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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及以前的战国时代，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他们不仅通晓方术，而且熟知天文地理、医术、农业及航海等知识。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秦始皇入海求药，最后到达日本。与徐福同时代的方士，还有韩终、卢生、侯公等，他们也先后为秦始皇访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五年，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始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而“韩众(终)去不报”。可见在始皇三十五年时，卢生、侯生、韩终等都已相继逃亡了。《汉书·郊祀志》云：“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人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这里把韩终和徐福连在一起，徐福之属到了日本，这是现在中日学者基本统一了的认识，韩终之属出海后到了哪里呢?
秦皇岛市徐福研究会原会长郭继汾先生认为韩终是到了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国，他认为“辰(秦)韩这个名称也正是对它的创业者秦人韩终的纪念。”我同意这一说法。
查找韩终的有关史籍可见，韩终乃齐国方士，炼丹采药，修炼成仙。《后汉书·张衡列传》（第四十九）“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卷之四·金丹》“韩终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视，立日中无影”。《广弘名集卷第九》“服丹成金色者，……昔韩终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黄金色者。”
《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一·仙药》：
“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不论韩终炼丹也好、服药也好、成仙也好，关键的问题在于，韩终修炼的地方是楚国境内的长沙。唐·司马承祯《洞天福地记》：记载：“第二十三洞真墟——在潭州长沙县，西岳真人韩终所治之处。”修炼成仙并非一日之工，必须长期呆在所治之处，可推想韩终在长沙时与罗氏、卢氏交往密切。在秦灭楚后8年，韩终带着罗氏、卢氏等楚国亡民有准备地逃离了秦国，渡海到了朝鲜半岛东南部。中外学者们认为，韩国的汉字传入时间大约在战国到汉初，[20]这和韩终之属到韩国的时间吻合。至于渡海路线我认为不会是在秦皇岛，尽管有明宪宗成化13年立的“秦皇求仙入海处”石碑，但不太符合迁徙规律。鉴于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苏都有过丹阳地名出现，而且在东海普陀山至今有海礁被称做“新罗礁”，[21]我推测韩终所属是从长江口渡东海，经过济州岛到日本海西岸的朝鲜半岛东南部登岸，在庆州一带重建家园，以纪念韩终和卢氏原籍辰州的辰韩就此出现。
推论：韩终可能就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形，史籍中记载韩终已经修炼成仙，完全有可能被后人奉为天神，他带领以罗氏族、卢氏族为主的三千臣民，选择适合居住的太白山下落户（太白市一直属于辰韩、新罗的领地）。而神话中桓雄与熊女所生的檀君，应该是以熊为图腾的新罗首领。新罗率先统一了半岛，并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来了开国神话。
再来看看韩国罗氏、卢氏的宗谱。
韩国罗氏被分为罗州罗氏和锦城罗氏。韩国1982年版《罗州罗氏大同谱》卷一《姓原考》说，“罗氏为伯益后裔，世代在虞国为官，周代成王因大罗氏有功封罗国，为楚附庸，后被楚屈氏所灭，是为豫章罗氏”。关于锦城罗氏的姓氏，1987年版《锦城罗氏大同谱》卷一《姓原考》引辛卯科举人罗甫芳所记，说“罗氏本祝融氏后裔郧姓，春秋时周平王十二年封罗国。又传至九十世学公，国被吞并，止存一人。传至百零二世，珠公在汉初事高祖有功，封于豫章郡，是为豫章罗氏。”
韩国罗氏宗谱非常明确地记载着罗氏是“楚附庸罗国”、“祝融（楚人先祖）氏后裔”，由此可见，罗州罗氏和锦城罗氏同出一宗，都是楚国之地的罗国人。
韩国卢姓一直认为出自山东，但究其卢姓历史却不尽其然。卢戎，系姜姓戎族，在商代已发展为强大的部族，曾从周武王灭商，周封功臣姜族首领姜尚（即姜子牙）到营丘（山东临淄县）为齐侯，于是有一部分卢人也随着同族到山东建立了卢子国（今山东长清县西南）。《通志氏族略》、《新唐书宰相世系》和《元和姓篡》均如此记载：“姜姓济太之后也。齐文公之子高，高之孙溪，食采于卢，今济北卢县是也。因邑为氏。”因此山东长清是卢氏之主体。但是有另外一部分卢人辗转南迁到了湖北襄阳，也建立了卢子国。《风俗通义》云：“古芦子国，后有芦氏。芦子国（古芦戎地，春秋时庐子戢黎所在国）其后人以封国为姓。”这就是和罗氏一起迁到韩国的卢氏祖先。据
