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解密：罕见雕版家谱现身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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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后人拿出一块雕刻精美的家谱。据说1993年他们还用这些有170多年历史的雕版印刷过一次，效果很好。　摄影：本报记者　田飞100多块珍贵的雕版家谱就这样捆绑着，堆放在祠堂墙角。　摄影：本报记者　田飞





  罕见雕版家谱现身龙门
　　文物鉴定专家认为成版于清代道光年间，距今170多年

　　日前，惠州市龙门县一套清代道光年间刻成的雕版家谱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令记者惊奇的是，这套雕版家谱早在去年8月就通过了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鉴定报告指出，该家谱“体例之完整”、“数量之多(共198块)”、“属省内罕见”，是“研究广东历史、特别是古代民间版印史和民俗学的重要实物资料”，是“研究广东氏系迁徙史、珠江三角洲政治经济史不可多得的史料”。
　　那么，如此珍贵的一套雕版家谱，为什么在认定它的价值半年多后，才被人们认识？雕版家谱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珍贵文物堆放墙角
　　2004年3月12日，记者来到这套雕版家谱的发现地——龙门县龙华镇水坑村。在该村的谊谅二公祠内，记者看到了这套家谱。
　　黑色，木质，每块雕版的大小厚度跟小学语文课本差不多，方形，两面刻字，阳文，仿宋体，字一般有一元硬币大小。100多块雕版被叠起来，用绳子捆着，堆放在墙角。同时，记者还注意到，尽管这个墙角有些潮，但是这些雕版并没有产生裂缝或变形。
　　村民告诉记者，早在去年，省里就有专家来看过，不过没有下文。直到前几天，南京大学的专家来了之后，他们才知道，这套雕版是无价之宝，南大的专家让他们保护好这些雕版，万万不能卖。
　　随后，记者从龙门县有关部门了解到，村民们所说的南大专家，指的是丁登山和他的课题组。
　　2004年2月，南京大学教授丁登山来龙门进行一个名为“龙门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的课题。根据科研的需要，丁登山和他的课题组必须对龙门县所有旅游资源进行拉网式的实地考察，其中当然包括水坑村所在的龙华镇。
　　3月10日，课题组来到了位于龙门县城南的龙华镇，考察水坑村明清古民居。
　　3月12日下午，丁登山和他的课题组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位因参与开发苏州昆山旅游资源而闻名的学者告诉记者，自己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雕版，雕版的做工相当精美，雕刻技师的手艺比较娴熟，雕版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但是他们把这样的宝贝放在祠堂的墙角，看着让人心痛。”
　　丁登山的助手赵清博士告诉记者，自己以前曾在古玩市场看过一两块类似的明清雕版，每块价格在200元以上。“但水坑村的这套雕版，是比较完整的，即使一块值200元，但是一整套加起来，决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而是远远大于二。”
　　赵清告诉记者，从这套家谱的内容看，它记录了当地李氏家族的变迁史，对研究家族史、人类学、人口学都是很有用的，如果有学者把这套家谱作为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它可能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赵清告诉记者，这样的例子在学术界比较多。
　　对于他们使这件文物升温的说法，丁登山表示意外。“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课题组最早发现的，而且听说以前也有专家来看过。”

　　鉴定报告因何延迟公布？
　　丁登山同时也表示，自己是搞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研究雕版家谱来说，还不能算是专业人士。
　　那么，以前来过什么专家，为什么没有公布这套家谱的价值呢？
　　水坑村部分村民告诉记者，早在去年8月5日，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就专程考察过这套家谱。7个月过去了，难道真的没有考察结果吗？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在龙门县有关部门看到了一份鉴定报告，报告是2003年8月10日作出的，落款为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
　　在这份报告里，鉴定委员会对这套家谱作出了本文开头所引述的评价。同时，在这份鉴定报告中，专家对这套家谱的内容也做了相应的描述：《李氏家谱》不仅“记录了李氏世系的繁衍”，还有“序言、祖先行述、墓志、家规等内容”，该家谱“序言真实记述了李氏从南雄珠玑苍南迁广州，而后又移民珠江三角洲龙门县的原因和历程”。
　　鉴定报告认为，这套雕版刻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于道光六年雕成并开始印刷，材料为樟木。
　　至于这套雕版是谁雕刻的，动用了多少人工，在17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随后，龙门县文化部门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这套家谱是水坑村世代相传才保留下来的，目前属于水坑村集体所有。但是水坑村在此前并没有很好的保存条件，一直堆放在祠堂里。如果过早地宣扬它的价值，那么，家谱的安全则可能会受到威胁。这位人士还告诉记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丁教授来之前，龙门其实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这套雕版家谱的价值。
　　“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这套家谱到现在才热起来。当然，现在县博物馆也为水坑村设计好了保存方案。”

