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厚铧家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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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之交到来之际，历经近五百年漂泊离散的“游子”———澳门将飞越沧桑，扬帆归航，返回祖国母亲一往情深的怀抱。于是，万众的企盼逐日增温，世人的眼光不约而同地竞相聚焦于澳门，并开始瞩望一颗才华横溢、平步青云的“澳门星辰”———何厚铧。
　　一贯作风为“少说多做”、低调回应传媒的“贵家公子”何厚铧，只因了今日政坛大趋势和昔日命运的“身不由己”，脱颖崛起为万众瞩目的热门人物。他想“低调”，以示自己与普通人无别，而事实却是天壤有别，他是名门之后，是声望显赫的传奇人物何贤的宠儿，是澳门人尽皆知、妇孺谙熟的何氏家族“五公子”，是1955年在其家族事业兴旺发达、父亲驰骋濠江时“含着金钥匙出世”的人。
　　或许，相当多的青年一族会对他羡慕不已，因他的父亲曾被民间传诵称作“澳门王”，澳葡政府也曾因他父亲为澳门做过突出贡献，而授予其“荣誉市民”勋章，并以“何贤”的名字命名街道。何厚铧置身的“何氏家族”，虽不是澳门最富有的家族，但却是最有政治地位和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爱国家族……
　　然而，何厚铧还是何厚铧，他仍与任何一个普通之人无别无差，那便是他的自食其力和奋斗拼搏，于是他拼出了———年仅13岁，便离家出洋，留学异国；年仅28岁，便被家族危运“赶鸭上架”地登上战车，重整起一桩桩棘手难承的父业；年仅31岁，便急流勇进，在社会广阔的大舞台上参政议政，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年届“四十不惑”，年富力强的何厚铧，已平步青云置身于澳门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之高位。
　　1999年谁主濠江？无疑，在世人竞猜争测的热门话题中，低调、务实、拼搏、风华正茂的新一代政坛明星何厚铧，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而今，何厚铧已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将于1999年12月20日就职。任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是个重要的开端，但摆在何厚铧面前的任务相当艰巨，他将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和全国人大的有关规定，负责筹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还要为将来在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做好各项工作。
　　何厚铧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现任澳门立法会副主席，澳门银行公会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同善堂值理会副主席，澳门镜湖慈善会副主席。他曾任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澳门基本法协进会理事长，在回归祖国前的五百多天中，他担当着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重任。
　　当然，作为何氏家业的继承管理者、掌门人，他又是一个银行家，身担着澳门大丰银行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重担……
　　一连串举足轻重的职位和头衔，似乎高不可攀。奇怪的是，这却实实在在地全都落在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人身上！冷静、精明而又随和、谦厚的秉性，使不断向人生高境攀登求索、执著挺进的何厚铧，淡定从容地勇挑重担，潇洒启程，且信心十足地“加油赶路”……
　　尽管人们总习惯将何厚铧和他功德无量的父亲扯在一起，但他从来不把“父荫”当成护身符和炫耀品。也正因如此，何厚铧重现了他父亲至今仍为澳门各阶层人士深深怀念的当年光彩。由此，这个年轻有为之人，立志以他的生命、以他对澳门社会、对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崭新世纪的辉煌大业所做的积极贡献而永载史册。无论怎样，何氏家族依然是个了不起的家族，何厚铧的父亲依然是个青山一般的人物。在漫长的风雨岁月中，何贤一家见证了历史，记录了历史，其本身的浮沉也是一部历史。让我们追本溯源，摊开何氏宗族古旧熏黄的老照片儿，把壶讲古，让长长的夜话，从头说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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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氏家族的长流血脉里，深深凝注着一团深情至今，那就是难能化解的恋乡怀旧的情结。因而，秉烛夜话，必得追根溯源；记忆的碎片，也就先从养育了何厚铧祖辈的那块土地———番禺去拾取吧。
　　番禺自秦汉以来就是有名的通都大邑，毫不闭塞，在粤人眼里，它是珠江巨龙吐出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个多世纪以来，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给了番禺人种种的磨砺和考验。物产丰饶、水土肥美的番禺，究竟养育了多少风流人物？凡名流群芳，统统被番禺人尊称为“乡先生”。
　　故乡禺山，养育了一代代贤能的“乡人”，也滋养了何氏家族的情愫血脉。1993年，时仅38岁的何厚铧和他的母亲陈琼、伯父何添以及故去的父亲何贤，一同被纳入了“番禺市荣誉市民”的光荣册———仅从这一点，便足可印证海外成长的何厚铧，的确秉承了他那爱国先父的乡土情结。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番禺大大小小的乡人，提及一个“澳门贵公子”何厚铧时丝毫不感到陌生，而且长辈都叫他“铧仔”，同辈都喊他“铧哥”。
　　何厚铧生父何贤的家乡，正是在今番禺市石楼镇岳溪乡应塘村。应塘村距市桥镇17公里，建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何贤尚未出世，他的祖父便已外出经商，到了何贤的父亲何澄溪这辈，何家虽不能算富商巨贾，但在经济不发达的旧中国农村里，也堪称为一个殷实的小康人家了。
　　何澄溪青壮之年，曾先后在番禺、顺德等地开设丝绸、海味、火柴、粮油、草帽等民生小买卖，在应塘有七八十亩田地和两个果园，在广州也置下了几处房产。后期，又经营起航运，拥有鸿运、合益等几艘花尾渡，开设往来于澳门、湛江、江门三地的客货运。
　　何澄溪待人一向和蔼可亲，热心社会福利，关心乡亲们。他于1954年10月14日病逝于澳门，临终前还曾立下遗嘱，以三分之二家产眷顾族中的贫苦亲戚，他的平生为人言行对何贤影响很深。
　　而坐落在飞鹅岭下、岳潭渡畔、岳溪乡中应塘村的何澄溪故居，说起来蛮有意思。先是那狭小巷口的门边，钉了一个很城市化的门牌叫“应塘大街”，深蓝底色上写着雪白字迹的那种十足现代化的街市户牌。要说这祖居，该是荒凉冷寂半个世纪了吧。何澄溪早年常在外乡奔波，曾久驻广州十二甫长兴里。1938年秋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频繁轰炸中，澄溪公才重回乡下这祖居避乱，最终，他的人生足印还是漂去了澳门岛，并谢世在澳门。眼下这清冷简朴的旧居，是何氏乡人于1985年初按先前式样整修的。那时何贤已在1983年谢世，因此这重修祖屋的举动，更明确表达了何氏家族怀念两代贤人的心愿。正厅里的家私陈设，简单得近乎朴素，浓浓地弥漫着怀旧色彩的，是正厅灰砖墙壁上并排悬挂的三张黑白泛黄的旧影：何澄溪公与他的两位夫人邓氏和梁氏，都端呈着静肃的仪态和慈祥的目光，为祖屋的空间烘衬了一丝入世的感怀情调，也由此而平添了故居的神秘，使之与周围的村里人家，拉开了现实的距离，成为历史的定格与缩影。
　　何氏祖院的幽僻天井里，正中对屋的院墙上有一块嵌凿的精致的“当天”(神牌)，上写“天官赐福”四个竖列的遒劲大字。据村长说，这“当天”之牌位本村家家户户都有，只不过穷人家往往贴纸糊的“当天”牌在门板或院墙；再好些的就弄个木板的“当天”牌钉起来拜。像何家这种用灰砖雕凿的“当天”牌，算是有钱人家，摆设得体面了，要是再遇个富得流油的人家，是否会营造一个金的银的“当天”牌？看来也完全有此可能。
　　无论怎样，人们亲眼得见，何氏家族祖屋壁嵌的“当天”牌，确实结实悠久，耐得风雨浸蚀的。何氏家人足踪漂得再远，何氏的后辈们再怎样百般出息，大业有成，恐怕他们都依然会像地道的禺山乡人一样，深深眷顾和依恋祖辈发祥的福地吧。

　　1908年，对应塘村的何澄溪来说，真正算得上是个“发”年。他的两位夫人，同年仅隔数月，先后诞下双雄。居长的叫何相添，为二夫人梁氏所生；幼的叫何相贤，为大夫人邓氏所生。何相贤就是何厚铧的生父何贤。
　　何贤于1908年12月1日生于广州十二甫长兴里的一间大屋里。在他之前三个月，同父异母的兄长何添已经降生。对何氏家族来说，这一添一贤便预示着何澄溪家族“如虎添翼”般的大吉大利。
　　这是一个为当今世人难以理解，而在当年却十分和睦的小康人家。何贤与哥哥何添生性懂事，相亲相爱，从不争执打架。而更可贵的是，他们两位年轻的妈妈，更是满心欢喜地拉扯着两个孩子，对待他们不分彼此，一样视同己出。
　　家中并非像大户富豪那样伸手要什么便有什么。而事实上，五六岁的兄弟俩就得帮助家里的妈妈们干点活儿了。除草呀，喂鸡呀，有时还得到溪边，或是再远一点地跑到濒临珠江的地方，去捡些螺蚬。累了，兄弟俩就会坐在溪边玩耍。偶尔，望着不远处那片黑压压的石砺岗，还有那古老衰颓的莲花塔，小哥儿俩也会静静地发上一阵呆……
　　何贤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尽管他仅比哥哥何添小三个多月，却好似小了哥哥许多，性情也比哥哥稚嫩和调皮。
　　有一个笑话，直到今天，仍成为应塘村老人们树下乘凉时的谈资：何贤和何添呀，两人出世时间只差几个月，孩提时个头儿自然长得差不多高。兄弟俩回乡下住后，乡亲们见他俩天真活泼，非常可爱，有一次便拉着他们的手问：“你们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调皮的小何贤赶忙给何添打了个眼色，说：“哥哥，别告诉他！”
　　在场的人听了都笑破了肚皮。直到今天，大名鼎鼎、功德无量的何贤先生早已作古，而他穿“开裆裤”时的天真故事还在应塘村人中间流传，美谈一般津津乐道，这也是老人们给时下穿“开裆裤”小孩们讲的“古”。
　　村前碧绿的水塘，村后葱翠的唐梅岗，村头参天的古榕、傲岸的红棉，还有村尾阔挺的芭蕉、婆娑作响、风姿摇曳的竹林……从容又安详地沐浴着大自然的恩泽。当然，那时的村子里还有不少光着屁股上窜下爬摘果子吃的孩子，以及瘦骨嶙峋、满脸皱纹的穷苦农夫。
　　到入学的年龄了。小哥儿俩七岁时，家里让他们到附近颜家巷的一家私塾念书。
　　塾师叫潘伯强，和大多数私塾先生一样，穿长衫马褂，刚刚剪去辫子没多久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小何贤觉得，先生拿着书本领弟子们唱读时，越过书本扫向课室的目光格外犀利，这威严的扫视，往往使调皮的他欲搞小动作却又不敢轻举妄动，真够压抑的。特别是先生教桌上放着的那把木制戒尺，小何贤不止一次尝过它的滋味儿，手心过了几天还隐隐作疼呢。
　　私塾的学习对小何贤来说，是古板枯燥的。读的是《三字经》、《大学》、《孟子》一类的书，天天读，天天背诵，天天习字，就这样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
　　小何贤最怕先生对对子。当他把视线投向窗外，欣赏偶尔飞过的一只小蜻蜓或一只花蝴蝶时，老先生便会突然出个对子让他去对，害得何贤如坠五里雾中，抓耳挠腮不知如何对答。
　　而哥哥何添，不论是背书对对，都能应付自如，有时还令先生拍案叫好。
　　小何贤呢，还不喜欢写字。正襟危坐，屏住呼吸一笔一画临贴，令生性好动的他感到着实困难。他的字写得远远不如哥哥何添好，何添的字常受先生的称赞。
　　然而，大凡好动调皮的孩子，脑子没有不好使唤的。
　　何贤聪慧之极，他记忆力过人。在读私塾期间，每天放学后，何贤就到父亲的店铺帮忙，尽管他当时年纪还小，却对经营业萌生了兴趣，也学到了一点商家小本事。
　　他喜欢坐在柜台后的高凳上，噼里啪啦地拨弄着算盘珠子，俨然一个大掌柜的派头。
　　他还喜欢学着店员的模样，拖腔拉调地招呼客人，用零零碎碎听来的知识和信息，向顾客卖力地作着介绍。何澄溪公看着小儿子稚气可掬的样子，在一旁会心地微笑，这不，儿子可以继承他们何家善于经商的传统了。

　　何家虽不是书香世家，但何澄溪教子极严，对孩子的教育并不姑息。在经商的闲暇，他也常常摇头晃脑地教儿子们背诵诸子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或者是《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何澄溪不是学究，也不在乎附庸风雅。他教孩子们背诸子格言，明显带有生意人注重实效的特点。他只教日后有益于孩子安身立命的格言，并且每教一条，就要求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付诸于实践。
　　有一回，村里来了个卖货郎，货担子上全是小孩们喜欢的小商品，吃的玩儿的应有尽有。小何贤同其他孩子们一道，眼花缭乱地流着馋水儿，围着货挑子转悠个没完。遗憾的是，他这个月的零用钱已经花光了。
　　卖货郎把货郎鼓摇得叮当乱响，极富吸引力地高声吆喝叫卖，诱惑着围观的孩子把兜底都翻出来。买了货的孩子，高擎着小玩艺儿或零食，撒着欢地挤出人群欢呼而去。
　　小何贤呢，眼睛吧嗒吧嗒眨着，实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只好硬着头皮回家伸手向老爸要钱。出乎意料，父亲爽快地答应了小何贤的要求，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何贤必须自己从下个月的零用钱中扣除“债款”。
　　小何贤的心都快给那货郎鼓咚咚作响的声音勾出魂儿来了，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于是他不住地点头答应了。
　　第二个月，何澄溪照例给孩子们派发零用钱。
　　小何贤也跟往常一样拿到自己应得的一份。
　　可是，从父亲那里出来，小何贤却将手头的几个钱翻来倒去地看，心里正为是否把上月超支的钱还给老爸而发愁。照上个月的允诺，“债”是还清了，可这个月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呀！
　　想来想去，还是舍不得。于是决定父亲不发话质询，就不主动退还。小何贤抿抿嘴巴，拿定了主意，心中释然。何澄溪一连几天都没说什么，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
　　而何贤更是小孩子心情，玩着玩着，干脆很快就把这件事丢到脑瓜儿后面了。
　　到了月中的一天，何澄溪公把孩子们叫到书房，给他们讲起了诸子格言。这次讲的就是孔老夫子的训诫：“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叫孩子们跟着读了几遍之后，何澄溪发挥开来说，圣人的这个训诫，对我们做生意的人家尤其重要，也最奏效。不讲信用，没有信誉，最终就会成为奸商，人家再也不会相信你的！
　　讲到此处，何澄溪盯着小何贤看了好一阵子。
　　这一盯，把何贤盯醒了，老爸要“秋后算账”的，他心知肚明。于是，只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再不敢看父亲的眼睛。
　　从父亲房里退出来，小何贤赶忙溜回到自己的房里，拿出应扣除的零用钱，回身跑去还给父亲，作了一回“君子之交”。
　　那个时代，读书人看不起生意人，同样，生意人也不买读书人的账，认为书呆子们充其量也只会夸夸其谈。因此，何澄溪倒并不大在意何贤兄弟俩在私垫里读得怎样，他认为读书的目的主要是能写会算，便于日后做生意。