2000年6月19日的《淄博日报》报道：“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山东寻根，说姜子牙是他的祖先。”从而在韩国引发了卢姓到山东寻根的热潮。笔者认为，韩国卢氏应是从楚国来的卢戎之后裔（也就是从古三危迁回的苗裔）。
最后再回味一下韩国地名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和楚国一样的地名主要集中在韩国东部海岸的江原道，这里有江陵、襄阳、洞庭湖。江原道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太白山脉由北向南纵贯全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包围圈，使它与外界相对隔离，许多古风古俗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江原道的中心江陵曾是濊貊族居住地，是濊国的都城，但辰韩的位置与江陵接壤，江陵很早就和辰韩有所交流，所以历史上曾叫阿瑟罗、何瑟罗。我推测有关楚国的地名在韩国出现，主要是依据江原道的巫师世代口头传承下来的罗、卢历史传说而命名，如罗国和卢国的原地在襄阳，灭国后一起迁到洞庭湖附近的长沙，而江陵则是楚国的都城，和楚发源地丹阳同样重要。我在江陵时得知，江原道的巫俗是韩国保留最多、最完整的地方，由巫师主持的巫祭在被世人关注的“端午祭”中，是重要内容之一，韩半岛南部巫俗带有许多楚苗巫俗的色彩。当今苗族是世界上保留族源古歌最多的民族之一，几乎所有的古歌都是巫师传唱下来的，这也是巫师在少数民族中威望很高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罗国、卢国迁徙动向时，我真切感到，按照古代和近现代大多数学者的地名说法很多地方解释不了，而用石泉先生的楚地理新论却能够说通。比如辰州的位置，如果在湖南西部则无法说通史籍中辰州有包茅山的记载，包茅的产地一向认为在湖北中部荆山一带，而且湘西辰州与长沙距离甚远，不便于古时罗氏和卢氏结伴出海远行。楚国地理位置的变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地名变化。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穆先生就提出：先秦的湘、沅、澧诸水都在今湖北省境、分布于汉水流域一带，以后楚人南迁、地名随迁。[22]石泉先生继钱穆先生之后对此研究了几十年，认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巨大变化集中发生在公元555"561年间，主要是一大批原在汉水中游两岸的古地名向南迁移到了长江中游两岸。[3]由于一千多年来地名的错乱，史籍中也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寻找理论依据时，在众多的线头中择其主线，得益于韩国江原道的古地名和民俗现象，使主线研究越来越清晰。
我认为辰韩和新罗的历史将会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楚史研究新线索。
五 、古老的楚俗惊现韩国
楚国重要的习俗之一是用苞茅来进行缩酒。
荆楚盛产菁茅（也称之为苞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这种茅草盛产于荆山山麓南漳、保康、谷城一带。楚王在这一带立国之初，周天子让楚人上缴的贡品，就有这种廉价的茅草，主要用于缩酒祭祀。初期楚国国君地位不高，但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所以菁茅或苞茅也被尊为灵茅。《史记·孝武本纪》说：“江淮间一茅三脊，以为神藉”。“三脊”,
有三条脊棱的茅草。“藉”,祭神时用的草垫子。《集解》引孟康语说：“所谓灵茅也。”
关于“缩酒”，杜预曾解释说：“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本作“莤”。《说文解字》解释“莤”字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莤，象神歆之也”。“莤”字，上为茅，下为酒，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23]缩酒方法是用成束的灵茅来过滤酒中的糟粕,使之成为飨神的清酒。
