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思想 从苏格拉底和孔子说起

冷若水冰

回到思想 从苏格拉底和孔子说起  孔子和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后人广泛接受，首先可能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而是由于他们传奇般的命运和独特的个性，是因为这个人有故事，人们才记住他们，愿意去了解他们，在了解的过程中，接触了他们的思想，然后，才在其思想中发掘了更有价值的成份。人类的历史舞台上那些英雄们，包括这类思想上的英雄，首先是因为具有观赏性才被后人记住的，如同现在关注演艺界的明星一样，人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他们充满个性的表演。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演员，所以当他们富于戏剧性的故事讲完，曲终人散，大多数观众怀着看完一场电影似的感动离场，在场外或许可能继续就某些令自己激动的情节再发表几天议论，但最终会忘掉一切，重新回到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总有些人留下来，站在他们思想的门口，想去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一）
　　他们都是忠于自己思想原则的人。苏格拉底忠于的是逻辑理性，孔子忠于的是经验理性，苏格拉底始终如一的教条刻板和孔子无从把握的随意任性都只不过是他们所坚持的思想原则的外化。
　　他们都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当作是对别人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几乎做到了自己所提出的一切：无条件地热爱真理、热爱祖国、恪守法律，纵使死亡也改变不了他的原则和行为，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孔子则不同，常常说的是另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还总能为自己善变的行为找到义正辞严的理由。他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承认说：“我和大伙一样，批评起别人来头头是道，但要让自己真正按君子之道去做，却做不到。”孔子当然是个道德君子，尽管他热衷于从政，但对那些没当官时挖空心思去谋官，当上了官后怕丢官，为当官保官什么事儿都能干的人，他十分瞧不起，称这些人是“患得患失”的“鄙夫”。在这方面，孔子真做到了“君子坦荡荡”，鲁国司寇那么大的官儿，说辞就辞，毫不含糊，说明他是忠于自己原则的。但对有些问题，他的言行就不那么一致，比如他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他自己却是个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很讲面子，只是个教书先生时，也得有辆马车，不能徒步行走，以保持和大夫们交往时的身份一致。不过他不是个虚伪的人，他的这种言行不一致也不是故意说一套做一套，而是在这个场合下，他心理上有什么感觉就说什么，有什么愿望就做什么，这和他始终忠于自己的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比如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时，那一刻真沉浸在“道”的探询中，确定顾不上吃什么、穿什么这类事儿了；可一旦闲下来，不讨论“道”，该吃饭了，那么他就觉得也该讲究讲究了。再比如他没当官时，确实觉得君子应该宠辱不惊，“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可一旦当上官儿后，确实觉得真是高兴，就犯不上压抑自己，所以当学生批评他面有得色，与原来的说法不一致时，他就理直气壮地说：那现在成为人上人了，确实高兴啊！他其实是个性情中人，当有人问他是否应以德报怨时，他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说白了就是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一副快意恩仇的侠气。他看不上谁了，当场就骂；过后如果又发现这人有些好处，马上也可以收回自己的批评，立即褒扬，比如对晏子轻率反复的评价，他觉得这是在尽自己做人的本份。总的来说，他恪守住了自己所提出的大的道德原则，比如在漫长而艰苦的等待过程中，他有过多次政治上的动摇，如“乘桴浮于海”呀，“欲居九夷”呀，投奔他平素看不惯的叛臣公孙不狃和佛肸呀，……等等。但是，最终他都没有做这些事，还是过着他颠沛流离的日子。他的动摇，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人性的自然反应，流露出一种凡人平庸而温暖的气氛，让他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可亲的人。说实在的，对于苏格拉底，我怀着由衷的崇敬，他说到做到的那种力量，散发着神性的光芒，让我们敬畏，让我们害怕，让我们可望不可及。而孔子则不同，我们欣慰地发现，我们所具有的一切毛病，似乎他都具有。他十分亲切，亲切到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自己的程度，这种水乳交融的感觉让我明白了，孔子其实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灵魂，每个中国人心里先天就有一个孔子，这不是通过教育和知识的传承而来的，甚至也不是通过环境潜移默化而来的，而是像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一样，和我们的肉体生命一起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恐怕也正是这种人性上的通融，才造就了孔子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