斛姓名人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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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名篇：千古不朽《敕勒歌》：
完整的《敕勒歌》为：“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族人原生活在阴山脚下，那里的天幕象毡帐篷一样笼罩着辽阔的大地。苍天浩渺无边，草原茫茫无际，每当大风儿吹来草儿低伏的时候，放牧的牛羊就显现出来。这是一首敕勒人唱的民歌，是斛律金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它歌唱了大草原的景色和游牧民族的生活。
开头两句“敕勒川，阴山下”，交代了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敕勒族人用自己生活中的“穹庐”作比喻，说天空如毡制的圆顶大帐篷，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这种景象只在大草原上才能见到。最后三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一幅壮阔无比、生机勃勃的草原全景图。“风吹草低见牛羊”，一阵风儿吹弯了牧草，显露出成群的牛羊，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这里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景象。
全诗寥寥二十七字，就展现出了一幅中国古代牧民生活的壮丽画卷。
这首诗具有北朝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境界开阔，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概括力极强。宋诗人黄庭坚说这首民歌的作者“仓卒之间，语奇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因为作者对草原牧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能一下抓住特点，不必刻力雕饰，艺术效果就已经绝佳了。
南朝与北朝民歌具有显著的差异，前者轻艳绮丽．委婉缠绵，一如江南少女，多情而温柔；后者粗犷雄放，刚劲有力，恰似塞北健儿，勇悍率真，豪爽坦直。
敕勒族是古代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它的后裔分别融入了今天的汉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敕勒歌》就是敕勒族人当年所唱的牧歌。不过，北朝时敕勒族活动的地域不在今天的新疆，而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
前四句是对他们的生活环境的咏唱。“敕勒川”，如今已不知所指为今天的哪一条河流，恐怕只是泛指敕勒族人聚居地区的河川。阴山，又名大青山，坐落在内蒙古高原上，西起河套，东接内兴安岭，绵亘千里。敕勒族人歌唱起他们所生活的土地时，就以这样一座气势磅礴、雄伟无比的大山为背景。就具体的地理位置而言，未免有些含糊，但作为诗的形象，一开始就呈现出强大的气势和力量。接下去，诗人又给人们描绘了一幅苍茫辽阔的图卷：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满眼青绿，无边无际地延伸开去，只有那同样辽阔的天宇，如同毡帐一般从四面低垂下来，罩住浩瀚的草原。如此风光，使人心胸开张，情绪酣畅。
在江南，山岭起伏，河流曲折，植被丰富多彩，景观充满细部的变化，人的注意力，也就容易被一山一水，甚至一草一木所吸引，形成细腻的审美感受，关注于色彩与线条的微妙韵味。而在北方，特别是在大草原上，自然景观是单纯的，色彩和线条也没有多少变化。由于缺乏可供细细观赏的东西，于是抬眼就望到天际，开口就是粗豪的调子。
这里面还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因素在起作用。草原上的人，是没有土地私有观念的。他们逐水草而居，天地之间，凡可放牧的地方，都可以视为自己的家。即使，由于习惯，由于不同的种族分别占有了各自的疆域，他们的活动也有一定范围，这范围也决不像农业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人们日常活动的范围那么狭小：一座村庄、几所房屋、若干亩土地。在视界里，牧民的“家”仍旧是无边无际的。这种生活．培养了草原上人们自由豪放的性格，也培养了壮丽的美感。他们不会像江南人那样，歌唱小小荷塘里娇艳的莲花，村头路旁婀娜的柳丝；在他们的感觉中，敕勒人共同拥有着望不到尽头的大山，望不到尽头的河流，望不到尽头的草原，而天恰似“穹庐”(现在所说的蒙古包)，笼盖着他们共同的“家”，他们便讴歌这样的“家”。
“天苍苍，野茫茫”，仍然以浑浑浩浩的笔调写景，但这已经是为下一句作背景了。“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们看到在苍苍茫茫的天地之间，风吹拂着丰茂的草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露出遍地散布的牛群和羊群。画面开阔无比，而又充满动感，弥漫着活力。诗没有写人，但读者不会不意识到那遍布草原的牛羊的主人——勇敢豪爽的敕勒人。他们是大地的主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只有他们，才能给苍茫大地带来蓬勃生机，带来美的意蕴。在诗中，我们不但感受了大自然的壮阔，而更重要的，是感受了牧人们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那是未被农业社会文明所驯服、所软化的充满原始活力的人性。
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得到新的东西，也不断失去原有的东西。因而，就像成年人经常回顾童年的欢乐，生活在发达的文明中的人们，常常会羡慕原始文明的情调。《敕勒歌》在重视诗的精美的中国文人中，也受到热烈的赞美，原因就在于此吧?前不久，电影《红高梁》大放异彩，歌坛“西北风”劲吹不息，也是类似的现象。但是，当江南人向往草原的壮阔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又何尝不向往江南的温媚?人类的生活极其丰富，美感也同样是丰富的。最可厌的态度，就是在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之间，随意拿一种来否定另一种。
