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绍英

盛世华章

巩绍英  
　　巩绍英(1920～1973)，辽宁阜新市清河门镇人。少年时期除上学之外，由祖父传授《十三经》与古典诗词。巩绍英悟性极强，由此开始，终生迷恋文史与诗词。然而国难不已，山河破碎，又使巩绍英政治早熟。“九·一八”事变时，年仅十一岁的巩绍英就参加了小学生的反日爱国活动，宣传抗日主张、抵制日货。十五岁的巩绍英发誓“抗心存国脉”，瞒过家庭，背着学校，只身到北平，寻求抗日之路。1935年，在北平庆安高中读书期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巩绍英立即成为一位积极的参加者，并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活动。这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书刊，同时与中共地下党员接触。1936年6月回家“诀别”，誓死抗日。返回北平后，即转赴西安，拟投奔陕北苏区，因“关系”不畅而“溪深无路入桃源”。无奈又回北平，即参加了朝阳大学的“民先”工作。1937年元旦，经北平“学联”和“民先”介绍，与同志结伴赴山西太原，参加民训干部教练团。“卢沟桥事变”后，被委派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安泽县特派员、总动员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参加抗日决死队，开始戎马生涯。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调赴东北。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历任昌北县委副书记、奈曼旗委书记、四平市委副书记。1948年12月任辽北省教育厅副厅长。1949年5月至1952年底任辽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厅长。1952年12月至1954年2月任东北师范大学研究部副主任、主任。1954年2月调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主持中学历史教材的编纂工作。1961年9月调中华书局任副总编辑。1964年4月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9月兼任图书馆馆长。1971年初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逝世前任命为副馆长。
　　巩绍英从少年起就热爱文史，在抗日烽火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也未曾间断。40年代初，他曾想到延安学习和研究历史，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把个人的志趣放在了一边。读书是他戎马生涯之外唯一的爱好，在马背上披览了当时条件下能收集到的各种文史著作。有时在马背上读书竟到了着迷的程度，以至掉在行军部队的后边，部队不得不派人寻找。巩绍英是所在革命队伍中有名的文化人，能诗善文。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12月他便被任命为辽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则是著名的文化人林汉达先生。
　　巩绍英1952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任职时讲授过中共党史，然而他更钟情于中国古代史。1954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分工领导历史编辑室，实现了工作与志趣的契合。当时他主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组织专家、学者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他对专家学者极为尊重，发挥所长，协作共事，以友相待，以身作则，很快与编研人员结为同志与密友。在他的主持下，经过两年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比预计的计划提前完成了教科书的编辑与出版。著名历史学家邱汉生(编纂者之一)在巩绍英逝世二十年后作了如下的深情的回忆和评价：“在巩绍英的领导下，编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历史教科书，得到史学界及历史教师的赞扬。他史学理论修养深邃，尤长中国古代史，治学勤奋，利用工作间隙，读完了二十四史，这在史学界也是罕见的。”1956年《历史教学》刊载了由巩绍英主笔，署名“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部”的文章：《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文章系统、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有关总体把握中国史的“历史分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基本线索”、“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外关系”等九个基本问题，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58年巩绍英与邱汉生、陈乐素共同著文提出中学历史教学要“补充乡土教材”，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远见卓识，对今天的中学历史教学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1958年在思想和学术界掀起了“厚今薄古”的狂飙，随之出现了“打破王朝体系”、“打破框框”、“打倒帝王将相”等口号，所向披靡，锐不可挡。其影响之一是把古代史和历史人物几乎一风吹掉。在当时的形势下，巩绍英是比较清醒的一位。他在狂飙把人们吹昏了头的时刻，于1958年写了《历史教学改革中几个认识问题的商榷》一文，有针对性提出：“重视近代史和现代史，也重视古代史，使古为今用，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而不是存今废古，割断历史。”又说：“正确对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历史看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具体人物的活动所构成的，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的一门科学，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学公式。”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的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离开那个时代，是很难理会其中蕴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