　　况且，那时清王朝已被推翻，读书取功名走仕途已不大可能，用生意人功利的眼光看来，整天一味讲什么破题、承题、起讲、入手之类，实在是用处不大。因而，何澄溪平素并不怎么查问儿子们的功课，倒是常给他们灌输些经商之道。
　　一天，何澄溪教何贤兄弟俩打算盘。教给他们珠算口诀后，何老先生便将小哥儿俩关进一个房间里，规定他们何时背熟何时出来。到晚上掌灯吃饭时了，小何贤拍门要求出来。
　　父亲问他口诀背熟了没有，他笑不答腔，小嘴一张，却是别出心裁地将口诀从后往上背诵给父亲听。轻易不夸奖小儿子的父亲，这下忍不住连声喝起彩来。
　　何添呢，见弟弟受到父亲称赞，自己背熟了也不肯出来，愣是在房里又闷了三天，直到能跟何贤一样倒背如流才肯罢休……
　　两小无猜的兄弟两人，仅读了三年私塾，家境便开始紧张，何贤不想读书了，他帮父亲干活，而且干得越来越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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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岁时，何贤眼看着日渐萧条的农村，还有困难的家境，他便向父母表示不读书了，苦苦地请求大人准许他辍学，离家去干活，好让哥哥多读些书。他想到广阔的天地，闯一条创业的路子，尝试独立谋生。
　　“让我到外面去闯一闯吧！”小何贤叫叫喊喊。
　　母亲们经不起小儿子的要求，无奈说：“好吧，你出外不同在家，要好生做人啊！”话音未落，两位妈妈已不觉珠泪满腮……
　　而父亲何澄溪，眼见当时农村的经济每况愈下，衰落不景，自己所经营的油粮小商店充其量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想想儿子的未来，也就点头同意了。1921年，南国春早，小儿先飞了，他只有13岁，是今天孩子上初一的年龄……
　　这天，何贤起了个大清早，或者说，他压根儿一夜没睡着。
　　母亲给他卷起棉被和一张龙须席，几件换洗衣衫。哥哥也快手快脚地把那几本连环画塞进弟弟的行囊。于是，何贤挑着行李担，由两个母亲和哥哥何添伴随着，默默无言地来到石楼岳潭乡的码头……
　　母亲们柔肠寸断，落泪涟涟。哥哥何添，感到身边朝夕相伴的弟弟突然要远行，一脸的失落，拉着宝贝弟弟的手一阵阵发呆。
　　惟独何贤，兴奋不已，毫无伤悲之色，感到好像突然添了翅膀，冲动着一种将要振翅高飞的喜悦。
　　少小离乡，少年气盛。何贤血气里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这情景，大概是一种中国式的东方情怀吧。娘舍不得儿，却又扯不住儿的襟；望子成龙心切，却又经受着阵阵的痛……
　　半个世纪以后，何贤回忆起当年离家的情景，眼睛里依然闪着骄傲的泪光。他是传统的中国家庭教育出来的弄潮儿，既懂得“男子汉，上跪天地，下跪父母”；也深知“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
　　广州沙基，即今天的六二三路，有一间规模不大的叫做穗兴祥的上海粮庄，零售油、粮、花生等。何贤的父亲常常去那里买花生榨油，因此与穗兴祥的老板相熟。从前父亲去进货时，也不时地带上何贤，小何贤的聪明与勤快，也颇得穗兴祥老板的好感。
　　当时广州的商家，有让自家子侄去别人店铺做伙计以资见习的习惯，还有“孩子由别人管教更听话”的信条。何澄溪见穗兴祥老板喜欢何贤，遂提出让何贤去那儿当伙计的想法，对方听了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下来。而现在，何贤出外闯荡，自然顺理成章地来到穗兴祥里做杂工。按老规矩，入店做伙计要行拜师礼。何澄溪择好吉日，带上礼物同何贤一道拜了师。
　　小小穗兴祥里，先向赵公元帅的牌位行礼，一拜财神；接着向老板行礼，二拜师父；最后向其他伙计行礼，三拜师兄。礼毕，何贤就算正式当上穗兴祥的伙计了。店里人叫他阿贤。阿贤生得敦厚朴实，一副硬身板。尽管在店里年龄最小，可做起事来不分大小，都勤力勤为，所以店里上上下下都喜欢他，也最爱与他打交道。
　　何贤生性倔犟，吃软不吃硬。倘若你好声好气地说：“阿贤，麻烦你给我买包美的香烟吧？”话音未落，他便咚咚地跑出去，一会儿工夫就匆匆赶回，连烟带找回的四五个铜板一一呈到你手上。如果你吆喝他替你跑腿卖命，天经地义的模样，他就会装聋作哑，不买你的帐。做小伙计是店里最辛苦的差事，每天天蒙蒙亮，何贤就必须起床，烧灶煮饭，然后给老板一家和师兄们打洗脸水，再将店铺打扫一次。他做妥了这一切后，别人才开始起床，幸好父亲黎明即起的家训帮了他的忙，现在他每天都能准时起床，不会因贪睡误了活计。何贤为人聪明、诚实，经过他手的钱，不曾差错一分半厘。一有空，他就留心店里的上海老板和顾客之间是怎样买卖的。他羡慕上海人经商的办法，留心老板的一买一卖。一个算盘，你减一子，他增一珠，彼此不做声，原来是在讨价还价了。看的多了，久而久之，就觉察出老板经营成功的秘诀：掌握市场情况、货真价实、讲究信用。上海人经商的经验，对何贤后来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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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当时的老板，也看得起何贤，店里许多交易活动都交给他去办。
　　何贤对市道情况，倒也关心起来，有时，还能看准市价的浮沉呢。在他15岁的时候，已成为老板信赖的得力助手了。
　　何贤渐渐发觉从家里带出的衣服，不是短了，就是瘦了。
　　冬春夏秋，一轮又一轮转过。原来他已在穗兴祥干了多年，个子长高了，生意经也学到不少，脑瓜儿开窍了。
　　穗兴祥有个老主顾，是店老板的一个老朋友，他在顺德县陈村开了间“福源”店，也是经营油粮生意的。此人经常要来广州买货，又要处理店里的事务，实在忙不过来。而且，他的生意还似乎越做越红火。
　　“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给我掌管店铺可就太省心了！”这位老主顾整日里想着。
　　他常来穗兴祥店中，不光与老板要好，有时还约何贤到茶楼饮茶。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觉得何贤为人诚实且聪明能干，遂想拉何贤来陈村帮助自己。
　　有一天，他请何贤吃饭，干脆吐露了自己的心思：重金邀请何贤到陈村的福源店里当掌柜。
　　何贤认为这是自己闯世界的发展机会，酒杯一碰，就算签订了口头协议书。
　　可这位老主顾并不那么轻松。他看上了何贤，可对老朋友店主来说，又无异于挖了人家的墙脚！思前想后，他硬着头皮去找穗兴祥的老板商量，并一个劲儿地表明：“要知道，我请阿贤去当掌柜，可不是做后生啊，人往高处攀嘛！”穗兴祥的老板着实舍不得让贤，但也觉得不该委屈了阿贤，便咬着牙答应了，心里却怪疼的。
　　何贤做起掌柜来了。
　　那一年他不过十六岁，却已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粤(广州)、港、佛(山)、陈(村)、龙(石龙)是当年广东的五大埠头，生意十分兴旺，为支离破碎的旧中国装点了门面。
　　福源店也是经营粮油买卖的，何贤具备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完全能胜任掌柜一职。他深入了解市场上的行情，该买就买，该放就放，运用自如，很快便使福源的生意兴旺起来了。
　　他还不满足门市生意，于是走南闯北，经常奔波于五大埠头与港澳之间，不仅做成了大宗贸易，还使他眼界大开，逐渐结交了一批商界朋友。
　　然而，陈村虽然是个小市镇，却盗贼如毛。“大天二”(土匪)各霸一方，他们是贼又是兵，商人经常受到他们敲诈勒索，甚至还有的遭到毒打。
　　何贤觉得此地不适宜自己施展商业才能。
　　他感到寄人篱下，不如另起炉灶，独创一方码头，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决意要走，离开陈村，返回南方最大的城市也是自己的出生地———广州。
　　尽管当时广州有着浓厚的殖民地色彩，但它很早就对外开放，是中国与世界各地通商贸易的口岸，在那里经商将是大有作为的……
　　回到广州以后，何贤一门心思就想着开间银号。
　　这令他的父亲何澄溪心生顾虑，不无担忧。
　　何澄溪劝告阿贤说，商家自古有句话叫“不熟不做”呀！粮油店的各种生意你都熟门熟路了，进货出货伸手抓把米，就能分出品种优劣，鼻子皱皱稍一闻闻，就能分辨花生油纯不纯，你放着好好的粮油生意不做，偏要拾“偏门”？
　　何贤却说，眼下时局动荡不稳，各种纸币的价码也容易波动，只要看得准，拿得稳，胆大心细，就一定能赚到大钱。
　　父亲无言了。自己曾一向教儿子披荆斩棘闯天下的，闯天下就得冒风险，现在怎好扯后腿呢？
　　何澄溪一咬牙，叫人拿来两百银元交到儿子手上，说：“这是给你独立做生意的本钱，你掂量着用，蚀光可就没有了，我们不是大户人家，亏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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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接过父亲的“血本”时，沉甸甸的，不是金砖却饱含着父亲的希冀。无论怎样，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操纵自己的命运了，他不是后生不是掌柜，如今可是一名“自雇自”的老板了！
　　可是，在广州要做金融买卖，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因为金融界情况十分复杂，既有帝国主义者的操纵，又有大小军阀从中兴风作浪，蛊惑市场。尤其是军阀割据，内战不断，战火烽烟严重影响着金融市场，每一次军事冲突，在广州都会直接牵引着金融指数的波动。
　　30年代初的广州市十三行金融业十分活跃。这里钱庄林立，店铺门面装修堂皇，炒买炒卖黄金外币的人群摩肩接踵，吸引了无数投资者和冒险家。何贤的眼睛瞄准的是十三行、西荣巷一带的“黄金宝地”，其实就是黄金外币炒买炒卖的自由市场，然而，这在旧时代却是合法的经营。炒家全凭一个“信”字，也就无须具备多大的资本。何贤心知肚明，所谓炒，不过买空卖空，和赌博没什么区别。于是，他便在这里挂起个“鸿记”招牌，一个无字银号，却得以施展身手，开办“炒市”活动了。
　　十三行作为洋货行，始建于17世纪末，尽管其惟一拥有与外商打交道的商业特权的历史期早已过去，且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这一带的房屋几乎被烧尽成灰，但由于它曾经拥有过昔日的辉煌，客商们已获悉这个劫后复苏、仍是商业繁盛的地方，便又出现了清代番禺大诗人屈大均描述的“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诗句。
　　到20世纪20年代，十三行仍是广州银号集中地，而银号的老板们组织的银业公会就设在西荣巷。初入行的“鸿记”老板何贤，并没有什么铺位，他仅靠双腿奔走于浆栏路内的西荣巷银业公会和茶楼酒肆之间，观察行情，充当银业经纪角色。当时银业公会内，设有银业公布所和交易所，是广州最大的金融贸易市场，是个买空卖空的大赌场。公会给每个银号派发两张入场证，因场内每日上下午开市两次，所以，有入场证方可进场交易。
　　每日晨起开市前，西荣巷附近各间茶楼已是人头攒动，相互低声议价，或高声讨论，人们先进行着紧张的“热身”活动。而进到银业公会内交易时，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双方都不用讲太多话，而以伸指为暗号。
　　早上，何贤在茶楼上或钱庄那里接受炒家的委托，做黄金小买卖。只要按炒家的吩咐，一经买入，马上就写个纸条送给甲某或乙某，如若放了(即卖出了)，也同样以纸条为凭。傍晚收市，赚了多少，或亏了多少，何贤就跟炒家一一交代清楚，从不拖拉。
　　聪明机敏的何贤稳扎稳打，把握时机，或“睇好”，或“睇淡”，或入或放，决不盲从，且常常有独到的见解，为炒家充当高参，出谋策划，结果大获其利。因此何贤得到许多炒家的赏识和信赖，他很快就在这金融圈里出了名，且名声越来越大。
　　何贤有三条“秘诀”：一是深入了解金融行情，观察时局变幻；二是善于动脑子，区分真假行情，分析金融价格涨落的可能性，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三是勤跑腿儿，勤于联络同行，在各个茶楼的“炒友”中来往穿梭，尽快把信息告知炒家们，并为他们出谋献策，使尽全身解数，颇有肝胆相照的坦诚。
　　做黄金买卖的人，最易结交当时的军政要人，绿林好汉，所以，何贤的朋友可谓遍及广州了，这些朋友，有些甚至可成为生死之交。何贤结交了最为知己的两位朋友，他们就是何善衡与马子登。他们三人都年纪轻轻，爱好相同，且都从事同一职业，可谓志同道合。何贤叫“鸿记”，何善衡叫“双记”，马子登就叫“科记”。其实所谓“记”，不过都是独自一个“光杆儿司令”而已。后来，何善衡提议：“我们不如大家拍档，搞间银号！”银号，实则是私营银行。
　　1929年，三位年轻人将各自的本钱凑到一块，集资一万元，在广州的上九路开办了一间汇隆银号，以此为阵地，在金融界中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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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以何善衡为主，何贤被推为银号的经理。那一年他正值19岁的“黄金时代”。自那以后，三位年轻人同舟共济，成了生死之交的好友，直至后来这三位都成了金融巨子，腰缠万贯，而何贤更是一颗闪烁光芒的新星。
　　合股经营银号，可以说使何贤崭露头角，充分表现了他做生意的天赋。何贤不像现在的华尔街金融巨子们，读过哈佛大学的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之类，一套套理论武装着头脑。何贤靠的是直觉和经验，十三行附近的几家茶楼，都是银号老板和经纪人聚会的场所。有时，年纪大的老板们还会向年轻人摆摆龙门阵，讲述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或败走麦城的传奇……
　　每逢这些时候，何贤从不马虎，他总是认真听、用心记。茶楼成了他学做金融生意的课堂。
　　1936年的一天清早，何贤照例来到茶楼，刚坐下品茶听着别人闲聊，忽听说最近有人搜集“兑换券”，说这种纸币行情看涨。何贤听了，心里“咯噔”一动。那兑换券是国民革命军东征，从福建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命令当时广东省银行行长程天斗发行的。当时，广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是现兑的。也就是说，兑换券不是由“广银”预先贮备准备金而发行，而是由老百姓拿银元到银行现兑现发，兑换多少发行多少。实际上，这种纸币的准备金为百分之百，由于它较银元方便携带和使用，发行后商民乐于使用。后来，这种纸币因为陈炯明叛变而停止兑换，因而当时人称该银纸又为“陈炯明银纸”。
　　1924年，孙中山曾命当时的省长廖仲凯组织纸币委员会，宣布维持兑换券之使用，并回笼一部分。但不久刘震寰、杨希闵叛变，使孙中山维持这种兑换券的计划又落空了。1936年，人们甚至已用这种纸币生火，小孩子当花纸玩了。现在，却是这样一种形同废纸的纸币，还有人收购，且价值反倒一个劲儿看涨！“里面一定有蹊跷”，何贤一边听别人闲谈，一边琢磨。
　　他没有发表宏论。早茶饮毕，一个计划已在脑中构思成形。这一天，他没像往日那样直奔西荣巷，而是找人了解收购兑换券的内幕。果不其然，这次炒风是由一些贪官污吏刮起的。何贤当即请人以三十元买一万元兑换券的低价，买进了几十万元兑换券。几天后，由于贪官污吏及广州商会一些人的推波助澜，兑换券行情猛涨，涨至一万元卖一千多元！接着，香港工商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记者专访，称广州商会向市政府申请维持两种停兑的纸币(其中一种就是兑换券)。这个报道给人一种假象，似乎政府真的要采取措施维持这种纸币。于是，香港也刮起了兑换券的炒风，不少人还用长途电话在广州、澳门两地联系收购这种纸币。何贤就抓住这次机会，把手上的兑换券抛出去，挣了一大笔钱。
　　可笑的是，制造这次炒风的人，竟为自己设的圈套所迷惑，抓住这种纸币不肯放手。
