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仙生活札记《孔孟在角度上的差异》

盛世华章

仙仙生活札记《孔孟在角度上的差异》  按照我们儒家传统的道统说来讲，孟子是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又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在后世儒家中的影响又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我们一般说孟子是夫子的嫡系后学，是继夫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家，是“亚圣”。但我们在看到他对夫子学说的继承与发扬的同时，却忽略了两人学说上的不同。孔孟学说上的差异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又关系到我们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以我的思想深度与学识厚度，从整体上讲这个课题都是不可能，所以我挑选了一个局部来讲——我们来说说孔孟在角度上的差异。孟子和夫子的不同从最表面上来看就是角度的不同。
先说夫子。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夫子的学说主要还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用《大学》中的八条目来说，便是看重修身的。而孟子则不然。在孟子的学说中，修身不是目的，只是过程，因为修身是为了向上发展，达到家的和谐，国的和谐，最后达到天下大同。宋代理学家程颐为了他所构建的理学体系能站得住脚，居然没有根据就胡扯，是《大学》是子思所做。但是，没有根据归没有根据，程颐的这个说法却还是勉强有点道理的。因为孟子的学说在很大部分与《大学》思想不谋而合甚至是就是建立在《大学》思想的基础上的，而孟子又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所以程颐的说法倒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胡扯。夫子的眼光不仅仅是放在政治上，而《论语》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的。可是孟子的学说却是实实在在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政治上的学说。虽然他们两人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建立大同社会，可是他们两人心目中的大同社会是有差距的：夫子的大同社会大概是大家都很快乐地自食其力，而君王尊崇礼乐，是仁的中庸的榜样，以德行教化天下；而孟子心目的大同社会大概是社会秩序井然，而社会秩序井然的原因却是君王施行仁政，奉行王道——而君王施行仁政，奉行王道的结果又是百姓的拥戴，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应该说，夫子在观念道德至上的，在行为上是礼乐至上的，而他的学说也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所涵盖的方面非常之广，而且夫子虽然希望君王有德，却从没提出过关于仁政的构想。仁政这一观点是由孟子提出，后又经历代儒家对之加以完善而形成。可是仁政思想真的是对于夫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吗？我看未必。因为仁政思想是有两方面的：正面意义是它可以规范政府的行政重心在百姓，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也；而反面意义是实行仁政的目的在君王方面却是巩固封建专制制度，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是也。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是把希望全部寄托给了君王，寄托给了君王能有善心，能看得远。可孟子的仁政之说也是把主动权交到了君王手中。后世君王真的实行仁政的并不多，也却给了君王们用以巩固君权的理由，表现的明显的是朱元璋，他甚至删改了仁政的前提即所谓关于“民本思想”的内容——只就成了对儒学赤裸裸地利用！当然，处于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其思想局限性，而他也的确有“民本思想”对仁政进行规范，倒也无可厚非。但我们作为现代人应该了解的是，“民本思想”到底不是真正的民主，而也只有民主才能真正实现孟子理想中的“民本思想”。
下面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夫子与孟子的学说会存在这样的角度差异。首先当然是时代原因。战国时代比春秋时代更加混乱，恢复旧制度已经不现实了，所以只能建立新的制度。虽然孔孟学说中这种倾向不明显，却还是能隐约窥见的。第二就是夫子与孟子的身份问题了。夫子虽然想要从政，想要推行他的政治理念，可在离任了鲁国大司寇后，却一直在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始终没有再参与政治活动，成为了一个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虽然他也曾对鲁国“陪臣执国政”表示过不满，并在预言说：“陪臣执国政，三世希不失矣”，可这毕竟与他政治上的失意有关，说得不恭些，就是有愤懑，说的是气话的倾向。因此，夫子对君权的维护是情绪化的，侧面的，甚至是后世半分析半猜测得出来的，并不一定是夫子的本意。而且我们看《论语》，夫子给君王“安排的任务”也就是当道德偶像，实际行政权利几乎提都没提。而孟子则不同。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谋士，到处再游说君王，并且在游说的同时宣扬他的学说。他这样的身份，自然需要维护君王的利益，因为既然是游说君王，就自然要站在君王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虽然孟子的主观目的也许和夫子一样，是希望百姓安居乐业，是希望恢复礼乐，可君王想的却是如果巩固自己的权利地位。而且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主动权是在君王手中的，孟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请愿者罢了。因此，孟子学说会有这样的倾向甚至矛盾也是无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