，尝藉之以邀利，及至接运漕粮，往往有盗卖搀和之弊，甚有盗卖将尽，胡为倾覆其船者，迨经运官查明，而领船人役，逃散一空，仍坐地户赔偿，以致倾家荡产，卖男鬻女，苦无可控。此其不便于民者二也。且南漕告剥，虽在仓场衙门，而领船船户，实则天津钞关部差统辖之。每岁河水未泮之日，部差催提如雨，以致船户往返千里，匍匐赴津汇齐，过堂查点。因而差提有费，过堂有费，守候有费，种种苦累，难以罄举。此其不便民三也。尤可悯者，连年水旱灾荒，凡纳粮之地，例得邀恩，照被灾分数蠲免，独至一应差船，即被灾甚重，颗粒无存，不敢不竭噘以供一年之役。同属朝廷赤子，同一被灾地亩，而船者遂不得与纳粮者一例沾恩，此其不便于民者四也。更有小民之本业已圈，拨补于他州县，远者千余里，近亦七八百里，往来征取地租，行旅已告艰，乃尚有征租不起，逐岁淹留，异乡流离，不可胜计，而州县按名解船，访无正户，以致株累亲族破产赔垫，代为应役，此其不便于民者五也。况剥船之设，原以备河道浅阻之用，时而河道顺利，则船虽设而不用，而领般人役，犹全勒地户一年之雇价。是以朝廷正项之赋税，小民终岁之勤劬，徒供河下游闲者之坐食，此其不便于民而兼病于国者六也。查见在照地应船，有数家供应一只者，有数十家供应一只者，以地多者应船正头，而地少者朋当之，往往穷民不能应役，弃地而逃。一户逃之，众户为之赔累；数户逃之则赔累更自无穷。窃恐穷民赔累愈深，相率而逃，则田地多致抛荒，而船差亦无着落。是欲以速漕而反误漕，此其不便于民而兼病于国者七也。且每船一只，蒙我皇上轸念苦役，每岁仍给水脚银十余两，计船六百余只，约费库银六七千金。查每船剥运，仅可容载百石，即遇河道浅阻之日，以河下雇见(现)船剥运，计时价估之，远者运价不过五六两而止。况遇河道顺利之日，又不烦剥运乎?何竟以国家正项之额赋，又重费帑银之颁给，而留此或用或不用之剥船，以重为民累也，此其不便于民而兼病于国者八也。种种滋累，上下交弊，不图变计，害将安底，以臣愚计之，各州县剥船六百余只，计地不下六千余顷，按亩定赋，照原额每亩二分五厘起科，约可征银一万五六千金，较之河下见(现)雇民船，运价抵支有余。伏请敕下该部，行查各州县，应船地亩若干，合无令各州县悉照额粮催征，汇解仓场衙门，储以备用。如遇河道浅阻，南漕告剥之日，即动此项银两，按河下雇船时价给发领运各官。接济剥运，无烦重支库银，仍给水脚等项。至于河道顺利，不烦剥运，应以此项银两，岁终解部，庶于穷民不致重累，漕务得以速竣，而国赋亦免虚耗之虞矣。

  (注：文选(清)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中册·卷四十六户政·漕运上。  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