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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俊义落草与宋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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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8 02:04: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卢俊义落草与宋江投降



水浒“好汉”
落草的一般原因是官逼民反,所以有“逼上梁山”一说。不过水浒“好汉”那么多,针对不同的人和事,应当做具体分析。卢俊义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卢俊义落草前祖居北京人氏,是河北三绝。与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郓城小吏宋江相比,卢俊义不仅家境殷实,而且社会地位和知名度都很高,应该是大宋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为什么要造反呢?


当然李固陷害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他的陷害之所以险些成功,是因为梁中书、张孔目、董超、薛霸这些“好利之徒”收了李固的贿赂,暴露了大宋王朝的司法腐败。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必多说。


卢俊义落草最主要的原因是宋江、吴用等人的智赚,我最感兴趣的也是宋江、吴用等人的是如何“智赚”卢俊义入伙的。(第六十回《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并由此我对宋江、吴用等人的革命事业颇有看法。


先说所谓的“智赚”是个什么东西,一言以蔽之:骗也!


为了引起卢俊义的注意,吴用首先借着抬高身价来炒作自己:

吴用手中摇铃杵,口里念著口号道:“甘罗发早子牙迟,彭祖,颜回寿不齐:范丹贫穷石崇富:八字生来各有时。此乃时也,运也,命也。知生知死,知贵知贱。若要问前程,先赐银一两。”说罢,又摇铃杵。北京城内小儿,约有五六十个,跟著看了笑。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一头摇头,一头唱著,去了复又回来,小儿们哄动越多了。


第一步炒作成功,接着吴用故弄玄虚,利用妖言蛊惑人心:

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搭了一回,拿起算子一拍,大叫一声“怪哉!”卢俊义失惊问道:“贱造主何吉凶?”吴用道:“员外必当见怪。岂可直言!”卢俊义道:“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但说不妨。”吴用道:“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剑之下。”卢俊义笑道:“先生差矣。卢某生於北京,长在豪富;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讲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灾?”吴用改容变色,急取原银付还,起身便走,嗟叹而言:“天下原来都要阿谀谄妄!罢!罢!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生告退。”卢俊义道:“先生息怒;卢某偶然戏言,愿得终听指教。”吴用道:“从来直言,原不易信。”卢俊义道:“卢某专听,愿勿隐匿。吴用道:员外贵造,一切都行好运;独今年时犯岁星,正交恶限;恰在百日之内,要见身首异处。此乃生来分定,不可逃也。”
在一个王朝的末世,对于愚昧的国民,谎言往往比真理更能发挥作用。接着,工于心计的吴用又趁机题下藏头反诗,设下离间之计:
卢俊义道:“可以回避否?”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沉吟自语,道:“只除非去东南方巽地一千里之外,可以免此大难;然亦还有惊恐,却不得大体。”卢俊义道:“若是免得此难,当以厚报。”吴用道:“贵造有四句卦歌,小生说与员外写於壁上;日後应验,方知小生妙处。”卢俊义叫取笔砚来,便去白壁上平头自写。吴用口歌四句道:卢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
宋江、吴用等老一辈革命家自然懂得谎言仅仅是暴力的润滑剂,“枪杆子里出政权”才是革命的硬道理。所以一开始吴用就带着杀人不眨眼的李逵做自己的贴身保镖,以防不测。再依次利用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穆弘、李应、朱仝、雷横、花荣、秦明、林冲、呼延灼、徐宁、李俊、张顺等人充分发挥了“敌进我退,敌疲我饶”的游击战术的优势,通过数次山地战、海战终于成功地实施了对卢俊义的绑架计划。虽然打斗不够血腥,却也是一种依靠武力的强迫。
卢俊义一样的聪明人都可以被谎言欺骗,又何况家奴李固呢?于是,吴用再设离间计:
吴用道:“这事容易,先教固送了车仗回去,员外迟去几日,却何妨?吴用便问李都管:“你的车仗货物都有麽?”吴用将引五百小喽罗围在两边,坐在柳阴树下,便唤李固近前说道:“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时预先写下四句反诗在家里壁上。我叫你们知道:壁下三十八个字,每一句头上出一个字。「芦花滩上有扁舟」,头上「芦」字,「俊杰黄昏独自游」,头上「俊」字;「义士手提三尺剑」,头上「义」字;「反时斩逆臣头」,头上「反」字:这四句诗包藏「卢俊义反」四字。今日上山,你们怎知?本待把你众人杀了,显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姑放你们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决不回来!”
所以,在当时那样一种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李固占有了主人的财产和老婆,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他后来虽然发现上了当,可是财产已经占了,女人也睡了,认罪的下场大概也是一死,至少要被逐出家门吧?在封建社会里,女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出轨都是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因此而丢掉性命也是常有的,贾氏的处境非常危急,无毒不丈夫么,两人一合计:还不如铤而走险,想个法子先下毒手把卢俊义的性命给害了,说不定还能侥幸保住性命。所以就告了官,使了银子设法搞掉卢俊义。谁让那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社会评价制度呢?让那些有意或无意作下恶事的人没有一个向善的机会,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吧!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么,人只要能保住性命啥都有了!

