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云：百年之后，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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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李鸿章为英雄，现代人恐怕难以接受，毕竟在我们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里，李鸿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奸臣，一个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卖国贼。但梁启超在他的《李鸿章传》中却说李鸿章是英雄，是一个时势造就的英雄。那么，是什么样的时势，造就了什么样的英雄呢？

十九世纪的中国，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已进入了晚期末年，呈死而未僵之势，当时的大清帝国也由它的鼎盛走向衰微。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的科技文化水平已远远落后于当时的世界强国，而大清朝野上下仍沉浸在泱泱大国的自负中不思自省。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大清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完全暴露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于是中国就像是一块味道鲜美的肥肉开始任由列强们宰割蹂躏。这就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上的形势，那么，国内呢？

1851年（咸丰元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迅猛之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并以南京为都建立政权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同年，在北方的山东河北一带又爆发了捻军起义，另外还有红苗暴动，白莲教起义，天理教造反，陕西万行五变乱以及回疆张格尔叛乱等等。

李鸿章出道之时所面临的时势可谓是内忧外患。李鸿章彰显才干得到重用始于1862年（同治元年）的平定内乱。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李鸿章在老家安徽效法曾国藩的湘军组建了一支军队——淮军。淮军初建之时并不为人看好，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西方人见淮军军服简陋破烂便在背地里耻笑他们。李鸿章说道：“军之良莠，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待看到淮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时洋人无不刮目相看，并甘愿听令于李鸿章。李鸿章建功立业始于与天平军的较量，淮军建立后即与太平军展开激烈地对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淮军转战江浙各地与太平军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十场战役，最终击败太平军，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宣告失败。之后，李鸿章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剿灭了捻军。至此，震动大江南北长达十几年的农民起义平息了。从此，李鸿章一步步地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内忧虽暂定，外患仍不断。李鸿章认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之，而洋务之能事毕矣。”鉴于这种理念，李鸿章开始大力兴办洋务运动以实现攘除外患的目的。他所谓的洋务运动无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方面：购船、购械，造船、造械、造炮台，缮船坞等。二是商务：修铁路，办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煤矿、金矿等。另外还有一些辅助性质的学堂和公派留学等等。他盲目地认为，只要中国拥有了洋人所拥有的东西就可以战胜洋人打败洋人。那么，其结果又如何呢？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摧毁了李鸿章洋务兴国的梦想。此一役，李鸿章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拥有铁甲船、巡洋舰、炮船、鱼雷船的北洋水师土崩瓦解，几十艘战船沉的沉、伤的伤、降的降，“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轮声矣。”而李鸿章的发家之凭淮军也在这场战争中遭受惨败，从此名声扫地。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李鸿章因素清内乱而声名鹊起。纵观他与太平军及捻军作战时的用兵用人都堪称英明果敢，一度被称为军事奇才。但在甲午之战他却用人唯亲，屡失战机，致使惨败的下场。这也难怪国人痛骂他只会内战不会攘外，一时间，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一样声名扫地。

李鸿章与太平军交战，称其为打得好不如说他打得巧。1862年，经历了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由于领导层恣意享乐，不思进取，内部纷争不断，已呈颓败之势。而李鸿章新组建的淮军急于建功立业正值旺势，二者的交锋犹如一个如日中天的青年和一个垂垂老者的对决，胜负已是昭然若揭。至于剿灭捻军，李鸿章虽用兵得当，但对于失去南方太平军呼应的已成散兵游勇的北方捻军，被肃清也是迟早的事。不过，李鸿章的围追堵截，清壁坚野的军事方针路线以及他率领淮军的顽强作战在平息内乱中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安内过程中李鸿章确有其功，只是功劳没有人们赞美得那么大。

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也许是因为老迈昏聩，李鸿章首先是外交软弱；也许是因为太过自以为是，他不但兵力布置迟缓、怠滞、贻误战机，而且用人用兵均有不妥，完全有失当年号称军事家的水准，致使海陆两军一败涂地。纵观甲午战争，总指挥是年逾七十的李鸿章，麾下主力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淮军。难怪当时西方评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此言虽过，但就当时国内的情形来看竟也相差无几。甲午海战中广东的一艘广丙舰被日军俘获，“当事人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在攘外过程中李鸿章确有其过，但过错也没有人们痛骂得那么大。

应该说李鸿章的初衷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平定内乱也好，抵御外敌也好都是为了清政府的长治久安，站在他的立场和当时“有识之士”的角度来看，李鸿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民为国。只是他不知道，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权已不值得他去扶持，并且凭他一己之力也是不可能帮扶得了的，因此，梁启超说李鸿章没有学识，我说李鸿章是没见识，估计两者是一个意思。至于李鸿章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如《中俄密约》、《中日马关条约》等等，更是遭到国人的怒骂。凭心而论，签订什么样的条约，条约的内容是什么，李鸿章是无权决定的，决定权首先掌握在战胜国手里，其次是慈禧太后的认可，李鸿章不过是个经办人而已。而在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李鸿章总是尽可能的减轻中国的负担，只是这种城下之盟是不可能给战败国以实惠的。

1901年，李鸿章病逝于北京贤良寺，终年七十八岁。就在他死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前来催促他赶快在和约上签字画押，此前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已出逃至西安，惟留李鸿章一垂垂老者来应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逼恫吓。为大清帝国李鸿章可谓是支撑到了最后一刻。

如果一定要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找出英雄的话，可能真是非李鸿章莫属——他权倾朝野，有为国尽力的机会；他掌控财政大权，有富国强兵的能力；他藐视外国势力，有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愿望。而他也确确实实的在不遗余力地为大清尽忠尽力，只是，他只知道平定叛乱却不去思考缘何会有叛乱，只知道搞洋务却不知道国家有政务。说白了，他不明白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不明白腐朽的政治体系应该被打破而不应该去修修补补。梁启超说得对，李鸿章是不学无术、没学识、没远见。