　　不久，日本人在北海闹事，局势急剧恶化，不难想见，“兑换券”市价猛跌，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们偷鸡不成，连老本都蚀尽了。
　　何贤晚年一再感慨地说，他做生意“量力而行，见好就收”，从不贪多，能赚就行。当年的广州城，拥资一二万元的钱庄，就有八十多间，争斗十分激烈。可由于“汇隆”的两何一马善于经营，因此他们的银号业务一帆风顺地进展着。1939年广州沦陷前夕，何贤、何善衡、马子登三人到了香港，继续从事金融买卖活动。后来他们又转到澳门，逐步成了金融界的名人。
　　马子登病逝后，何贤和何善衡合作经营大丰银行，直至80年代。何贤逝世时，何善衡作为他的生死至交，与柯正平、许家屯、王光英、马万祺、汤秉达、郑巩、薛寿生一道，为何贤扶柩，可见他俩的感情之笃厚……
　　都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可这两何，虽然是大商人，却用一生的岁月，“经营”着一份大情谊；他们的大生意亏过，可大情谊，却始终满盈无损，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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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卢沟桥枪声骤响，惊醒了国人———“七七”事变爆发了！大片国土均已沦陷，广州，是保不住了。广州沦陷前夕，何贤、何善衡和马子登三人曾到过香港，却见那里国际性垄断集团居多，经济不景气，一样是危机四伏。要在那里重新起步拓展一番天地，可不是仅凭冒险的勇气就能实现的。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留作“后路”，那就是澳门……
　　可爱的广州，1938年10月沦陷了。无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频繁轰炸声中，何贤只得离开这座都市。在西荣巷，他的生意做得挺顺手，所以早两年虽然好友何善衡、马子登还有兄长何添等相继转到香港，约他同去发展，他都迟迟没有答应。但现在，西荣巷银业公会内的交易所，已没有多少生意可做，人迹稀稀，一派荒凉景象。每天走在十三行街市上，见到的都是各家银号搬家的狼狈景象，到处人心惶惶。附近的茶楼，也没有了银号老板、经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金融行情……
　　何贤像孤独的家鸽，终于一咬牙一跺脚，决定走了。临走前，何贤回到十二甫长兴里的旧居看了看，那间他度过童年的大屋，门窗紧闭，一把大锁封住了一切……
　　父亲已回了乡下。前天，何贤将父亲留下看家的使女阿梅也打发回番禺去了，何贤是何家最后一个离开广州的……
　　到了香港，才发现香港也不是安乐窝。何善衡等力邀何贤加盟到“恒生”来，但何贤不想吃现成的羹，他要自己走出一盘属于自己的棋局。恰好香港也有一条“西荣巷”，这就是沙街，那里的货币和证券交易也十分活跃。于是，何贤重操旧业，继续做货币买卖。那时香港与内地联系密切，人们之间往来也很方便，因此，内地的桂纸、中央停兑钞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公债等，在香港的买卖量都很大。至于港币，在广州金融市场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何贤轻车熟路，生意不错。可他始终觉得自己还是根底浅薄，做金融炒买炒卖危险性大，说到底，香港也不是个久留之地。
　　果不出所料，香港好，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冬，香港也沦陷了。何贤被迫再度搬迁，到澳门———他事前早有铺垫的那块土地，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1941年12月的一天，何贤一家随着大批难民，登上旧港澳码头，抵达澳门。难民们一登岸，立刻四散开去找寻栖身之处，何贤因预先租了屋，并不急于赶路。他已不是第一次来澳门，在广州、香港做生意，澳门也是他常来的地方，但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竟会在这里安家。环顾四周，何贤不禁怅然若失……此时的澳门，偏处一隅，地小人少，原地的居民多半以一些手工制造业来维持生计，制神香火柴、搓炮、晒凉果、腌咸鱼，到处是杂食小店……这些逾百年历史的古老行当和手工制造业，哺育了这个小小“边城”的人们，是否太落寞了些？何贤心存疑惑，这里毕竟不如广州、香港等繁华都市，能为自己提供一个在生意上施展身手的大舞台吗？
　　何贤此时还没有“天眼”大开的预见，他几乎没有办法设想将来，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自己的事业竟从现在起，便和澳门联系在一起……
　　作为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处在宗教国的特殊地位，竟成为整个东亚惟一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成了许多离乡背井的人们战时的“天堂”。据葡文史记载，当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旅港的葡侨率先带头出走，三百一十一名男人、四百七十二位女士和四百二十名小孩携带简单的行李迁徙到澳门，他们算是第一批从香港逃难来澳的人，时间是战争爆发前四个月。第二批则是在香港沦陷之后，一千四百名葡侨分两批，先后在翌年1月6日及7日由日本船载送到澳门，而本地政府则负责支付九千元作为租这两程船的费用。另一方面，数以万计的香港华人亦蜂拥而至，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来到这块战争中的福地———澳门。
　　何贤的足踪，应当就夹杂在这一群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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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何贤决意迁徙，是看到了澳门的独特之处。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三大赌城，美国占去了其中两座：东岸的大西洋城和西岸的拉斯维加斯。还有另一座，就是中国珠江口岸的边城半岛“东方赌国”澳门。
　　在这块土地上，连空气都弥漫着惊险刺激的味道，没有刀光剑影，却比见血见肉的厮杀更为撼动人心，醒人耳目。因而何贤知道，许多人向往澳门，往往是冲着一个字去的，那就是“赌”。何贤的人生信条不是赌，更确切地说，是搏，是拼，是创，是闯。
　　他汲取了赌业的“营养”，那和他的志趣无疑是相投的，即创业就要勇于冒险，承受面对事业给自己带来的惊心动魄的考验，并通过自己的才能和意志去迎接这种挑战……
　　乱世出英雄。在那样一个年月里，澳门出了“一代赌圣”傅老榕，而赌王叶汉受聘于傅老榕，担任新开业的“泰兴娱乐总公司”骰宝部主任，拿着700元的月薪，满怀感激，踌躇满志。后来的赌王何鸿
　　，当时则与何贤境况差不多，也是刚到陌生的澳门，开始新的生活。
　　何鸿
　　进入到“联昌公司”工作。“联昌公司”是当时澳门最大的公司之一，中国、葡萄牙、日本各占三分之一股权。在公司里代表葡国政府的，是澳门经济局的罗保博士；日本方面就是力邀何鸿
　　加入公司的日本商人斋藤先生；而中方负责人，就是当今香港政界女强人、立法局议员、自由党负责人之一的周梁淑怡的父亲梁基浩先生。
　　战争打乱了正常的市场供应秩序，造成大量商品紧缺，物价上涨。有经济眼光的集团和个人，就趁此良机攫取高额利润，发战争财。“联昌公司”经营的就是这种“二战”时期的特殊生意，它的主要业务，就是以货易货，用机器零件及船只交换各种粮油，以供应澳门拥塞的近三十万居民。
　　那时中港澳之间的海面上，日本海军和海盗横行，杀人劫财事件时有发生，有不少生意人就死在日本军人和海盗的乱枪乱刀之下。
　　何贤呢？他应该从哪里起步？
　　他正以自己锐利的眼光在观察，以自己独特的思维在分析、斟酌……他亲眼目睹了百姓生活的拮据和物资匮乏的无奈，也更强烈地感受到另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有不少的人在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他们经常彻夜欢腾，歌舞达旦，与困苦中的人们形成强烈对比。
　　一切都仿佛看到了，又好似没看到。因何贤所关注的，自然是他的“老本行”。说实在的，没有哪种现象，比得上澳门金融业的盛极一时，更能给何贤增添信心和勇气。
　　看着数不清的华资银行，争相林立于新马路、营地大街和十月初五街一带，很令何贤心如潮涌，干劲倍增，连揣在衣兜里的手心儿，也渗出了热汗……毕竟是12月的冬日，濠江水也是冷的。
　　他恍觉这里就是当年广州的十三行西荣巷，可很快又发觉不是，完全不是。
　　这儿，分明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战火中的孤岛天堂。
　　是命运，把他神不知鬼不觉又仿佛顺理成章地推到这里来的。如果他是条鱼，循着希冀游到此地，不是已找到了激活他生存命脉的水源了么？
　　倘若他没能来到这里，或许日后，澳门的许多页历史要重新改写……
　　而此时此刻，何贤正伫立在彼情彼景的澳门历史岁月中，一门心思施展身手，热切盼望着“从头再来”。
　　何贤来澳门的第二年，认识了马万祺———时下担任着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澳门特区筹委会前草委主委等商政要职的马万祺。当时，马万祺与傅老榕合股经营大丰银号，是澳门仅有的几家老字号银号之一，颇具金融规模，由傅老榕任董事长，马万祺任总经理。
　　可惜不幸，正当马万祺策马横枪驰骋商场的时候，却患上了肺病。于是，他必须要尽快找到一个得力助手，在他卧病的时候能够部分代替他工作。马万祺十分欣赏何贤从事货币和有价证券买卖的天赋才干，认识了何贤后，便毫不犹疑地推荐他到大丰银号，任司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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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很快就在澳门金融界崭露头角了，被人们誉为“能人”，以至葡人经营的大西洋银行，也聘请他为华人业务部经理。凭他的声誉，凭他的四海交游，大丰银号日渐成为澳门的头号阿哥。
　　几年以后，澳门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者是大丰银号的头号老板傅老榕。于是何贤四处斡旋，救了傅老榕一命。此事对何贤在大丰银号的发展，直至他当上大丰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都关系极大。这是后话。
　　自何贤顶替病中的马万祺肩负大丰司理使命，便在澳门打开了局面，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接着，他又经营工商业，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办了许多企业，促进澳门的繁荣和安定。
　　马万祺当年，于不经意之中助了何贤在澳门事业发展的一臂之力。
　　统治着澳门不可一世的葡萄牙人，也企望借助何贤的精明和才干，解决澳门金融方面一筹莫展的困难。那时澳门市面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港币，此外还有广东银毫和大西洋银行发行的澳门币。后二者货币的数量十分有限，而港币却自香港沦陷后渐渐失去了作用；广东银毫又从澳门大量流出，因此市面的货币流通量变得严重紧缺。这不仅影响了澳门工商业务的发展，也影响着居民生活。
　　怎样解决？这是何贤兼任大西洋银行华人业务部经理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何贤想，港币的价值已不可能恢复稳定，因为在日寇统治下，港币即使在香港本地也不能允许直接流通，何况在澳门？广东银毫呢，早已不再制造，现存流通的也在不断流失，银毫无疑只会越来越少，不会增多。想来想去，惟一的出路只有增发澳门币了。
　　澳门币如果还像过去那样由葡国供应，看来也比较困难，只能在澳门自印。经过深思熟虑，何贤把他的想法和意见向大西洋银行负责人陈述，并且建议他们向澳门当局争取获准印发澳门币的权利。大西洋银行董事会，对何贤有理有据的分析和建议非常欣赏，毕竟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啊！
　　经过一番努力，大西洋银行取得了增印澳门币的权利。
　　印澳门币要用银币纸，可是澳门根本没有这种纸张供应，只有到香港去找，而香港，自1941年12月25日沦陷以后，日寇早已封锁了海面，那只有靠偷渡。
　　偷渡是非常危险的，碰上日本鬼子的巡逻艇，别说运货，恐怕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呀！
　　谁到香港购买银币纸？
　　这又是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和不敢承担。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关键时刻，到底是何贤，挺身而出接过这桩棘手的事。
　　何贤平日里积德成性，仗义疏财，慷慨豪爽，结交得江湖上一些两肋插刀的朋友，愿意为他卖命效劳，在所不辞。
　　何贤很快就物色了几位江湖朋友偷渡香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香港偷运了一大批银币纸送返澳门……
　　于是，崭新的澳门币，“沙沙沙”日夜不停地印刷，一捆捆崭新的澳门币由大西洋银行发行出去……
　　增加澳门币发行量后，马上有了成效，不仅解决了流通货币量不足的窘境，对稳定澳门市场，便利居民生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是何贤为澳门金融界立下的汗马功劳，从此他在澳门社会名声鹊起，地位频升。
　　澳门金融界一直尊崇何贤，自那时起不久，澳门银行公会改选理事会，大家一致推选他为理事长。
　　以后，澳门银行公会筹委会成立，又选举何贤任主席。
　　何贤已由一个区区银号司理，脱颖而出，成为澳门金融界呼风唤雨的显贵、上层社会的名流了。
　　何贤在澳门经营的工商企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除了他待人以诚，急人所急，且经营大丰银号拥有显著成绩等诸多缘由外，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条，就是和葡国人关系极好，因此能够在战乱之年，得以成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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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门，各行各业都有联谊性质的商会沙龙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表层活动当然无外乎是喝喝咖啡，听歌跳舞等娱乐，但其深层意义却是结交朋友，寻求合作伙伴，彼此洽谈生意，相互提供机遇等。因此，各个行业中的俱乐部都有着不同的规模和档次，大抵分成一般员工的、高级职员的、富商巨贾的、社会名流的……当时金融界有一个最高层次的俱乐部，设在平安戏院三楼，谓之“同乐俱乐部”。进出这个俱乐部的人，都是澳门金融界的巨子，或是澳督府有关部门的官员。
　　何贤当时还只是银号的中级职员，他是不敢涉足这个俱乐部的。可现在他的身份地位不同了，身价自然也倍增，他容光焕发，常常西装革履随着他的铁哥———金融巨子钟子光，一同出入同乐俱乐部。
　　在俱乐部里，何贤大开眼界，所有的人没一个他不认识的，全是一些头面人物，但这些人物并不都认识何贤，这没什么可怯的，一回生，二回熟嘛。
　　这群人中，有一位40年代澳门当局政府的经济局长名叫罗保。此人当的是葡萄牙政府的官，说的是葡萄牙语，一举手，一投足，一耸肩，一微笑，全是洋人的派头，但有意思的是他却地地道道是中国人，出生于广东赤溪县，因父母早逝，成了孤儿，后来由一个葡萄牙人抚养长大，所以入了葡国籍。