在卢俊义被绑架在梁山根据地的那些日子里,宋江表面上温情脉脉地劝其入伙,并以头把交椅相诱骗,又借其他人之手用枪杆子胁迫其就范:

卢俊义道:“感承众头领不杀;但卢某杀了倒好罢休,不杀便是度日如年;今日告辞。”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识员外;来宋江体已备一小酌,对面论心一会,望勿推却。”又过了一日。次日,宋江请;次日,吴用请;又次日,公孙胜请。话休絮烦;三十余个上厅头领每日轮一个做筵席。光阴荏苒,日月如流,早过一月有余。卢俊义性发,又要告别。宋江道:“非是不留员外,争奈急急要回;来日忠义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己送路。只见众领领都道:“俺哥哥敬员外十分,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偏我哥哥饯行便吃:‘砖儿何厚,瓦儿何薄。’”李逵在内大叫道:“我受了多少气闷,直往北京请得你来,却不容我饯行了去;我和你眉尾相结,性命相扑!”吴学究大笑道:“不曾见这般请客的,我劝员外鉴你众薄意,再住几时。”更不觉又过四五日。卢俊义坚意要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将引一班头领直到忠义堂上,开话道:“我等虽是以次弟兄,也曾与哥哥出气力,偏我们酒中藏著毒药?卢员外若是见怪,不肯吃我们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老大不便!”吴用起身便道:“你们都不要烦恼,我与你央及员外再住几时,有何不可?常言道:‘将酒劝人,本无恶意。’”卢俊义抑众人不过,只得又住了几。前後却好三五十日。自离北京是五月的话,不觉在梁山泊早过了两个多月。

在这两个多月里离间计开始发酵,卢俊义回到家里就吃了官司,进了牢房,严重到了要判死缓的程度,哈哈哈,这正是宋江、吴用等人所期望的一个结果:再派一帮人救卢俊义,你卢俊义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你不是和梁山贼盗是一伙的,他们为什么要来救你?经过一番坎坎坷坷,卢俊义陷入一种无助的状态,对政府彻底失望了,梁山弟兄又把你从牢房里救出来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组织正向你招手,再坚持不从就是不识时务了。卢俊义的财产、肉体和精神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劫持和绑架了,可他有苦说不出,还得感谢组织的关怀,感谢折磨自己的人——宋江、吴用:
宋江见了卢俊义,纳头便拜。卢俊义慌忙答礼。宋江道:『宋江不揣,欲请员外上山同聚大义,不想却陷此难,几致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见!』卢俊义拜谢道:『上托兄长虎威,下感众头领义气,齐心并力,救拔贱体,肝脑涂地,难以报答!』