李鸿章的所作所为算不算是英雄暂且不论，单看他对待列强的态度倒是颇有几分英雄气概。伊藤博文称第一次在天津见到李鸿章时很惧怕他，说李鸿章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中国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出使日本，在日本人面前依旧是一贯的傲慢无礼，口气相当蛮横，屡次对日本所定的条款一概否决，不带一点战败国的颓势。1896年李鸿章出使欧洲，动辄问人的年龄及收入，有人告诉他洋人忌讳这个，李鸿章不予理睬，照问不误。一次他在参观工厂时问一个工头，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厂他能拿多少钱。工头回说只挣工资。李鸿章遂指着工头手指上的钻石戒指慢慢说道：“果真如此，你的钻石戒指是怎么得来的？”

在与法国前总统俾斯麦会晤时，俄国公使建议二人演唱本国国歌，俾斯麦欣然同意遂唱起雄壮的《马赛曲》。当时的大清帝国没有国歌，李鸿章不甘示弱，他灵机一动，用浑厚苍凉的嗓音情绪饱满，满怀激情地唱起了他老家安徽的民间小调。不明就里的各国公使闻听这高亢激昂的歌声，无不肃然起敬。



说到李鸿章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两个劲敌，一是军事上的劲敌李秀成——

太平天国高级将领英王李秀成1823年（道光三年）生，与李鸿章同龄。1851年（咸丰元年）加入太平军，1859年封英王。李秀成聪明机敏，富于谋略，胆识过人，英勇善战。在解围镇江，破江北江南大营以及三河战役中屡建奇功，是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军事将领，是李鸿章军事上的劲敌。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成立后与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在江浙两省共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场的战役，互有胜负。

李秀成不但极具军事才干而且富有政治头脑。面对太平天国日渐衰微的政局，他冒死谏请天王洪秀全“择才而用，定制恤民，严申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但是，他的革新政治的主张未被洪秀全采纳。

李秀成不但善于用兵还能善待他人，体恤士兵，和蔼可亲。他胸怀宽广，体察民情，实行轻赋轻税政策。由于李秀成爱民至深，在他不得已撤离苏州城时，全城百姓男女老幼无不恸哭流涕。在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城被攻陷之日，全城十几万百姓没有一个投降清军的，而残余的太平军随同李秀成一起巷战三天三夜，没有一个退缩的。

1864年6月，南京城城墙被清军通过挖地道埋下的大量炸药炸飞，南京失陷。李秀成临危不乱，一面组织抵御一面安排突围，并让洪秀全的儿子幼主洪福骑上自己的宝马出城逃命（此前洪秀全已服毒自尽），而自己则抱定必死的信念与清军激战三昼夜，最终力尽被俘。在狱中的站笼中李秀成慷慨激昂壮怀激烈地写下数万言的供状，讲述太平天国的兴亡史，字里行间如挟风雷，威风凛凛。

1864年，李秀成遇害，时年四十一岁。


二是政治上的劲敌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生，中国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两月后，李鸿章辞世。同年，梁启超以通缉在案维新派流亡领袖的身份为李鸿章作传。尽管二人志不同道不合——一个主张政治改革，一个坚守腐朽的政权体制，但梁启超仍秉持着写史之人所应秉持的公正态度客观地评价了李鸿章。

虽然梁启超并不看好李鸿章的外交能力，认为李鸿章能走上外交的红地毯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机缘巧合，跟他的实际能力无关，并且在书中多次批评李鸿章的外交失误，认为李鸿章不学无术。《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是谤满天下。但梁启超认为，在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李鸿章“无功焉，亦无罪焉”。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际，战败国是没有讲条件的权利的，所以即使换作王鸿章刘鸿章其结果都是一样。

搞了近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在朝野上下是呼风唤雨，可谓誉满天下。但梁启超却认为“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是经济改革，梁启超的维新运动是政治改革。梁启超所说的国务就是政治改革，他认为只有改革政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梁启超本着“作史必当以公平心行之”的态度，很客观地评价了李鸿章的一生，称李鸿章是出色的军事家，头脑简单的经济改革家，狂妄自大却有些蹩脚的外交家。虽然李鸿章有过、有毁、有谤，但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势下，李鸿章也算是一代枭雄了。在对李鸿章为国家事务鞠躬尽瘁的精神大加赞扬的同时，梁启超也为李鸿章不能有诸葛亮那样的美誉进行了剖析：“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

梁启超对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不仅体现在李鸿章身上，同时也体现在对李秀成的评价上：“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在当时，太平天国运动被称为暴民叛乱，洪秀全在梁启超笔下不过是一市井无赖，但他对洪秀全的部下李秀成却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对于当朝的敌人，梁启超仍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给予公正的评价，足见其作为一个写史之人的可贵品质。

梁启超不但公正客观，而且明察秋毫。在以往的知识里，李秀成一直是被当作变节者遭到诋毁的，从幼年的小人书到近期的百科全书，我所读到的信息都是李秀成被清军俘获后在供状中有乞降之意。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这样写道：“秀成之被擒也……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诚然，李秀成如想变节，之前他有大把的机会，他可以骑着自己的爱马逃走，他可以在三天巷战中的任何一天改装逃走，他甚至可以混入百姓中……梁启超说：“百年之后，自有定论。”但是，梁启超不会想到，百年之后，那个他极尽赞美的大英雄李秀成，仍被世人当成变节者评述着，定论？还要再等一百年？

作为李鸿章政治上的公敌，梁启超确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如果中国还不想着自我振兴，将来恐怕难免要爆发一场大的革命。

果不其然，十年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腐朽没落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