　　罗保是个幸运儿，他受过高等教育，精通葡文，又能说中国话，在澳门这个由葡萄牙政府统治，可华人又占了总人口96％的地方，便自然受重视，成为两面都通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使他掌握着澳门的经济大权。
　　罗保自己在澳门也有产业，是个无甚背景，却既掌实权，又拥有经济实力的特殊人物。
　　一天，罗保走进同乐俱乐部，钟子光见到他立即起身打招呼，跟罗保握手寒暄。紧接着，钟子光就招呼坐在身旁的何贤，把何贤介绍给罗保认识。
　　罗保一听说眼前的陌生绅士就是何贤，便说：“久仰久仰！你就是何贤，非常感谢你帮我们解决了印银纸的难题。”
　　“小意思，况且也不是我一个人出的力。”何贤谦逊地说，“我很愿意为大众做点事。”
　　“很好！好极了！”罗保打量了一下这个身材魁梧、诚实忠厚的汉子，又说：“以后，恐怕会有更多的事情要请教于你，请你多多指教，多多帮忙噢！”
　　何贤没有料到，这位素昧平生的政府要员，对自己初见一面便流露坦诚，这么信任自己，也很受感染，随之对罗保坦率地说：“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管吩咐，我一定为您效劳。”
　　打这时起，何贤跟罗保经常见面，两人混熟了，那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广，金融界的、工商业的、社会方面的，几乎无所不谈，而且谈得越来越投机，他们之间建立了信任。有些事情不方便由澳督府出面干涉处理的，罗保就委托何贤以调停者、中间人或居民代表的身份出面解决。
　　何贤也不辱使命，凡是对澳门居民有益的事情，对稳定澳门经济和社会有利的事情，他都尽心尽力完成，并且做得很好。
　　1943年春节前夕，由于日军突袭珍珠港，接着占领了东南亚和香港，使澳门成了四面楚歌的孤岛。粮食、副食品和御寒衣物等不可缺少的物资运不进来，加上时值隆冬，居民们饥寒交迫，饿死、冻死的不计其数，每天早上街头都有几具尸骸。澳门，一天之内菜价增涨20倍；大米，谁也弄不清涨了多少倍，近40万居民眼看就要断炊了！
　　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何贤等人冒死到香山县购粮，去拱北跟日本侵略军打交道，要求他们准许运粮过关；又与海南岛有关方面联系，组织澳门失业的人到海南做劳工，这样才挽救了一部分劳苦贫民，使澳门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平息了动荡局面中的混乱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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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的这一义举，使澳门政府增加了对他的信任，也使罗保对他更加赏识不已。
　　一次，在“同乐俱乐部”聚会时，罗保对何贤和钟子光说：“现在香港禁止黄金进口，香港和东南亚的黄金买主都跑到澳门收购了，经营黄金是个好买卖……”
　　没等罗保说完，何贤和钟子光高兴得同时喊起来：“好呀！这是个发财的大好机会！”
　　经过几次商量，他们三人合资开了一间“和安”黄金公司，并通过罗保取得经营黄金的专利权。所谓专利，就是只由一家经营，谁要购买黄金都只能向和安公司进货，包括澳门本岛金铺的零售商。
　　何贤本来就是金融舞台上拳打脚踢的出色演员，现在有了“专利”这把尚方宝剑，更可以放开手脚尽情发挥，演出有声有色的精彩好戏了。他派出得力干将分头到非洲等地购买黄金，解决黄金的货源。他利用罗保的威望，聘请西探部探员，把黄金从码头护送到和安黄金公司，然后分售给各地跑来澳门的买主。
　　一项项工作有条不紊，效率很高，这样很快就打开了新的局面。东南亚等地的客商纷纷来澳门购买黄金，买主们各显神通，再想方设法将其运往香港及东南亚。黄金一进一出的差价是相当大的，因此何贤他们获利的数目也是极为可观的。
　　和安黄金公司经营了十多年，先是由何贤、罗保及钟子光合资经营，后来钟子光故去，由梁昌顶上，直到香港当局准许黄金进口才停业。所以说，这十多年间成了何贤的黄金时代，财源可谓如一江潮水，滚滚而来，为他日后的经营，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苦尽甘来的何贤，回首当初，恍如隔世……自从结束学徒生活起，父亲澄溪公给了15岁的贤儿一笔本钱，让他独自去闯荡江湖；16岁的何贤当上了“鸿记”老板，经营金银纸币生意，只不过大钱么，都是人家赚的；19岁那年，何贤又与志同道合的何善衡、马子登合股在广州上九路开设汇隆银号，当时他是决心在金融市场一展身手，创基立业的。
　　战火乱世，他来到澳门，从大丰银行到大西洋银行再到现在的黄金公司……
　　次次赴汤蹈火，奔的都是金。他为什么在七十二行中，偏偏选中金融这一行呢？风风雨雨、跌跌荡荡的“这一行”？
　　说起来却有一点离奇，人呢，有时还真不能不信“天意”。
　　小时候，何贤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到一个很荒凉又无人迹的地方，他漫无目的地在那里走啊走啊，找不到家的方向……
　　突然，他发现脚下有一个洞穴，里面堆满了一块块黄澄澄光灿灿的金砖，他觉得惊异无比。于是，便趴在地上把那些金砖一块块地捧出来，尽情地赏玩摆弄，像抱着一大堆炫目耀眼的玩具———他在荒野上，垒起了一座金屋……
　　梦境当然是虚幻的，但从此他觉得自己人生的遭遇，似乎总与黄金有缘。30年代的报纸，都辟有“行情”的专栏。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领悟力，何贤从小就特别喜欢看金融信息。对瞬息万变的金银货币起落升沉，他甚感兴趣乃至到了迷恋的程度。虽然价码指数商机行情都事不关己，他却非常投入地“参与”其中，常常独个儿在那里估量预测。
　　说也奇怪的是，许多时候，还都给他猜对了。或许是孩子气十足的那种天然意识，还有潜意识在大脑积累的作用，逐渐启蒙了何贤的智慧？
　　现在，他成功了。
　　他拥有了大把的黄金。
　　虽然不像他小时候做的那个梦一样的美妙，任由他捧起一块块黄澄澄的金砖垒成一座金碧辉煌的荒野金屋，那般神奇壮观，但在“和安”公司经营黄金的十多年间，却已然使何贤成为大富豪———昔日朦胧的黄金梦，果真变成了人间现实……
　　正因为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何贤在大丰银号由司理升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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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代初期，在何贤呕心沥血的经营下，大丰银号业绩卓著，成为澳门银号翘楚。40年代后期，又进一步发展了金业部和银业部，扩展为“大丰金银号”。其后，业务再扩展，划分为大丰金铺和大丰银号。
　　五六十年代，因政府未有银行法例，故而大丰银号虽无银行行名，但已经营银行业务，其业务范围广泛，并向多元化发展。除经营存款、放款、按揭、汇兑、找换及银行的其它一切业务外，并设有金饰部、钟表部，兼发行礼券等。
　　直至1970年，澳门政府颁布银行法，接受银号申请注册为银行。大丰银号率先行动，于1971年10月23日正式注册为大丰银行，当时注册资本为500万澳门元，主要由何贤集团投资，已故赌王傅德荫家族也有参与。几年内，大丰业务发展很快，至1976年初，吸储存款额已逾亿元，仅次于南通银行而列第二位。1982年，大丰吸储存款额达9．28亿元，成了澳门实力雄厚的银行之一。
　　何贤除了在经济上和罗保合作之外，还乐意与葡国人交朋友，与许多葡国人的关系都很好。所以，每一位新澳督到任，都和何贤交上了朋友。
　　葡国人明白，在澳门四十多万居民中，华人占了96％，而葡国人仅占3％，其余1％为其他国籍人口。因此葡人要把澳门管好，一定要依靠华人，不得不尊敬像何贤这样的华人知名人士。
　　澳门居民亦十分尊敬何贤，日常遇到什么难题，都拜托何贤找澳督，而澳督碍于何贤的面子，也就答应解决问题。反之，澳门出现难题，葡人拜托何贤相助时，他也会不辞劳苦，积极帮助解决，并办了许多好事。
　　何贤晚年对人说：“澳门能够有今日之繁荣，实在是经过好多风险啊！”后来许许多多的风险，都让何贤亲身碰上了，而且不单是碰上了，更可以说，如果不是人人敬慕的“贤哥”一次次及时把危机化解，那么澳门的历史，可能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决非危言耸听。也正因如此，何贤在澳门的社会地位日益显赫，澳门人暗地里称誉他为“影子内阁总督”。
　　从40年代中期起，何贤在澳门便借助政治地位的提高，又以大丰银行为基础，陆续开办了许多企业，不断向多元化的经济领域拓展。因此，该行属下很快发展有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钟表行、地产生意、金行、酒店、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厂、石油公司等，大丰集团的收入，成倍成倍地增加，成为澳门的重要经济力量。
　　不过，他也做了许多亏本买卖，那都是为着稳定全澳经济，安排工人就业而经营的。澳门曾是万千难民逃避战火的福地，也曾是战乱之际的龙蛇混杂之地。这当中便少不了江湖恩怨、乱世情仇以及人间悲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时澳门的社会治安很差，险恶四伏。日寇投降后，汉奸走狗们都纷纷逃往港澳。因为澳门政府不搜捕汉奸，更不把他们押送给中国政府处理，所以大大小小的汉奸走狗以及黑社会的人，充斥澳门，造成社会治安相当混乱。
　　就在这时候，澳门“赌王”傅老榕，被人绑票了。此案发生后，立即轰动省、港、澳，成为当时的特大新闻。傅老榕的真名叫傅德荫，原名德用，又名伟生、广源，1894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下碧云村一个贫穷人家。
　　傅德用8岁那年，南海大旱，田地龟裂，农家几乎颗粒无收，乡里的人们被迫四出逃荒，他的父亲傅球芝也逃荒去过东莞、常平、深圳等地，一年以后，漂到香港，开始做起五金工人。多年后，父亲从香港回到南海，这真让傅德用喜出望外，他再也不肯蜗居在家了，他一再要求父亲带他去香港谋求发展。于是，1913年，满身土气的傅德用随父亲来到了香港，那年他19岁。
　　香港虽是个花花世界，但对傅德用来说却充满了艰辛。他做的是杂工，收入微薄，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做着发财梦。

　　傅德用在乡下时就是个好赌之徒，到了香港，他算是“瞌睡遇着枕头，口渴遇见清泉了”。他总是混迹于赌摊赌棚，还有那些露天赌场，穷碰运气，小试牛刀。傅德用那时虽然地位低下，也仍然和周围人打得火热，大家都叫他“老用”，于是傅德用干脆为自己更名为“傅老榕”。
　　还没等傅老榕开始去赌人生，生活先捉弄他了，因打架斗殴，他被投进了监狱。在狱中关押了10个月，出来后傅老榕立即离开香港，开始在两广一带做生意，趁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机，他乘机大发其财。当他再次到香港时，已是衣冠楚楚，可以随意出入高档娱乐场所了。
　　30年代初期，傅老榕第一次闯入澳门赌业，显得格外势单力薄。那时，商家卢九联合范洁明、何士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当时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全力支持下，再次获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面对这些财雄势大的强手，傅老榕铩羽而归，只得去到深圳，几经转折，和霍芝庭办起了一间赌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傅老榕迅速将深圳的赌博公司转手出卖，带着巨额财富来到澳门，并于同年以180万两白银的赌税，取得了澳门赌业的专营权。
　　卢九等商人的“豪兴公司”招牌被摘下，取而代之的是傅老榕和高可宁合作开办的“泰兴公司”。自那以后，傅老榕便是“泰兴娱乐公司”的老总，也是德记船务贸易公司、大来轮船、十六号码头的老板，他经营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遍布港澳。
　　何贤来澳之初，曾得到傅老榕的赏识和重用，也由于马万祺的推荐，而成了傅老榕的得力助手，被任命为大丰银号司理，当时傅老榕是该银号最大的股东。
　　何贤在澳门能够立足、起飞，是与傅老榕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可以说，傅老榕有恩于何贤。这样的富翁傅老榕，自然是绑匪们觊觎的对象。傅老榕个子高高的，爱穿长衫，是个典型的江湖人物。他平时喜欢吞云吐雾，且常到普济禅院的“观音堂”过烟瘾，不料被一帮匪徒摸透了生活习性。1946年2月10日晚上8点30分，以梁锦为首的七八名歹徒，突然闯入普济禅院祖师堂内，把正躺在烟床上的傅老榕绑走……
　　那晚，正当傅老榕云里雾里之际，禅房门突然“哗啦”一下被撞开，七八条彪形大汉闯进来，傅老榕不愧为老江湖，他看情势不对，马上将烟枪扔向冲在最前头的绑匪，并迅即伸手去摸放在枕头边的手枪……冲在前头的那个绑匪侧身闪过飞来的烟枪，一个猛扑，压住傅老榕伸到枕头边的手。
　　傅老榕见武的不成，只得换了一种种斯文，强撑笑脸说：“大佬，有话慢慢讲，我这里有些钱，各位先拿去饮茶，日后老榕我还有孝敬。”
　　他一边说，一边用另一只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绑匪对这点钱显然不屑一顾，斜着眼并不搭腔。一名绑匪还把傅老榕手中的钱打落，将他反手绑上，并将床上的枕巾扯起，揉作一团，塞到傅老榕嘴中，架起傅老榕就向外疾走。出了普济禅院，傅老榕被强行塞进自己的轿车。为首的绑匪坐在驾驶座上，“呜”的一声，汽车旋风般逃离禅院……
　　晚上9点左右，傅家的电话铃骤响，傅老榕的大公子傅荫权接了电话。电话是普济禅院的竟真大师打来的，荫权从语气中可以听出，这位深悟佛理，一向从容不迫、淡定自如的高僧师傅，今日却很有些把持不住了，他用急促颤抖的语气说：“傅施主可能遭绑架了！请小施主马上与警方联系吧，我们这里也已向警方报警了！”
　　傅荫权听到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浑身冰凉……傅府大乱，慌作一团，由于平时傅老榕在家里说一不二，家中大事小事全由他做主，现在他遭绑架，傅家便失去了主心骨，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不久，家人便接到匪徒电话，索要赎票900万元。这个大数目弄得傅老榕家人六神无主，正忙乱中，傅荫权想起该找何贤呀！“对呀，找何贤！找何贤！”主意一出，家人一致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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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荫权赶忙打电话到何家。但何贤的家人却说何贤被别人请去吃饭，不在家中，也不知他到哪里吃饭。得知傅老榕被绑，何家也帮忙四处打电话找何贤。
　　何贤终于接到了电话，听完也暗吃了一惊，但他镇定若常，找了个借口告辞，立即火速赶往傅老榕家。何贤赶到时，已是晚上10点，警方也派人赶到傅家了解情况。何贤听完傅荫权讲述案发的情况后，经过一番思索和分析，认为作案者很可能是新来澳门的黑道人物，主张一不要报警，二不可回价太高，只能给个50万元赎金，还得采取边谈判、边讨价还价的办法，以摸清这批匪徒是何方神圣。
　　何贤对警员说：“估计对方意在谋财，并非一定要害傅老板的命。这件事请警方暂且不要插手，否则激怒了匪徒，使之‘撕票’反更糟糕。我料定绑匪今晚一定会打电话来，到时候我们再见机行事。”
　　何贤这么一番话，大家都觉得在理。无论如何，权衡利害得失，也只好先走这步棋了。警员见傅家都同意何贤的见解，也就起身告辞，回差馆复命去了。
　　到了深夜11点多，傅家的电话果然“叮铃铃”地响了。一直焦灼地坐在电话旁守候的何贤和傅荫权，同时伸手去取话筒。何贤用眼色示意傅荫权，荫权缩住手，何贤镇定自若地咳了一声，把话筒紧紧贴在耳边……