“苞茅缩酒”是楚人最为重要的祭祀仪式，甚至可以成为引发战争的理由。《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桓公纠合诸侯借伐蔡为名，南下攻楚。楚使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齐国的相国管仲在答复楚使时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问罪的理由之一就是楚人不向周天子贡奉苞茅，周天子不能缩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看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楚人主管缩酒祭祀，并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熊”在金文中写作“[今]酉]”，“[今/酉]”即“莤”。“莤”，像神饮酒；“[今/酉]”像人饮酒，是“莤”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今/酉]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
。[24][今/酉]、熊通假，后来一律把“[今/酉]”写作“熊”字了。[25]所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
“苞茅缩酒”遗风今在湖北南漳的端公舞中有所表现，在湖北襄阳和湘鄂西的苗寨也有变异的缩酒遗俗存在。没有想到在韩国，笔者却看到了几乎和几千年前楚人祭祀完全一致的苞茅缩酒全过程。
那是一组笔者在韩国江陵参观考察端午祭时所得的图片资料。江陵端午祭是从农历的四月五日酿制神酒开始的，酿制神酒仪式在江陵旧官府“七事堂”由江陵市长主持，做祭酒的大米和酒曲是市民们捐献的，图片显示在准备做神酒的大米上，还有十小捆裹束整齐的菁茅与酒曲并放一起。在蒸煮发酵好了的米酒时，蒸锅上倒扣着一个大瓦缸，蒸煮完后，主持把菁茅铺垫在像葫芦瓢一样的容器里，用菁茅过滤掉酒糟，然后把酒浆装进大瓦缸，沾过灵茅的酒成为神酒。最后将神酒装进小土陶瓶子里，在瓶口系上一束茅草，以备用于祭奠山神、城隍等巫祝祭祀。[26]惟楚人独有的用苞茅缩酒祭祀神灵之俗，在韩国江陵原原本本的保存着，由此可见楚文化对韩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同样在韩国端午祭的图片资料上，由巫师主持的龙船巫祭也让我为之振奋。在端午祭期间，用竹木纸布等材料扎成龙舟，龙舟上系上一条十多米长的白布，女巫拿着白布作摇船状并唱着神歌，“这是旨在端午祭期间入座祭堂之上的诸神乘坐龙船平安回归的送神巫祭。”祭祀完后，龙船和其他神位、神木、纸花、灯等端午祭的祭品送到大关岭火化烧祭，称为“还于巫祭”，还于意味着神灵上天。[26]
在楚国的神话与宗教中，人和神分别处在两个隔离的世界，人和神的沟通是由巫师来完成的，沟通人神是楚国巫师最基本的职能。屈原《九章·惜诵》云：“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王逸注：“杭，渡也。一作航。”在楚人看来人间和天界的隔离正如河水两岸的隔离一样，需要有舟船航渡。魂舟可以载负人的灵魂升入天国。用魂舟为亡灵送驾引航、只能靠巫师，常人无法感知它的存在。
引魂升天的画像题材在楚国丧礼中是一项重要内容。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女子站立在一“半弯月状物”上，有学者认为，这“半弯月状物”正是“代表灵魂所乘坐的舟船，应该称为‘魂舟’”。[27]根据画面分析，帛画表现的是女巫在引魂升天的主题，脚下的魂舟起着载负女巫灵魂升天的作用。另一幅长沙楚墓出土《人物御龙帛画》，图中绘一危冠长袍的男子，手持长剑立于龙舟之上，衣饰飘向右方，表示龙舟在迎风前进。类似这种引魂升天的画像在楚墓中有许多完整地保存下来，而韩国江陵传承至今的龙船巫祭简直就像鲜活的楚风楚俗。
韩国南部的还有不少习俗与楚俗相似，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最近乌丙安先生送给我一本苑利所著《韩民族文化源流》，苑利先生认为韩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南方的百越文化，这在众多的韩文化北来说中独树一帜，我也赞同韩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南方文化，有百越文化的影响，但我认为受楚文化影响更直接一些。朝鲜古籍《东国岁时记》中就有韩国饮食习俗源于楚俗的记录：“望前煮赤小豆粥食之。按《荆楚岁时记》：‘州里风俗，正月望日祭门，先以柳枝插门，乃以豆粥插箸而祭之’。今俗说食，似沿与此。”苑利先生也认为韩半岛与荆楚饮食文化相似点很多，他说“韩民族与作为楚国主体民族的苗族似乎没有什么文化联系，但事实上，它们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28]
值得我们重视的不仅仅是韩国文化与楚文化的相似，而且在日本和台湾地区也有许多和荆楚相象的风俗，中日韩等世界各国都有学者认为东亚的稻作文化与中国南方民族有直接联系。韩国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开阔东亚文化同生共荣的研究思路，这对于东亚地区形成文化集合优势，扩大文化国际影响，开辟广阔的文化合作道路，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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