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植与忠义文化（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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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植与忠义文化（6月10日）








忠义文化起源于汉末三国时代，保定则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忠义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汉末三国时代，在保定地区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卢植和刘备师徒。进而出现了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位代表的忠义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他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少年时，曾与著名学都郑玄一起，求学于东汉“通儒”、大经学家马融。他专心致志，积年向学而无旁鹜，因此深得马融爱重。卢植由此精通古今经学，又不拘于章句。学终辞归，专注于教授学生。他性格坚强果毅，怀抱大志，曾以布衣身份，上书大将军窦武，希望能“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起用“宗室贤才”，“简其良能”，以为“强干弱枝之道”，但未被采纳。

建宁中（公元168年—172年），卢植被征为博士。熹平中年（公元175年），因“才兼文武”，拜为九江太守。到任后，反叛的九江蛮人，很快“宾服”。卢植因病去官，隐居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不久，“南夷”又反，卢植再拜为庐江太守。他深通为政之所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社会得以安宁。后被任命为议郎官，校经书、续汉记。不久调任侍中，晋升为尚书。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卢植上书，向朝廷谏陈八事，其中“用良”（核举贤良）、“原禁”（赦恕党锢之禁）、“备寇”（备御寇乱）、“修礼”（照古法以彰能否）、“御下”（禁塞请谒求官）、“散利”（散利于民）等，都切中时弊，但灵帝不纳。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发生。汉廷又举卢植为北中郎将，发兵取胜，反受人诬陷而被囚禁，直到别人讨平黄巾军后，“盛称植行师方略”，认为全仗卢植规谋，才“济成其功”，卢植始得恢复名誉并复尚书之职。董卓进京，“陵虐朝廷”，群僚惧其淫威，无一敢言，惟独卢植，“抗议不同”。董卓在怒欲杀他，议郎彭伯劝谏说：“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卢植才得幸免；后为避祸隐于上谷（在京北军都山）。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卢植逝世。临终，令其子薄殓俭葬，身后留下所著碑、诔、表、记共6篇。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大军北征，路过涿郡，特告诫当地守令：“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促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令人除扫卢植墓苑，诚心致祭，并慰问卢植子孙，彰显卢植功德。

《后汉书·卢植传》作者在文末评论说：“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盛赞卢植的劲节忠心。卢植在社会剧烈动乱中，作为中流砥柱、儒宗人望，其学问胆识、功勋业绩、与品德风范，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世所公认的楷模，不仅奠定了卢氏后来作为“北州冠族”、“范阳郡望”的基础，还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忠义文化”的鼻祖。卢植及其子孙们，以汉魏北朝所积累建树的学问业绩、品德风范，成为卢氏子孙千余年间长盛不衰的声望基础和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