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陵：关于孔丘诛少正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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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陵：关于孔丘诛少正卯  关于孔丘诛少正卯

延陵

孔丘杀少正卯是过去流传较广的一个故事。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时，曾把它作为一个生动的譬喻，可是并没有说这个故事就是信史。但赵纪彬却别有用心地说：“少正卯是实有其人，孔丘杀他也是实有其事”，还考出少正卯是“法家的先驱”、“革新派”，从而为儒法斗争始于春秋说提供了依据。在“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下，这类可探讨的学术问题，就不许别人再有异议了；现在应该把赵纪彬的伪科学外衣扯去，看看这个故事究竟说明了什么？

最早讲孔丘杀少正卯的是《荀子·宥坐》。后来《史记》也采录此事，于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似乎以为确有其事，但这一故事破绽甚多，经不起推敲。此事如果属实，那当然在鲁史上算得一件大事，也是孔丘经历中的一件大事，可是专记春秋历史和孔丘事迹的《左传》、《国语》，以及记述孔丘言论活动的《论语》，对此事均无一字提及。所以后人对这件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是有道理的。

《史记》中关于孔丘的历史，本有一些不实和谬误，如说孔丘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经清代学者考证，大司寇的“大”字是司马迁所加。所谓“摄相”，只不过是代替季氏为定公的相礼①，而《史记》说是“行摄相”，后人多误解为代行宰相事。《荀子》中所说少正印是“小人”（平民），而司马迁把他改为“大夫”（官吏）。总之，这故事经过太史公的增饰，艺术效果确实增强了，因而也就迷惑了不少人。

鲁的政权长期被季氏所操纵。孔丘为了在政治上找出路，经常向季氏献计谋、出点子；季氏对孔丘确也另眼相看，因此，才能一度活跃于鲁的政治舞台之上。不过，对于大权，季氏是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愿孔丘来分享。《公羊传》说：“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这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就是说仅仅孔丘的主张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季氏所采纳而已，所以孟轲说：“孔子为鲁司寇，不用”（赵岐注：“不用，不能用其道也”），以致最后孔丘在来不及脱下祭服情况下狼狈离开鲁国。孔丘在鲁，季氏给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不容许他在鲁国大刀阔斧地去干。既然这样，他是否能杀掉一位名流人士少正卯就大成问题了。如果确有其事，那么他的弟子和后学就不可能不把他这样的显赫政绩拿来大肆吹嘘一通，而孟轲也不会把孔丘在鲁的仕宦生涯描绘得如此灰溜溜。许多情况表明，孔丘杀少正卯这件事，出于后人伪托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个故事中的少正卯是否象赵纪彬所说的法家革新人物呢？孔丘杀少正卯的故事是否意在斥责贵族奴隶主搞“复礼”呢？这都是必须辨别清楚的。

《宥坐》说孔丘指控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仅根据这五大罪状，是无法断定少正卯是革新派的。这几条罪状的内容空洞、抽象，各家都可拿它去攻击对手，例如晏婴就用“倔傲自顺”一类话去骂孔丘。就以《荀子》而言，类似的话还出现在其他篇里，如《非十二子》说：“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荀况这几句话，是针对魏牟、慎到、墨翟、孟轲等六家的，而《宥坐》中孔丘在历数了五大罪状之后，总括出“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是少正卯该杀的理由。可以明了，《宥坐》作者借孔丘之口，对他们所认为的异端思想展开了尖锐的攻讦，而且也发泄了他们对社会上处土横议和聚徒讲学之风的大为不满。

荀况出来猛烈地抨击名、法、儒、墨各家中的有些派别，在当时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战国初年，各国君主为了巩固其政权，要从多方面去摸索更好的统治经验，因此，对各家学派是“兼而礼之”。例如齐国便在稷下养土，让许多辩谈之士“不治（作官）而议论。”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和盛行起来的。但到了战国末年，面临着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地主阶级在要求政治上统一的同时，还迫切地要求思想上的统一。时过境迁，封建统治者便不再允许“百家异说”的局面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