　　何贤刚“喂”了一声，话筒里即刻传来一个凶神恶煞的声音：“叫傅荫权听电话！”
　　何贤道：“我是大丰的司理何贤，有什么事情跟我讲好了。”
　　对方说：“傅老榕现在我们手里，想捡回他一条命，交900万赎金。”
　　何贤问：“我们怎么知道傅老榕就在你们手上？”
　　对方并不搭话。话筒里却传出一阵殴打声，接着便听到傅老榕呻吟痛苦的声音。傅老榕的声音很大，连在一旁的傅荫权都听到了。
　　荫权哭着抢过电话大叫：“不要打我父亲！我们给钱！”
　　“快准备赎金吧！”对方冷笑。
　　何贤接过电话说：“我们一时找不到这么多现金，明天你打电话到南楼俱乐部，我在那里答复你。”
　　绑匪没有再说话，“砰”地将电话挂断了。见何贤放下电话，傅家人都围了上来。他们已经方寸大乱，都希望尽快答应绑匪的条件，救回亲人的性命，但900万的现金，一时难以凑足啊！
　　何贤安慰道：“绑匪无非是求财，暂时是不敢下毒手难为傅老板的。不用太担心，狮子大开口，岂能由他们说了算！我现在去找人查查绑匪的底细，然后再作打算。阿权，明天下午你到南楼俱乐部等我。”
　　从傅家告辞出门，何贤就来到黑沙环附近的木屋区。已是午夜时分，木屋区黑灯瞎火，连一点光亮都没有。何贤深一脚、浅一脚地辨认着门牌，突然，一个黑影从一巷口朝何贤扑来。何贤扭身闪开，迅速拔出防身的小手枪，背贴路边的木屋定睛一看，原来是个醉汉。虚惊一场，那家伙却并未理会何贤，跌跌撞撞哼哼唧唧地走了，何贤则吓出一身的冷汗……
　　找了约莫个把小时，何贤终于停在一间低矮的木屋前，他敲了敲门，里面有人问道：“谁？”
　　“是我，何贤。”何贤低声回道。
　　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小伙子举着一盏煤油灯，在何贤脸上照了照，面露惊讶地说：“贤哥！真的是你！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何贤忙关上门：“阿汉，我找你有急事，进屋再谈。”
　　阿汉忙招呼何贤进到屋里坐下，欲去烧水倒茶。何贤扯住他说：“别忙了，时间紧呢，我有急事求你办！”
　　阿汉脱口道：“贤哥吩咐，我一定效劳！”
　　何贤把傅老榕遭绑的事匆匆讲述了一遍。这个叫阿汉的小伙子，先前是一名搬运工，因欠高利贷的钱无法归还而被人追杀，恰遇何贤遇上，追杀的人中有认识何贤的，便只好咬咬牙说：“给贤哥一个面子，算你今日好彩！”遂放过阿汉。
　　阿汉捡回一条命，忙在何贤面前跪下，连连拜谢何贤的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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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汉从此知恩图报，对何贤感恩不尽。何贤讲完傅老榕被绑架的经过后，对阿汉说：“你去给我查一查，看到底是什么人干的，是老手还是新出道的？这对以后讲数很有帮助。”
　　从阿汉家出来，何贤又去找了几个熟人，让他们也去探听情况。奔波了一夜的何贤，回到家时，天已蒙蒙亮了……
　　何贤迷糊着睡下没多久，阿汉就来了。他告诉何贤，去找了好几帮黑道上的朋友问过，看来这是新出道的人干的。
　　何贤叫阿汉继续追查，然后就去南楼俱乐部。傅荫权心急，早已等候在南楼俱乐部。
　　中午12点刚过，绑匪就来电话了。何贤告知对方，900万数目太大，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给30万。原来，何贤听阿汉说对方是新手时，就定下赎金最高不超过这数目。绑匪见还价压得这么低，当然不肯答应，双方你来我往，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未谈妥。
　　何贤忽然道：“细佬，新出来捞，胃口太大，要留条后路。”
　　对方显然没料到何贤会出此言，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新出来捞？”
　　何贤在这边却偷偷地一笑。本来，阿汉虽然禀报说绑票者不是老手，但何贤对此并无十分把握，所以他突然试一试对方，不料这一试对方竟露了馅。
　　何贤道：“傅老板何等人，白道黑道都给他面子，不是初出道的，谁会跟他过不去？”
　　对方犹犹豫豫地说：“我们并不敢为难傅老板，只不过想找几个本钱。如果傅家有困难，给100万也行。”
　　何贤听出绑匪有点松口了。他不动声色，继续坚持着：“这样吧，傅家只应允出30万，既然你们新出道要本钱，我自作主张，加20万，50万！一口价。”
　　对方听了，很久没有出声，沉默许久才最后道：“我们要商量一下，过几天再打电话。”说完，“啪”地放下电话。
　　何贤与傅荫权天天中午到南楼俱乐部等绑匪的电话，与他们讲数，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
　　不管匪徒如何漫天要价，何贤坚持只给50万元，但匪徒也不示弱，声言要对傅老榕行凶。傅荫权为急于救出父亲，冲动起来，想向匪徒动武。
　　何贤说服了荫权，因为绑匪如果发现风吹草动，将危及傅老榕生命。于是继续坚持着与匪徒磨牙，赎金从900万元磨到600万元，匪徒喜怒无常，一会儿要这样转眼间又改变主张，何贤忍着心头怒气，与之相持。
　　讲价艰难，几乎陷入僵局……何贤与澳门黑道白道的人素有交情，很快查到了匪徒藏“参”的地点、匪徒人数和匪首是何许人。
　　澳门警厅也查出藏匿傅老榕的地点在“荷兰园”一带，便打算在月黑风高之夜，武力救人。但何贤认为，如果用武力“踢窦”(进攻匪穴)，绑匪有枪在手，一旦狗急跳墙乱咬人，傅老榕必死无疑。
　　所以，何贤立即通知澳督，讲明利害，请澳督制止警厅行动，继续与绑匪进行周旋。就这样，断断续续讲了一个多月，绑匪终于同意交50万元放人。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交付赎金。一天，何贤与傅荫权照例在南楼俱乐部等电话。阿汉匆匆来找何贤，悄悄禀告他探到的新消息。这个阿汉本事也真不小，他不但查出绑匪一伙的身份，连绑匪藏“参”的新地址也给他挖了出来。原来，这宗绑案是来自香山县的一伙歹徒，勾结在傅老榕中央酒店的李秉枢、梁锦、甘明等人干的，他们把傅老榕囚在贾伯乐街76号2楼……
　　傅荫权听到此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年轻莽撞，没有与何贤商量，当晚就通知警方，并带上父亲的一班马仔前去救人。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藏“参”处已人去楼空。何贤第二天早上才得知此事，连拍大腿叫着，说傅荫权把事情搞上火头了！怕是要坏事，要坏大事了……
　　再说傅老榕这边，也遭受了一番折磨，但他也真是个“守财奴”，宁可死也不愿意财产拱手交给这伙强盗。所以匪徒们没少折腾他，许多时候把他绑在船上，有时又把他藏在隐蔽的屋内，警方闻风而动的时候，他更是连连跟着不断“转移”，欲活不得，欲死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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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首一次次敲着傅老榕的头，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将你囚起来，因为你现在有钱了，我们需要钱。”
　　傅老榕咬着牙说：“你们不会得逞的，我一定要想办法……”
　　“死到临头还嘴硬！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你要据实答复。这很重要，真实的情况愈多，你活命的机会就愈大。”匪徒打断傅老榕，强问他的口供。
　　“谁能万无一失地带钱出来赎你？”匪徒问。
　　“不知道。”傅老榕摇头。
　　“马上跟你的家人联系，让他们带钱赎你回去！”
　　傅老榕慢慢地说：“这个问题使我无从回话，因为钱是我家的，我死也不会给你们这些混蛋的。”“那你就等死吧！”
　　傅老榕知道这是一伙亡命之徒，但他还是不肯服输。果然不出所料，一天，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打手，恶声恶气地说：“你家人要报复，我们便要你一只右耳，好去找你家人要钱，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休怪我们不客气！”
　　说罢，一把明亮的刀伸了过去……傅老榕一声惨叫就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感到右耳一阵火辣辣地生疼，右耳没有了……
　　就在何贤拍腿大怨傅荫权莽撞的当天中午，有人给傅荫权送来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血淋淋的半只耳朵，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不交出900万，下次送回人头。”
　　傅家的人一看，当即有几个哭喊着晕了过去……
　　接下去几天里，何贤和傅家再也接不到绑匪的任何消息。
　　大家都忧心如焚。这天中午，何贤照例到南楼俱乐部等候电话，又白等了一个下午。晚饭后，何贤在家里闷坐，忽然粤剧演员新马师曾来访，问何贤为何闷闷不乐，何贤深叹一口气，何贤在港澳粤剧界中有许多朋友，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何贤都以各种方式帮助过他们。新马师曾是其中之一，所以何贤与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何贤见问，也不相瞒了，他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新马师曾。
　　新马师曾听完后，想了想说：“我有个朋友，叫李权，他是挺进第三纵队司令袁带的亲信，人称‘过河卒’，意为样样事都行得通。如果请他出面打点，保证傅老板平安回来。”
　　何贤正无计可施，马上同意了。经新马师曾约请，何贤在中央酒店请李权吃饭，并送厚礼。
　　谁知李权也很够义气，把礼物一推，拍着胸脯说：“贤哥有事吩咐，李某定当效劳，何需提什么酬谢不酬谢呢！”
　　何贤最喜欢这种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脾气，激动地举起酒杯，说道：“我何贤虚长几岁，李兄如不嫌弃，我们结拜为兄弟，如何？”
　　李权虽第一次与何贤谋面，但何贤仗义疏财之名早已耳闻，他很敬佩何贤的为人，现在听何贤如此一说，连声赞同，哪有不应允之理。至于新马师曾，早把何贤当兄长看待，更不在话下。
　　这李权，果然不负“过河卒”之名，不几天就告诉何贤，已和绑匪讲好数，约何贤在香港新亚酒店交钱，收钱放人。
　　原来，对方也不想把事情做绝，只是气不过傅荫权报警，带人抢上门来，才割下傅老榕的右耳朵，现在李权找上门来，正好做个顺水人情。
　　在约定的那天，何贤只身去香港，和一个绑匪在新亚酒店开房，等傅家传来放人的消息。
　　晚上7点左右，傅荫权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已平安回家。
　　何贤遂将50万元交给守候在一旁的那名绑匪。双方成交后，傅老榕历经磨难终获释放。他临离开贼窝时，顺手拿一个闹钟返家，作为纪念。事后，他经常对人说，这个钟是全世界最昂贵的了。至此，轰动一时的傅老榕绑架案，在何贤的斡旋下妥善解决了。那些绑匪并没有得到便宜，事后全给警方缉拿归案。
　　这宗绑票案，在1954年破获，匪首李秉枢、梁锦、甘明和幕后人李某先后落网，各判入狱18年零8个月，还赔偿给傅老榕100万元的损失费。这件事，使傅老榕进一步了解了何贤的才干，从此更加信任和器重何贤。
　　“贤哥”大智若愚，一脸忠厚地告诉人们：“帮人，就等于帮己。没错，我的话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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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在澳门被誉为“华人澳督”或“影子内阁”，决不是虚言妄语。因为澳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澳门政府无法解决时，往往“点将”求助何贤。每一次，何贤都是积极参与并把事情办妥。
　　何贤平生，曾经力挽五次对澳门社会民生影响很大的风险。何贤晚年曾对采访他的人说，澳门有过四次大风险，用他的话说：“抗战时两次，之后又有过两次。”
　　所谓“抗战时代”那两次是指1943年春节前夕，日本特务机关林立的澳门，因其陆、海军特务机关内哄而趁机封锁澳门的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本没有得到最高当局封锁澳门的命令，而只是想将事件嫁祸于澳门“西洋政府”；而那个特务头子又听何贤说他们一行仅代表澳门居民，为了便于下台，免致自己打自己嘴巴，便推出一个特殊人物———在日特机关工作的汉奸黄公杰作为代表，或者叫“替罪羊”，让黄某与何贤等人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不久日本陆军就解除了对澳门的封锁。偏偏第二次，又是同这个黄公杰有关，这次他不是充当替罪羊，却成了惹事的“狼”。
　　原来，在这之后，这个日特机关代表黄公杰，在东亚酒店长期包房办公，作为日军统治澳门的代理人。黄某虽是澳门人，但以何贤的推断“大概是为日本人当密探”，所以狂放无羁，甚至连葡警也不放在眼中。有一次，他的手下为了争先坐三轮车，殴打了澳门葡警，又掀起一场争斗风波。“西洋警察”不甘心受日本汉奸的欺侮，立即召集葡警队，把黄某长住的东亚酒店团团包围了。
　　黄公杰忙调动他的那帮特务，持械对葡警进行反包围，并立即去电日本陆军队，于是日本人又运来了几车手榴弹。双方枪口对着枪口，大眼瞪着小眼，一场火并迫在眉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澳门政府派经济局长罗保博士受命火速解决此事。可是罗保乃葡国人，包围在最外层的日本特务们，一见是西洋人士，也不管你是谁，坚决挡住不许进入东亚酒店，所以罗保再有影响力，也是无济于事。于是罗保只好找到何贤，劳烦“贤哥”出马！何贤为了澳门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马上赶到了东亚。双方人马见是何贤，便都让他进入酒店，何贤对双方申明利害后，再拍拍这边，哄哄那边，好生劝说了一阵……
　　双方无话可辩，就都给何贤面子，也趁机赶忙下台，撤走了武装人员，平息了这场小题大作的“恶霸”风波，是“贤哥”出面调停，澳门居民才又免了一场枪祸。
　　除了这两次外，何贤所说“之后又有过两次”的历险，是指1952年发生的拱北关闸事件，和1966年发生的“12·3事件”。这后两次历险情形，因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故这两个事件在后面再详述。
　　现在，说一说何贤未强调的那“第五次”历险。这一次按时间顺序，应在“四大风险”事件的中间，时间是1949年冬天。
　　1949年冬，蒋家王朝彻底崩溃，新中国建立，蒋介石逃到台湾。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李及兰部队向万山群岛大撤退时，有的官兵不愿随队伍南逃，便逃到澳门，在公海抢劫来往商船和渔船。此外，他们还经常在澳门抢劫、杀人，丢放炸弹，扰乱民生，危及百姓。
　　结果形势愈来愈不妙。有一次，一天之内，他们竟在不同街道爆响了四枚炸弹，其中有一枚就在何贤寓所附近爆炸！当时何贤的一个老朋友也遭到歹徒袭击，但上天保佑，侥幸大难不死。何贤心急如焚，长此以往，那还了得！
　　尽管澳门小岛上有七十多个天主教堂，上帝恐也保佑不了澳门。说不定，教堂也遭爆炸和袭击，求上帝，求观音，没用。人呀，还得自己想法子保护自己，救自己。何贤为了安全，除却加强保安员的队伍外，他想出一个法子，就是以高价暗中收购流入市面的私藏武器，以免不法之徒利用这些枪械破坏社会治安。何贤把重金收购的一批批武器弹药，送交澳门警方。此举果然奏效，深得有关人士赞许，澳门的治安也渐渐稳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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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贤赚过滚滚财源，不过也确实做了许多亏本生意。究其原因，那都是为着稳定澳门经济，安排工人就业而做的“慈善营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澳门居住的大陆民众，也就是那些战争岁月里跑到澳门避难的人们，现在都纷纷撤离。不少人重返内地家园，或是移居香港。毕竟，澳门太小，已完成了它作为战时的中转站使命。客居异乡的人，终归是要回归故里的。就在这时候，发生大陆民众和澳门居民强烈要求收回澳门的事件。