《敕勒歌》是敕勒族牧人的歌唱，而人们如今只能阅读它的歌辞而无法欣赏它的曲调，实在是非常遗憾。不过，一个代代相继的传说或许可以稍微弥补这一遗憾：据说，在公元646年，统治中国北部的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当时东魏丧师数万，军心涣散，主帅高欢为安定军心，在宴会上命大将斛律·金高唱《敕勒歌》，群情因之大振，后反败为胜。这个故事不禁令人神往：《敕勒歌》的歌声，该是多么雄壮豪放啊！
据史书记载，这首歌辞原是鲜卑语，很早就译成了汉语。但斛律·金是个敕勒族人，他应该用敕勒语唱这首歌。大约因为东魏贵族多为鲜卑人，他才改用了鲜卑语演唱。
显然，这首古老的《敕勒歌》，是经过了两重翻译的。那么，最初的歌辞又是什么样的呢？真是令人涟漪猜想。

 
著名宋朝科学家沈括在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农历7月奏《浑仪》之上议：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见匿，求其次舍经劘之会，其法一寓于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复集于表锐，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几一，而谓之岁。周天之体，日别之谓之度。度之离，其数有二：日行则舒则疾，会而均，别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别之曰黄道之度。度不可见，其可见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当度之画者凡二十有八，而谓之舍。舍所以絜度，度所以生数也。度在天者也，为之玑衡，则度在器。度在器，则日月五星可抟乎器中，而天无所豫也。天无所豫，则在天者不为难知也。
自汉以前，为历者必有玑衡以自验迹。其后虽有玑衡，而不为历作。为历者亦不复以器自考，气朔星纬，皆莫能知其必当之数。至唐僧一行改《大衍历法》，始复用浑仪参实，故其术所得，比诸家为多。
臣尝历考古今仪象之法，《虞书》所谓璿玑玉衡，唯郑康成粗记其法，至洛下闳制圆仪，贾逵又加黄道，其详皆不存于书。其后张衡为铜仪于密室中，以水转之，盖所谓浑象，非古之玑衡也。吴孙氏时王蕃、陆绩皆尝为仪及象，其说以谓旧以二分为一度，而患星辰稠穊，张衡改用四分，而复椎重难运。故蕃以三分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黄赤道焉。绩之说以天形如鸟卵小橢，而黄、赤道短长相害，不能应法。至刘曜时，南阳孔定制铜仪，有双规，规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横规，判仪之中以象地；有时规，斜络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干，以法二极；其中乃为游规、窥管。刘曜太史令晁崇、斛兰皆尝为铁仪，其规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极，乃是定所谓双规者也。其制与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双规，下有纵衡水平，以银错星度，小变旧法。而皆不言有黄道，疑其失传也。唐李淳风为圆仪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次曰三辰，转于六合之内，圆径八尺，有璿玑规、月游规，所谓璿玑者，黄、赤道属焉。又次曰四游，南北为天枢，中为游筒可以升降游转，别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一行以为难用，而其法亦亡。其后率府兵曹梁令瓒更以木为游仪，因淳风之法而稍附新意，诏与一行杂校得失，改铸铜仪，古今称其详确。至道中，初铸浑天仪于司天监，多因斛兰、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铸铜仪于天文院，姑用令瓒、一行之论，而去取交有失得。
臣今辑古今之说以求数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
其一，旧说以谓今中国于地为东南，当令西北望极星，置天极不当中北。又曰：天常倾西北，极星不得居中。臣谓以中国规观之，天常北倚可也，谓极星偏西则不然。所谓东西南北者，何从而得之？岂不以日之所出者为东，日之所入者为西乎？臣观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护府至浚仪太岳台才六千里，而北极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讵知极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尝读黄帝《素书》：“立于午而面子，立于子而面午，至于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于卯而负酉，立于酉而负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则皆曰南面。”臣始不谕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为北也。常以天中为北，则盖以极星常居天中也。《素问》尤为善言天者。今南北才五百里，则北极辄差一度以上；而东西南北数千里间，日分之时候之，日未尝不出于卯半而入于酉半，则又知天枢既中，则日之所出者定为东，日之所入者定为西，天枢则常为北无疑矣。以衡窥之，日分之时，以浑仪抵极星以候日之出没，则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从而知中国之为东南也？彼徒见中国东南皆际海而为是说也。臣以谓极星之果中、果非中，皆无足论者。彼北极之出地六千里之间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几千万里之外邪？今直当据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者，裁以为法。不足为法者，宜置而勿议可也。
其二：纮平设以象地体，今浑仪置于崇台之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