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传统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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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传统人文思想  与古代希腊文明不同，由于华夏族特殊的历史演进道路，使原始氏族血缘制未经充分瓦解，便直接过渡到阶级社会。这样，在夏、商、周三代社会中，宗法制仍占着重要地位，并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个邦国、村社。宗族不仅是社会基本经济单位，也是政治基层单位。尤其是血缘亲族组织组成的农村公社，继承了原始氏族古老的人文精神，对内调节公社成员之间的土地分配、民事纠纷、主持祭祀、管理水利；对外负责处理与其它村社的商品交换、战争、媾和、村际关系等。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正是说出了村、社这种氏族人道特征。

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地域与血缘、专制与人文相互交织在一起，国家组织系统附着于宗法系统。宗法系统中的贵族，又根据与宗主关系的亲疏（大宗、小宗）而决定其权力分配范围及地位贵贱。具有父权制与原始人道性双重内容的血缘村社，承担着缓和阶级矛盾的调节器作用。当生产力发展，社会阶级分化逐渐剧烈时，调节着不断变化的生产关系，延伸着组织上管理上的血缘网络。从天子、诸侯到基层官长，既是国家组织系统中的一员，又是各大小宗族的父权制家长。天子任命诸侯，也同时授土授民。正如《诗经·閟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宗法制特征，使古代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一直处于较现实的政治人伦关系中，而强调氏族道德对社会组织与生产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即使是殷商的宗教崇拜，其神格主体也是与宗法血缘和政治人伦相密切联系的祖先神。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社会、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化，宗法制中的父权制与原始人道主义都经过剧烈的转换，获得更加现实的内容。从原始人道主义看：1．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倡导先人而后神，主张以民情知天命。敬鬼神而远之。“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2．强调“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民心向背决定政治兴衰。“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民弃其上，不亡何待？”“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既区别人与自然的界限，指出人性与物性的差异；又强调两者相互制约、利用的辩证关系。4．强调道德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治民，将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联系起来。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宗教的神化，而是现世的圣化。主张充分发挥人自身道德上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应天下之道。

但是，春秋时期又是一个兼并战争日益剧烈的时期。“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由战争所形成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各诸侯国，争相延士纳才，整顿军备，使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益持久。战争摧残了生产，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也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陪臣出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如何结束列国纷争，停止争霸不义战，成为当时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也是当时思想家、政治家乃至士人研究首要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游诸国、说诸侯的诸多说者、辩士，也出现了诸多著书立说者。他们试图以己说干政，按自己的政治蓝图改造社会，停止战争，以至游士纷纷，说者攘攘。这之中，既有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学派；又有主张“小国寡民”，无知无欲，“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的道家学派；还有以复苏古代人道主义，以宗法血缘的亲亲尊尊去挽社会于既倒的孔子儒家学说。我认为，孔子及儒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的产物。远古人道主义的深化与发展，列国间不断的争战以及“礼崩乐坏”、上下相凌的局面，是孔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孔子用来干政治世，反对战争，安定社会的有力武器，就是业经深化的原始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