　　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下令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及驻军师长刘绍武等人支持民众这项要求。1945年11月，中国军队武装封锁了澳门。当时澳葡军警仅有一千余人和两艘炮艇，澳门局势紧张，社会秩序大乱。当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每担大米涨至70元钱，猪肉每斤涨至15元(均为澳币)，但工业品滞销，价格大跌。不少工厂停工，居民纷纷离开澳门到广州、香港、南洋等地谋生。尽管后来葡国政府派雅玛纽到广州道歉，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除武装封锁命令，可是澳门居民的外流仍然严重，因而澳门各行各业都十分萧条。
　　昔日的繁华盛景不再，街上人迹稀寥，尤其是旅游业，一落千丈。酒店老板纷纷关门“歇业”，自然又有大批工人随着酒店业的关停，失去了饭碗。何贤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不插手，便好似不能睡得香、吃得好了。
　　为了稳定澳门经济和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何贤明知经营旅游业亏本，却还是一意孤行，出巨资先后收购了新亚、澳门、国际三间酒店，自己经营。别小瞧这一举动，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危难关头，对发展澳门经济，无疑起了一剂“强心针”和“活血素”的作用。
　　抗战期间，由于燃料短缺，歧关公司经营的澳门巴士也停开了。抗战胜利后，尽管燃料供应逐步得到了恢复，但由于澳门人口已大幅度减少，巴士业一直得不到恢复。何贤认为，要发展澳门经济，首先必须发展交通业。于是他便投资办起了澳门福利公共汽车公司，与澳门市政厅签订了合约，取得澳门市内公共交通的专利权，使澳门交通事业得以继续发展。
　　还有一个时期，剧场生意不景气，他也接过来承办。许多人也都知道，“十四哥”张瑛搞个“华侨公司”拍电影，“贤哥”也曾在幕后出过大力，不过这些都是亏本生意。这些得到何贤鼎力支持的事业，对别人的好处，远远多过对他自己。说到此类纯粹是为了公益慈善而办的事业，何贤完全只有投入，没有“收益”。
　　要说有益，那既是造福社会，救济民生。明知是亏本生意却仍要做，因为他说过：“取诸于社会，要用诸于社会。”
　　有一部分实业赚了钱，就应该把挣到的钱用于有益社会的方面———何贤将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作风，一点点顺理成章、不折不扣地付诸着实践。
　　抗战8年之后，人们到香港发展，而何贤为什么会选择澳门呢？
　　“一打完仗，澳门就好冷落。如果个个都走，更加散。而且这里中国人的福利机构，亦未上轨道，镜湖医院年年亏本，我实在不想离开！”何贤再记述当年往事说，依他的眼光看，城市景象，都会有起跌有衰荣的，不必悲观，筲箕湾都会有兴旺出头之日，那么显然没理由澳门会一直萧条下去的。何贤不是表明他真的对澳门多么多么充满希望，只是他有自己的主张，不会随波逐流，茫然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因而，即使他那帮好友都接连搬迁到香港，而他依然决定驻守原地，留在澳门半岛。
　　在人生旅程的漂泊中，似要经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驿站”或“客乡”。而何贤，错把异乡当故乡了吗？不，这能从中看出何贤的“衷情”，他一辈子经商，却一辈子都是比艺术家还艺术家的“性情中人”。
　　对于澳门，对于广州，对于所有留驻过他拼搏血汗和奋斗足迹的地方，他都眷眷难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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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葡国政府的罗保博士，对于作为商人的何贤的一生有过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对于作为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何贤来说，对其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当数柯麟了。
　　贤哥和大陆拉上关系，比后来一窝蜂爱国的人早得多。那时，中共在大部分澳门人眼中，仍然是不可接近的。
　　当人们都怀疑和惧怕共产党的时候，何贤便已开始和他们有交往了。这期间，一定有人对他有过影响的。
　　于是，何贤直截了当地回答人们的疑问：“影响我最大的，是澳门镜湖医院院长柯麟！”
　　柯麟是位老共产党员。当年他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时，因为地下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于是辗转来到香港。
　　1935年中秋节的前几天，中央特派员潘汉年约柯麟到自己的住处弥敦酒店见面。柯麟依照约定走进潘汉年的房间，不料却惊讶地见到自己1929年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24师工作期间认识的将军叶挺。
　　久违的故人重逢，不胜感慨唏嘘。潘汉年告知柯麟，叶挺刚从国外回来，定居在澳门。可不久前，叶挺的一个儿子不幸染上白喉，却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病死了，叶挺为此伤心不已。
　　考虑到叶挺需要有一个地下党员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鼓舞他重新参加革命工作，同时还照顾好他的家庭，于是组织上建议柯麟迁居澳门担此重任。
　　潘汉年对柯麟说：“你在香港熟人太多，容易出事，又不能挂西医牌行医，维持生活也有困难。如果迁居到澳门，既可以执行党委派的任务，又可以解决你自己家庭的实际问题，一举两得。”
　　这次会面后没几天，也就是1935年中秋节，柯麟举家由香港迁往澳门。到了澳门以后，柯麟在板樟堂前街开了一间门诊，挂起“柯麟诊所”的牌子。
　　那期间，马万祺得了肺病，便到诊所请柯麟治病。病治好了，两人也成了朋友。潘汉年得知马万祺思想进步，遂要柯麟多多与马万祺联系，并通过马万祺团结澳门工商界人士。于是，经过马万祺的介绍，何贤、崔德祺等人也结识了柯麟。
　　何贤与柯麟两人无论是受教育的程度抑或所从事的职业，还有各自的身份背景，都有很大的差距，但柯麟的侠义性情，使何贤深感钦佩。
　　柯麟医术高明，这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澳门，他完全可挣到很多的钱，但柯麟对穷苦人收费总是很低廉，甚至完全免费义诊。从上层社会的绅士太太到穷困潦倒的渔民车夫，他都一视同仁，悉心诊治。
　　柯麟的医德，使他在澳门社会各阶层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有一次，何贤与柯麟一道去看望一个朋友。走在路上，不断有人向柯麟问好或点头致意。他们走到白马行街与竹园围斜巷的拐角处，突然有一个小男孩儿欢呼着向他们跑来，抱住柯麟的腿亲热地叫着：“柯先生！”
　　柯麟面露笑容，亲切地摸着孩子的头问他到哪里去？
　　小男孩告诉柯麟，妈妈叫他去买粽子叶，端午节快到了，要包些粽子送给柯先生。
　　柯麟对小男孩说：“回去告诉你妈，你爸爸病愈没多久，刚出来拉车，要省着点钱，她的心意我领了。好不好？”
　　听柯麟如此一说，小男孩突然一本正经地说起大人话来：“妈说，柯先生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我们家穷，送不起别的礼物，送些粽子表心意是一定要的，不能免的！”
　　说完，孩子一溜烟地跑了。跑了很远，又回过头来喊着：“柯先生再见！”
　　小男孩儿走后，柯麟告诉何贤，那孩子的父亲是个车夫，一年多以前得了肺病，在别的诊所花光所有积蓄也没把病治好，后来经别人介绍找到了柯麟诊所。柯麟不收诊金，给他治好了病。这位车夫全家对柯麟感恩不尽，逢年过节，总要登门拜访，再穷，他们也要提上几件称心的礼物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
　　听了柯麟的介绍，何贤心头似乎有所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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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麟诊所成了何贤每天必去的地方。每天，他都要找一个时间约柯麟聊聊天儿，喝喝茶。
　　晚年何贤曾回忆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柯麟，但他从来未向我讲过半句宣传共产党的话，我是从他做人的态度上，看出他的“进步”的！他为人的态度，实在令人敬佩。
　　柯麟自己开诊所，免不了要与医院打交道。重病人要住院，病逝者要停柩，诊所都无法解决，只能与医院联系。当时，澳门只有一个镜湖医院。
　　镜湖医院始建于1871年。它是澳门富商巨贾合办的一个慈善机构，以赠医施药、安置病残、寄棺停柩为主，兼管赈济救灾、修桥补路、排解纠纷等。
　　柯麟在与镜湖医院打交道的过程中，曾一度动过加入镜湖的念头，因为诊所经济能力等诸多因素限制，接纳的穷苦病人毕竟有限。
　　有一天，廖承志来到澳门。柯麟便与廖承志谈起加入镜湖医院的事，廖承志鼓励柯麟说道：“医院小不要紧，那里缺乏人才，正好给你施展身手的机会啊。”
　　与廖承志的这次谈话，使柯麟最后下决心，成了镜湖医院的兼职医生。镜湖医院的工作对于柯麟来说，纯粹是义务工作性质，柯麟没有在“镜湖”收取过分文报酬。每天一大早，柯麟便从家中动身去镜湖医院上班，从他的住处到镜湖医院所在的连胜街，这整段路的车马费还都得柯麟自己掏腰包。柯麟上午去镜湖上班，在那里忙碌上半天，下午再返回自己的诊所应诊。由于在诊所应诊的时间减少，柯麟的收入也相应减少了，生活明显地露出尴尬的窘困。
　　这一天天蒙蒙亮，柯麟又要起床准备去镜湖医院。妻子一边给他准备早餐，一边唠叨着：“少去一天也不行？昨天马经理来了电话，今天要来诊所看病呢！”
　　“让他改时间吧。他患的也不是什么急病，我心里有数。”柯麟一边匆匆吃早餐，一面回答妻子。
　　“澳门又不是只有你一家诊所，成天这样推人家，人家就非求你不可吗？人家就不会另找高明？”
　　妻子的话明显带着不悦和怨气：“看看这两个月的收入，都快应付不了日常开支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自己来当家好了！”
　　柯麟竭力压下心中的不快，心平气和地对妻子说：“正是因为马经理这样的病人，不在我这里看病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误不了治病，我才推他的。你不知道，到医院应诊的大多是穷苦百姓，他们没有钱上私人诊所，我不去应诊，他们无处投医，耽误了治病，还会有性命危险呢！”
　　正说着，何贤来访了。这“不速之客”虽说一脸忠厚，可目光还是犀利的，一看柯麟夫妻俩的神色，何贤就知道他们又为义务应诊的事吵嘴了。
　　何贤立刻装出紧张的样子对柯麟说：“我妻子昨晚感风寒，想请麟哥去看看，我怕来早了打扰你们，拜托拜托！快走快走！”
　　说罢，何贤又转身对柯麟妻子道：“对不起了阿嫂，我拉走麟哥，改日再请你饮茶！”
　　说完，不等柯麟妻子答话，拉着柯麟，匆忙而出。柯麟跟着何贤出了家门，突然想起没带出诊箱，便要折回家取。何贤笑道：“我哪里是要你去看病，不过是拉你出来，免得在家和阿嫂吵嘴么！”
　　柯麟感动地看着这位善解人意的朋友，叹了一口气。
　　沉默了一会儿，何贤忍不住问道：“柯先生，我真不明白，你到镜湖义务为大众服务，不但每月少了一大笔收入，而且搞得家里也不安宁，何苦呢？病人永远看不完的，你准备这样吃亏吃到什么时候呢？”
　　听何贤如此问，显然他是思索过一番，也疑惑过一阵了，何贤真是个有心之人。
　　柯麟感到很高兴，其实，他早就想和何贤谈谈，潘汉年不是交给自己一个任务，要团结澳门工商界进步人士吗！平时想展开“地下工作”，可柯麟总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切入，今天可是何贤自己开口发问了，做做他的“工作”正好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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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麟拍着何贤的肩膀，目光深远地说：“贤弟，人的生命有限，就算长命百岁，也终究不过是大宇宙生命的短短一瞬间！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生命和事业是无穷无尽，世世代代传下去的……我个人不信佛，也不信基督教，更不信天主教，虽说澳门到处都是教堂庙宇，可我的信仰和抱负，却是以个人有限的生命，去造福人民和国家，这才不枉这短暂的一生啊！”停了稍许，柯麟又捶着何贤的胸口道：“对了，贤弟，你也加入镜湖吧。你平时也常常济贫扶弱，但那只是帮了个别人，可加入镜湖，就可帮助了澳门广大的劳苦众生、贫民百姓，那才是功德无量啊！”
　　在柯麟的鼓励下，何贤于1945年加盟镜湖医院，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值理。1946年至1947年被选任该会副主席。从1950年起直到他逝世，何贤均被选任为该会主席，义务任职长达37年……
　　柯麟加盟镜湖之前，澳门当局歧视这座由中国人主办的医院，且规定医院不能给患者施行手术。一日，柯麟与往常一样，一大早到镜湖医院上班。只见一间西医诊室门外挤满了人，站在外围的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况，只在那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柯麟见状，知道一定又有了危急病人，他不由分说推开人群，挤了进去。诊室的病床上，躺着一位搬运工人模样的病人，痛苦地抱腹呻吟，时而嗷嗷叫喊，头上挂满豆大的汗珠儿。
　　柯麟向值班医生询问情况。值班医生道：“我们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动手术。病人求诊太迟，看样子似是已穿孔，再不动手就可能保不住命了。”
　　柯麟一见病人，丰富的医疗经验就使他已猜中八九分了。柯麟刚进入镜湖不久时，也遇上过同样一个病例。本来阑尾手术没什么大不了的，镜湖完全有能力做，只是因为当局不准他们给病人手术，镜湖呢，也不争气，压根儿没有准备手术器械，因此，柯麟两手空空，两眼直瞪干着急，无法为病人做手术，结果那个病人就因弥漫性腹膜炎咽气了……对一个医生来说，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本来可以救治的病人，却因耽搁治疗而不幸死亡啊！事后，柯麟一方面继续向当局申请手术权，一方面也自己悄悄准备了一套手术器械。没想到，柯麟的准备今天派上了用场，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看完病人的检验报告，柯麟对身边的护士长说：“将治疗室布置消毒，准备手术。”
　　听说柯麟要给病人做手术，在场的医护人员都纷纷议论起来，有人表示赞同，说镜湖早就应该设立外科了，这次做出个样子给当局看看，让他们再也不敢一味胡说镜湖不够资格做手术了吧！也有人则不无担忧地劝柯麟，说未经当局批准，施行手术属违法呀！加之镜湖连手术室都没有，闹出人命可就闯大祸了。
　　柯麟眼睛都没抬，平静地说：“没时间顾那么多了，我再也不能眼巴巴看着病人因得不到治疗而无辜地死在医院里，我不允许！”