在这次大会战中,宋江派来的人自然烧杀抢掠,收获粮草人马无数,有效的扩充了革命力量。当初给卢俊义许下的头把交椅也该让出来了吧?看官请看:

当下宋江要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卢俊义大惊道:『卢某是何等人,敢为山寨之主?但得与兄长执鞭随镫,做一小卒,报答救命之恩,实为万幸!』宋江再三拜请。

卢俊义那里肯坐。只见李逵叫道:『哥哥偏不直性!前日肯坐坐了,今日又让别人!这把鸟交椅便真个是金子做的?只管让来让去,不要讨我杀将起来!』宋江大喝道:『你这厮!....。』卢俊义慌忙拜道:『若是兄长苦苦相让,著卢某安身不牢。』李逵又叫道:『若是哥哥做皇帝,卢员外做个丞相,我们今日都住在金殿里,也值得这般鸟乱;无过只是水泊子里做个强盗,不如仍旧了罢!』宋江气得话说不出。吴用劝道:『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却再让位。

宋江那里是让贤于卢俊义?分明在告诫他识相点:别以为你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那算个屁!我的地盘我做主,叫你见识见识梁山革命根据地老大的弟兄有多厉害。这是一种震慑和试探,卢俊义早在这次人生的大转折中见识了宋江的手段,自然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后来活捉史文恭又如何?别以为给你个笑脸,你就可以阳光灿烂。卢俊义熟谙权力斗争中的游戏规则,自然拿捏得很准,所以夹着尾巴做人,也能保住梁山政治局的第二把交椅,虽无实际权柄,也能善始善终。

《水浒传》这本书,我只是断断续续地通读过一两次,读的不仔细,也没有什么研究。据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水浒传》颇有研究,在他的革命生涯里,经常研读这本书,还从中发现和总结了许多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经验。宋江是“投降派”一说不是他提出来的吗?他对宋江的投降很不以为然。

不过,在我看来宋江的投降也许是天下黎民百姓的一大幸事,通过宋江智赚卢俊义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宋江是个怎样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虚伪、狡诈、阴险……滥用谎言和暴力。

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革命初期,他们也许是真诚地以“替天行道”为宗旨,以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为目标。可是,在长期而残酷的做斗争中,存在于对方身上的邪恶也很快侵蚀了他们自己。那些打江山坐江山的人,一路杀来一路骗,不自觉地染上了嗜血症和说谎症。谎言和暴力作为一种手段,最终也侵蚀了目标本身。所以,历史上很多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的革命一旦成功,新生的力量往往比当初他们所推翻的那个势力更邪恶、更专制、更腐败。因此,革命的手段与革命的目标同等重要,证明一次革命的目标是否具有正义性的最好方法就是:看那些革命者的行动是坚持还是违背了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在重新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道德方面,他们究竟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是不加选择地一律破坏。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在政治斗争中往往一摆涂地,而像宋江之类的小知识分子却屡屡获胜。大概是因为这些小知识分子识字,所以谎话编得更具有欺骗性;又因为他们是小知识分子,所以可以置伦理道德于不顾,手段更加灵活多样。既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绣花,不能讲温良恭俭让,就可以暴力一点,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于是他们的革命就成功了!

可惜,宋江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叫施耐庵的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良好愿望杜撰而成,这样的一个结局在现实中总是被无情地否定:在上世纪内战期间,胡适先生建议双方通过民主选举和政党轮替的方法达成和解,可是结果呢?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争斗,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天下百姓从此承受了比过去更多的苦难!先生权衡再三,只好到了台湾,即使如此他也难逃被口诛笔伐的命运,其子留下来做了替罪羔羊,直至被逼自杀。

历史上那些不投降的宋江,说明他们比《水浒传》里的宋江更加残酷决绝,所以我要说:宋江投降了,是咱老百姓修来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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