　　为保存家谱入狱三年
　　根据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这套家谱已经有170多年历史。那么，这套家谱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
　　按照水坑村党支部书记李应军的说法，这套雕版家谱刻成后，除了印刷使用和每年农历重阳节拿出来供大家瞻仰外，其余的时间都静静地躺在祠堂的神位上面。但是“文革”破四旧一开始，这套雕版家谱便悄悄地消失了。李应军说，当时自己还是个孩子，不知道雕版家谱到哪里去了。
　　年逾花甲的李潮梅老人告诉记者，“文革”破四旧时，幸亏李燕相把雕版家谱藏起来了。
　　李燕相解放前在广州当警察，是水坑村见过世面的人物。解放后，他回到了水坑。“文革”一开始，他就把雕版家谱藏起来了。
　　至于他是如何藏这些雕版家谱的，李潮梅知之有限。据村民讲，李燕相在10年前就去世了。幸运的是，记者在水坑村找到了李燕相的儿子李普阳。李普阳已经75岁了，村里人都尊称他做“普公”。
　　“普公”告诉记者，“文革”期间，他父亲看到红卫兵到处搞破坏，就偷偷地把雕版家谱从祠堂拿回家。
　　“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父亲去拿的时候我不知道，雕版的数量很多，差不多超过100斤，他肯定是分几次拿回来的，拿回来后就放到楼上的木箱子里。我看见过一次，他在箱子里放东西，是雕版。我记得是晚上，父亲没有察觉到我看见他。不过我那时已经三四十岁了，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外面从来不敢跟任何人提(这件事情)。”
　　“那个东西以前放在祠堂里，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突然之间消失了，肯定会引起人们的猜疑。我当时很替父亲担心，很怕。”　
　　“普公”告诉记者，后来红卫兵真的就怀疑上了他父亲，三天两头来他们家搜查，翻箱倒柜。
　　“普公”说，红卫兵来的时候，他父亲很安静，从来不向楼上瞄一眼。“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楼上的木箱子没有了，我知道父亲把他转移了。太不安全了，家里实在藏不住了。这次，谁也不知道父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
　　“红卫兵找不到，当然不死心，开始每天都到我家来，一来就是三四个人，而且每次人都在换。不管他们怎么折腾，父亲都没有承认。”
　　“红卫兵走的时候，给我家里贴满了大字报。大门也被贴上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封住门，留了一个小洞，我们全家进出都得从这个洞里爬进爬出，像狗一样，红卫兵的大字报是不能搞破的。这个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普公”说。
　　“为了保存那个雕版，我们全家都受尽了屈辱，整天在担惊受怕中活着。但是全家没有人埋怨我父亲，没有怪罪他。他很少说话，没有人能体会到他的内心。那些年，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说起雕版半个字，但是心里都清楚，和父亲一道保护好它。”
　　然而，“普公”一家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后来找不到家谱的红卫兵还是没有放过我父亲，他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三年。”
　　至于红卫兵当时是怎么搜查雕版家谱的，李普阳并不愿意多讲。通过多方努力，记者还是无从得知红卫兵是怎么认定是李燕相藏了雕版。
　　“文革”结束后，水坑村筹资，重新修缮祠堂，所有的东西包括神位神台什么的都修好了，就是缺了雕版家谱。
　　“大家干着急也没有办法，这时候父亲说，他把那个东西藏在后山了。原来，父亲看家里实在没办法再藏下去了，就把他转移到村子后面的山上，装在一个箱子里，藏在石头下的草窝里。”“普公”告诉记者。
　　就这样，这套雕版家谱又重新回到了祠堂。据李潮梅老先生讲，1993年他们还用这个版印刷过一次家谱，印刷效果很好，但是，通读家谱后发现，雕版还是缺了几块，但却不知散失到哪去了。
　　撰文：本报记者　南小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