　　手术做得很成功，病人接受治疗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经过此次手术，当局不得不承认镜湖医院完全有施行手术治疗的能力，于是批准了镜湖设立手术室。争得当局的批准后，柯麟又通过何贤，取得澳门工商界人士的支持，筹款为手术室添置了各种仪器设备。
　　经柯麟和镜湖医院同仁、澳门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镜湖医院，终于建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手术室。这一来，不但大大提高了镜湖医院的救治水平，还使镜湖医院朝现代化、正规化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946年2月17日，镜湖医院慈善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改值理制为董事制。第一届董事会被选举出来，柯麟、何贤都选为董事。镜湖医院实行院长负责制，经董事会主席林炳炎提名，董事会一致通过聘用柯麟为镜湖医院的首任院长。按照当时的规定，董事选出后，还要报澳督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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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麟当上镜湖医院的首任院长后，有人担心柯麟难以获得澳督的通过。虽然说谁也不确定柯麟真实的共产党人身份，但他平时待人处事的态度，人们也都看得出他与共产党“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的主张有相似之处。
　　林炳炎说：“如果澳督不同意，这主席我也不当了，让他们来管镜湖好了！”
　　何贤主动请缨，与林炳炎一同去见澳督。果然不出所料，澳督拿了董事会名单反反复复地看。过了很久，他突然抬眼狡猾地冒出一句：“听说柯是共产党员？”
　　林炳炎说：“柯医生我们认识已久，他热心医道，从不过问政治，怎么会是共产党员？”
　　澳督说：“我听说他常常在自己的诊所，替那些苦力、渔民看病不收钱，不是共产党，谁会帮助那些穷苦人？”
　　何贤听到此处，不等澳督说完就忍不住插嘴道：“咦？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也常常帮助那些穷苦人家，还捐钱捐物呢，难道我们也是共产党？”
　　澳督没有正面回答何贤的质问，只是换了一副商量的口吻说：“镜湖已非同往昔了，现在人才济济，有几十位贤达，换一个人不行吗？”
　　澳督在澳门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林炳炎、何贤等人平常见到澳督，从来都是彬彬有礼、毕恭毕敬的。可这次为了镜湖，不得不得罪他了。
　　林炳炎一字一句地说：“董事会几十人谁都可以换，惟独柯麟不能换。”
　　澳督听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了，他无言以对，在下意识的一种感觉中，发觉时代变了，看看这一个个中国人，一个个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东亚病夫”，怎么头上开始长出反骨来，连说出的话也硬气许多，还带着点刺儿？……
　　当然是1947年以前，共产党员自然不便“表态”，都在“地下”埋着，像火种，有一分光，就发出燎原之亮儿……
　　何贤佩服柯麟，佩服得五体投地，受他的影响，值！“贤哥”曾道：“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好重视他在镜湖医院的工作。他义务去医院，都不知得损失多少自己诊所的收入！”
　　柯麟1951年由澳门回到大陆，完成他的“地下党”使命，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当院长，后来到北京工作。
　　何贤还说：“他没对我讲过什么什么主义，也没对我讲过共产党如何如何，不过他的为人态度，实在令我敬重。同时，我亦觉得，要搞好澳门人的生活，要令澳门生意繁荣，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交往的。”
　　何贤亲近共产党人，倾向中国的领导核心，是从心里产生自觉的认同的。于是，由柯麟的介绍，何贤来到大陆，并和共产党开始建立起长久的关系和交往。七八十年代，何贤许多次来到北京，还会晤过柯麟。
　　镜湖医院每年支出五千万元，透支部分大都由何贤及澳门各界人士支持解决，这真是一个不小的“包袱”。1968年，何贤还把他拥有的三处房地产及三十五间屋宇捐赠给镜湖医院。由于何贤和澳门各界人士对镜湖的关心支持，该院后来不断得到扩展，先后增加了一千张床，增购了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使一些复杂的手术如大脑搭桥、断掌再植等都可在这里完成。
　　镜湖医院还进一步完善了妇产科，负担了澳门七成新生婴儿的接生工作，并附设了护士助产学校，培养了一批批医护人员。
　　何贤在镜湖医院慈善会任职期间，经常关心病人们，有的人无钱住院，何贤就写条子让他住进去；有的住院病人无钱付医药费，何贤就给他们先垫上。
　　珠海吉大一个乡民在镜湖留医不幸死去，家属无钱交住院医药费，焦急万分。后来托一个叫徐东少的人，向何贤求助，何贤立即写了一张“请记弟数”的条子给了医院，如此简单，就让这位死者的家属把尸体领回去埋葬了……
　　许多受到何贤恩惠的人，至今还念念不忘他的功德。
　　几十年来何贤兢兢业业，乐此不疲，他无疑是镜湖医院历史上贡献最大的实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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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澳门镜湖医院，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华人的慈善机构，何贤从1946年当副主席，1950年任主席，直到去世———整整37年！在任何慈善机构当主席，且一当37年之久，这纪录大概世间少有吧？
　　“澳门商会也是！”何贤回忆说，“我是1943年在商会任义职，然后做理事，做副会长，做主席，一样是三十几年。我看全世界都没哪个商会主席，做得我这么长。”
　　澳门商会与镜湖慈善会一样，是与何贤一生关系极其密切的社会团体之一。何贤在他的后半辈生涯中，一直成为声名远播的港澳地区社会活动家———很大程度上，就是凭借着澳门商会这个大舞台，来上演那一幕幕精彩夺目、令人惊叹的人生活剧的……
　　澳门商会的全称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11年以前，澳门工商界并无自己的社团，每遇商界之间，或商界与各界之间有纠纷矛盾，需要协调时，就借助镜湖医院，并请澳门各界共同议决。
　　随着商业的发展，华商日益增多，这种议事方式愈来愈不方便。于是1911年华商萧瀛洲，被推举为首届会长，以同善堂为临时会所。澳门商会从成立之日起，便与内地建立了联系，以“旅澳华商总会”的名义，得到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内地政治经济风云变幻，都会在商会的一些会议上反映出来，比如值得忆述的历史中，对蒋介石当选所谓“总统”的立场，就是商会的一场风波，一段话题。
　　1948年5月的一天，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会会议已足足开了一个上午。偌大的会议厅里烟雾弥漫，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已经塞满了烟头。人们不耐烦地频频拿眼睛望着壁钟，大挂钟的指针已指着下午一时，争论仍未结束，会议还不能收场。当时，蒋介石导演的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的闹剧正在南京上演，选举“总统”的一幕已经演过，当选人自然也就是这出闹剧的“导演”了。就是在这当儿，澳门中华总商会召开了理事会，会议的议题本来是商会本身的日常工作问题，可将近散会时，有两个名叫陈立民和邓成龙的理事突然站起来高声提议：“蒋委员长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统，这是件大事，我们澳门一方，应该开个庆祝大会，表示祝贺！各位以为如何？”
　　出席会议的人谁都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料到有人还会提此“建议”，都不约而同地一时语塞瞠目，愣在了场上……沉默，好一阵子，会场上都是沉默，其实沉默本身已基本表明了人们的态度。以何贤为代表的一群商会理事，当时也还都不了解共产党，但是凭直觉观局势，他们深深知道蒋介石政权不行，快瓦解了，显然不代表社会进步的一方。因此，他们的内心是反对开什么庆祝会的。然而直截了当提出反对，那就会授人以柄，所以何贤拐了个弯儿，第一个打破沉默说：“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要花费许多时间筹备呢，草草从事又没大效果，要开就要花大力气！可现在商会工作这么多，忙不过来呀！”
　　“是呀，我看免了吧。”许多理事纷纷附和何贤的意见，会场上一片赞同声。
　　那时何贤虽然还不是总商会的第一把手，但由于他办了许许多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成绩出色，所以威信与日俱增，他的意见，在商会中有很大影响力。而眼下对蒋介石当选所谓总统之态度，澳门与内地无异，其实也是两派政治力量的较量、抗衡与斗争。
　　何贤的主张很快占了上风，左右了会场的情绪。那两个亲国民党的商会理事，眼见开庆祝会的提议难以通过，便改变了策略。陈立民发言说，庆祝会不开，可以给蒋总统发一封贺电。这一煽动，立即又使许多原先持反对意见的理事，也觉得言之有理，一时间，谁都不再出声，会议再度出现沉默的局面。
　　何贤只好转向一直没有表态的会议主席、商会会长刘柏莹。刘柏莹只得含糊其辞地说了句：“我看没什么问题。”说罢，宣布散会。
　　随后不久，何贤在柯麟等人的帮助下，商会理事会进行了改选，何贤当选为理事长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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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发生在粤澳边界间的枪战纠纷，后来人们将这次纠纷命名为“关闸事件”，也就是何贤平生经历的五大风险中的第三次风险。
　　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关闸。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那时的关闸，高和宽均有一丈余，像内地许多古迹城楼一样，楼前悬一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样。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碑石一方，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也立有围杆。这座古关闸，是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所以，那时的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为的仅是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6张封条封闭着。
　　直到1849年，关闸始终是中国四大海关之一。1849年3月13日，葡萄牙人头目亚马勤逐走了管理海关的中国官员，并砍倒围杆，毁了关闸。这次事件，使中国在近代史上又蒙受了一次屈辱。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吧，过了一百年后，仍旧在关闸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葡中双方暴力冲突事件，不过结局大相径庭。这百年后的关闸事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充分体现出挺起腰杆的中国人在外事纷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泱泱大国风范，与百年前在此烙烫下的屈辱痕迹，形成鲜明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何贤事后对人回忆说，那时的澳门关闸，双方都设有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大家都各有四五个哨兵。在澳门西洋兵里，有个黑人兵，而解放军这边，也有个年轻的小战士。
　　1952年7月15日，这只不过是澳门边防线上很平常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名战士在关闸放哨，见到对方的葡兵有一个竟是黑人。那时的边防战士哪里像现在的拱北海关人员那么见多识广，战士们平时很少见到外国人，而对黑人大兵更是好奇，所以一个战士禁不住用手指点比划了一番，又对黑人士兵露出笑意。
　　倒霉的就是这一笑。对方误会了，以为我们的战士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黑人士兵怒骂，我方士兵也黑起脸，双方语言不通，却都能从对方的脸上读出愤怒和不友好。
　　“砰砰砰”！突然间，葡兵们一梭子弹飞了过来，我方立刻做出反应，向他们投去个手榴弹，以示警告。不料，对方火气升级了，又接连发出十多枚炮弹。一时间炮声隆隆，炮弹落在我方前线的民房上，几间民房眨眼间毁掉了……
　　关闸立刻关闭起来，双方人员都不得进出。可闭了关，澳门即刻变成死城，那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问题。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了。
　　澳督觉到事情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他们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罗保找到了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方法。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
　　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华南分局也在就此事紧张地开会商讨对策。主持会议的人，是当时任华南分局书记的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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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在等大家都发言之后，说：“这事件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此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但是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好了。”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又由石岐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住在海关大楼上。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已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澳督府罗保接此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谈判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何贤了。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罗保在电话中谈了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忍不住叫起来：“喂，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还叫我们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搪塞过去，只好说：“贤哥，我也不能做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不是吗？”
