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 书：(公元前？～前573年待考)，又称栾书、栾武子，架盾(栾盾)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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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书：(公元前？～前573年待考)，又称栾书、栾武子，架盾(栾盾)之子；晋国曲沃人(今山西曲沃)。著名春秋时期晋国上卿、将领。
架书出任晋国六正卿之一，似乎与其父亲架盾的去世隔有一段时间。即架盾去世是在公元前610年～前601年之前，而架书出任下军佐应在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中军将赵盾去世之后——这些只是推测，但架书出任后的记载就相对清晰了。
就现有资料，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的晋、楚两国之间邲之战，可以看成是架书二十余年政治生涯的序幕。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农历6月，晋、楚两国之间的第二次大决战——邲之战爆发，楚庄王获胜并取得霸权。
战前，架书就分析形势，陈明厉害，反对主战派的意见：
第一，楚国自从消灭庸国以来(事在周顷王八年即公元前611年)，他们的国君无日不在教导自己的国人：人民的生活不容易，祸患随时可能到来，应当时刻警惕，不可懈怠。无日不在警告的军队：胜利不能永远保持，商纣王白战百胜，最终灭亡。应当继续发扬楚国先人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风。并劝勉国人：人民的生计要靠勤勉，勤勉就不会贫乏。因此，现在的楚国人不可谓之“骄”。
第二，我们的先大夫子犯(狐偃)曾经说过：“师直为壮，曲为老”(出兵作战，理直就气壮，理曲就气衰)。现在我们晋国的行为不合乎道德，而贸然和楚国结怨，所以是我军理曲，楚军理直，所以，现在的楚国不可谓之“老”。
第三，楚国国君的卫队分为二广，每广有一斯(战车三十辆为一斯)，每斯又分成两“偏”。每次作战，右广从早晨负责到中午，左广则从中午负责到黄昏。晚上，是左右近臣按次序轮流职夜，以防备以外——这样的警惕更不能说它“无备”。
第四，子良，是郑国的良臣。师叔，是楚国有很高地位的人。现在师叔进入郑国去盟，子良也正在楚军议和，可见楚国与郑国的关系已经比较牢固了。他们之所以劝我们和楚国作战，是想骑墙观望，我们胜了它就过来，我们败了它就过去——这是拿我们作战的结果来决定他们的立场，是想，见风使舵。所以，不能采纳他们的建议。
一席话，从内政、军事说外交，分析细腻，又充分体现出大将的大局观，引起很多人的赞叹。下军大夫荀首就感慨：“栾伯善哉！照他的话去做，晋国一定会国运长久的！”这就是著名的“栾伯善哉”。
此次决战进行得相当奇特，两支旗鼓相当的军队，成了一方的溃逃和另一方的追逐。即使如此，在晋国下军，赵家、荀家人都有很精彩的表现，而架书则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到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晋、齐两国之间爆发了“鞍之战”，在整个战役中，郤克、韩厥都有英勇突出的表现，虽然架书也参加了该次战役，但他除了凯旋后在国君面前的谦让外，并没有在这次战役中留下一笔记载，可见没有什么值得交代的战绩。但无论如何，架书对郤克元帅的支持态度是客观存在的。
周定王二十年(公元前587年)，跛帅郤克去世。郤克去世之前，将架书选定为接班人，着实出乎常规。但架书在参加的“邲之战”与“鞍之战”中，就战斗过程而言虽然并没有什么惊人的表现，但突出了他的特长，就是对全局的把握和形势的判断，这才是一个大国执政最紧要的素质，他是具备的。但在十多年后，郤克的家族就毁灭在架书手中。
架书的执政时期为公元前587～前573年。自周定王二十年(公元前587年)将中军，架书担任晋国正卿，执政长达十四年左右，是继赵盾之后又一个位高权重、作风强梁、在位持久、弑君另立的著名人物。
架书执政时期，也是晋楚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空前激烈的时期，其原因在于两国实力基本相当，谁也没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而两国的国内政治斗争、联盟关系的确立，乃至当时天下范围内的一切政治势力，都是围绕晋楚争霸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天下各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几乎都要牵扯进争霸这个格局，并随着争霸斗争的展开而载重载轻。
架书执政的十四年，是以晋楚争霸为主线展开的，并夺回并稳固了晋国的春秋霸主地位。
架书逝世于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年)的农历11月之前，随后韩厥代其正卿之位。这一年，晋悼公的新政在如火如荼地展开，遗憾的是，架书并没有留下任何言行记载。关于他与晋悼公的关系到底属于何种类型，的确令人费猜。但架书之死应该是某种幸运！根据历史的经验，晋悼公这样的英主与架书这样的强臣，一般是很难长期和谐共处的，而根据当时的情势，一旦日后反目，被摧毁的应该是架书，甚至整个架氏(栾氏)。而最后一年中做顺臣的极度不适应和权力丧失的沉重失败感，也可能是造成这个强力权臣迅速辞世的催化剂呢。
架书的才干应该是不容质疑的，虽然军事能力不是他的特长，例如鞍之战中他不如韩厥出彩、鄢陵之战中风头被郤至盖过，但他的特长在于对整体局势的准确把握、对进退时机的敏锐判断，这才是作为一个执政大臣最要紧的素质；并且，架书的机敏与阴阳谋略，都是他屡次击败内外敌手的锐利武器。
在品质方面，架书可指责的方面似乎很不少，例如权力欲过于旺盛，疾贤妒能(他恼恨并陷害郤氏，直接原因就是郤至在鄢陵之战中与他意见不同而又被国君采纳，并最终获得胜利)。攻击性太强，赵氏几乎毁在他手，郤氏被他陷害灭族，晋厉公最终被他杀害——特别是晋厉公，在国君已经宽恕自己并准备和平共处的情况下，作为执政主动捕杀君主，自卫的因素就相当有限，恐怕远不足以使弑君这样一个严重行为合法化的理由。而且，架书斗争手段也过于阴狠，屡次采用谗言陷害、造假诈骗的手段，政客色彩过于浓厚了。特别是杀晋厉公一节，与韩厥的言行比较，实在难以给人以忠臣、贤臣、有德的印象。因此，给架书(栾书)冠以权臣的称号，应该不会显得有多么牵强。
但让人困惑的是，架书在当时乃至死后很久，似乎获得了许多人晋国人十分崇高的评价。例如：
到了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559年)，范鞅就对秦君说过这样的话：“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完全是圣人的高度了。
更后的时候，晋国贤臣叔向也说：“昔武子无一死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再次突出强调了他的“德行”。
综合二人的赞誉，其理由有三：第一在晋楚争霸中作出杰出贡献；第二简朴并从不在争利上咄咄逼人；第三惠民。
但上述原因，似乎不足以把他提高到德高望重的圣人的高度。而且，上面两个人似乎都回避了架书“弑君”一节，因为这个是无法夸奖的；另外关于架书的谗言、造假等不光明行经，也都没有被直面。因此，二人如此追捧，总觉得有强词夺理的味道。但不容质疑的是，架书在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之中的确获得了很好的评价，享有崇高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