　　在海关谈判没费多少工夫，不用猜，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当天下午，何贤与马万祺，只得又往回赶，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何贤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中方的态度和要求：“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账，何况你们葡国人？”
　　罗保对何贤言语的冒犯并不生气：“我去向总督转述中方的意见，回来再给你打电话，明天说不定还得劳你们再跑一趟。”
　　何贤这边刚把饭碗撂下，那边罗保的电话又响起来了。澳督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条件都不答应。
　　何贤对罗保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你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在拱北，黄施民等人也在与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会上气氛仍不轻松，对立情绪也没有化解，黄施民对大家说：“何贤、马万祺两位先生是爱国人士，他们实际上只是充当信使的角色。无论怎样结局，他们都为关闸事件的妥善解决出了很大力。因此，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要热情对待他们。”
　　次日，何贤与马万祺转述澳督的意见，事态当然不可能出现突破性进展。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迅速打电话给罗保，要求亲自见见澳督。罗保联系后回电话说，澳督同意接见他们。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澳督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何贤、马万祺比任何一次都轻松释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
　　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大陆做传达，不多不少都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只有两头讲好啦！……可好周总理在广州，他以格外宽容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
　　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崇高的威望，而关闸事件之后，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中澳双方都把何贤看作是最合适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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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建国初期起，何贤便为祖国为人民办了许多有口皆碑的好事。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消息传到澳门后，以何贤为首的澳门中华总商会及各界进步人士，就在11月20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在1950年10月1日，澳门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何贤向三千澳门民众发表演说。大会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并表示衷心地拥护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那时中国并未与葡国建立外交关系，可一周年国庆日里，全澳门五星红旗猎猎飘动，恐怕那也是葡国统治澳门近四百年中少有的“中国风景”吧！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在香港起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何贤也曾鼎力相助过。那是1949年8、9月间，两航起义正在秘密进行，设在澳门的中航“通讯课”员工积极准备行动。原来该课因受港英法令所限，无法进入香港，于是便从上海辗转迁至广东汕头、台南，后来又迁往澳门。“通讯课”在澳门的员工共有六十多人，起义之事已然筹备就绪，只是通讯设备器材，需要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运出澳门。时间紧迫，中共有关部门于是派地下党员柯麟通过何贤，把设备器材转到何贤的仓库寄存再等候运回祖国大陆。
　　1950年1月，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妄图冻结中航公司在澳门的财产。形势急不可待，我中央政府再派任泊生专程赴澳门，通过柯麟找到何贤，请他协助将放在仓库的全部器材，总计2477箱，用四艘木船及时抢运回广州，避免了重大损失。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那些设备器材是能解燃眉之急的宝物啊。
　　50年代初，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辽阔的珠江口外水面，夜幕低垂。在朦胧的月影中，一艘木制的小机动货船，正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珠江内的伶仃洋水域驶去……船舱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船老大，约摸五十来岁；一个商人模样的，也是中年人了。他们两个都心弦紧绷，神色紧张地瞪着眼睛环视四周，注目着随时可能出现的“麻烦”。他们两人都清楚，这艘机动货船已开到极限速度，只不过因为这船货装的是“违禁”物品，所以两人心里都十分焦灼，那船货随时可能有“生命”之危呀！这艘木船上装的，就是“两航起义”后留在香港的那部分物资。
　　“老大，灯光！”商人模样的男人惊慌地叫起来。
　　“不好，水警巡逻艇！”船老大咬咬牙说。
　　水警巡逻艇马力大、速度快，一旦追踪起来，水面上的船只没有逃脱得掉的。
　　“看样子，没法，只好改变方向，先去澳门再说！”船老大的经验颇丰，且还沉稳不慌。
　　商人男子却在犹豫：“到了澳门还是要想办法运出，那不多一层危险？”
　　很快，水警船发现了木船，探照灯强烈的光柱刺得船舱里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不过他们暗自庆幸的是，幸好货船改变了航向。因为这会儿他们马上要驶入澳门附近的中方水域，而港英水警船则是不敢擅入的。不远处，也有了探照灯光和发动机的马达声，中方的一艘巡逻艇也向这边直开过来。而此时，香港当局已得到确切情报，即那木船上装的是“两航起义”留在香港的器材。同时，国民党驻澳门的特务机关也得到风声，派出特工人员寻找这艘装有仪器的木船。
　　见港英水警船没再追过来，船老大赶紧抓住时机，绕着澳门转悠了一圈儿，然后在新码头附近停泊。船刚抵岸，商人男子便立即跳上一只小艇，朝岸边划去。上岸后，他发现有许多渔民打扮的人在岸边走动，从这些人紧张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们显然不是水上居住的渔民。
　　情急之中，这商人突然想到工委负责人对他说过，一旦有紧急情况在澳门需要求助，可以找何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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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赶快从衣袋中翻出了何府的电话号码，给何贤挂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正是何贤。
　　“何先生，我从香港来，是柯先生的朋友，有紧急的事情请何先生帮忙。”
　　何贤一听是柯正平的朋友，马上热情地问：“什么事这么急？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尽力帮忙。”
　　对方却道：“电话里不便讲！不知何先生能否到新码头来一趟？我在新码头附近的顺发餐馆等你。”何贤十分爽快，毫不推卸：“行。你贵姓？”
　　“我姓张。”
　　何贤挂上电话，立即起身赴约。
　　顺发餐馆里，张先生的第二支烟还未吸完，何贤的汽车就到了。张先生在餐馆里对何贤说：“我有一船两航起义的器材，要运回大陆，在珠江口被香港水警追到这里。刚才打电话到南光公司找柯正平，却说他去广州开会。因为情况十万火急，现在不但港英方面，台湾方面的人也在找这船器材，所以才这么冒昧深夜打搅何先生！”
　　何贤立刻摆手：“不用客套，我马上给你想办法。”说罢，何贤拉起姓张的商人上了自己的汽车。
　　回到家中，何贤招呼张先生稍坐片刻，自己马上给某轮船公司负责人黄德挂电话。
　　“阿德，有一船货要马上运返大陆，你快快安排一艘船。”
　　黄德听了，在电话中为难地说：“贤哥，我们的货船都开出去了，码头上一艘也没有啊！”
　　何贤想了想说：“今晚不是有一班去江门的客船吗？把票退了，编个理由说船不能开，用客船载货。”
　　黄德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便忧心忡忡地说：“什么？这样做不但得罪了乘客，也影响公司声誉噢！”
　　何贤执意说：“这批货太重要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补些钱给乘客，安排他们搭乘明天的船吧！还有，你的客船不能直接开去装货，以免引起人家注意。找些小艇，把货分批运上客船，我即刻和货主来找你，你在那边等着！”
　　午夜时分，隐匿在码头木船上的那些器材，全部转移到了客船上，驶离了澳门。这回，在附近水域监视的香港水警见是客船，并没太注意，就放行过去了。客船驶入东莞附近水域，船上的人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突然，前方出现一条探照灯柱，一艘中方的海关巡逻艇向客船驶来。巡逻艇发出的信号是要停船检查。张先生想，运的是大陆需要的货，检查就检查！
　　巡逻艇靠过来后，跳上来几名海关官员。张先生赶忙上去向他们解释，说这艘船运的是两航起义的器材，因在珠江口附近水域被港英水警追查，才被迫躲到澳门换了这艘客船装载。
　　由于事先没有听到什么通知，所以海关官员仍对此将信将疑，不能放心。但听说船运的是两航起义物资，他们礼貌地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回广州海关，我们会打电话与有关部门联系。”
　　张先生不禁苦笑：“这不等于将我们扣了起来，还是不信呢！”
　　客船被缉查艇“押解”到广州西堤海关时，已到了凌晨4点钟。海关官员将张先生和黄德等人引到一个会客室里，让他们先在那里休息。等候到早晨6点半左右，终于走进来几位官员，其中一位是副关长，他热情地握着张先生和黄德的手说：“我们已和港澳工委取得了联系，十分感谢你们冒了风险将器材运回大陆。辛苦了一夜，现在请随我去爱群大厦，请两位先生先去吃点东西吧！”
　　事情终于有了如愿的结果。而那个幕后的英雄何贤呢？恐怕也在隔岸提心吊胆，一夜未能安眠吧？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对我国禁运紧俏物资的最艰难的建国初期，祖国大陆很需要汽油、棉纱、橡胶等军用货物，而又是何贤，一次次联络霍英东，通过各条渠道征购到这些物资，再想法从澳门源源不断地运入内地，帮忙解决祖国的困难……何贤为了自己的国家，真是费尽了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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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古话曰：“苟富贵，勿相忘”。然而，有许多当年的知己伙伴，深深体会到的却是：“大家在一起能患难，却不能共富贵。”
　　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至时，尽管中国人都加强了竞争意识、拼搏意识，却不懂得生意场或人生路上更需要建树的乃“共营”精神，宽容互助态度。传统意识中最恶劣的小人是嫌贫爱富、恃强凌弱之辈，是那些“见富贵而生谄容，遇贫穷而作骄态”的嘴脸。可是，何贤可算例外之人，他的义行善举常令人惊讶，有时大方到他的家人也深感意外……
　　战时饥饿的感觉，令澳门贫民记忆犹新，而50年代因本地经济萧条带来的饥荒，却是需要穷人富人一同携手相助熬过去的。无论怎样，这块土地亟待重整，经济需要一段时期方能复苏，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何贤在富商中带头关心民众，并千方百计救助他们。当时何贤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的理事长，又是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这都是办慈善事业的基础啊！尤其不能小看镜湖医院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还曾在这里义务做过医生呢！
　　澳门庇山耶街，有一间已有九十多年历史的同善堂。何贤虽然没有担任该堂的具体职务，但这里历年举办善事他都积极参与，事实上同善堂一直得到何贤的鼎力支持。
　　何贤为了穷苦人带头解囊，领衔募捐，因而同善堂的全体同仁从未把何贤看作“外人”，后来索性就将他视为本社会团体的领袖。从1950年起，同善堂开展的赠医、赠药、施粥、施衣等赈济活动中，都得到何贤捐助。其中一次为贫民施粥活动中，何贤一次就送来2．3万元，当时受惠的贫民多达数千人。到1953年6月，持续两年施粥后，善款经费已告罄，同善堂的人去拜谒何贤。何贤听后二话没说，叫他们再施粥两个月，经费全部由他负责，而后，又捐了6千元给同善堂继续施粥。1956年9月24日，何贤给澳门穷苦人派发米券，一天就发了四十多万斤米。
　　为了解决贫民的饥饿问题，这期间何贤常常将别人送给他的礼金和宴会款转给同善堂，作为救济基金备用。
　　1952年9月3日，澳门各界人士准备宴请何贤和马万祺，以慰劳他们为社会公益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何贤得悉后，立即高兴地同马万祺商量：“办这样一次宴会，耗费不少，出席的人又不在乎吃一餐，倒不如将这笔钱拿去救济贫民。”马万祺一听，觉得此主张实用得多，于是连连赞同说：“好主意！好主意！”
　　两人立刻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澳门各界人士，建议将宴款移送同善堂施粥给贫民。到了宴会之日，“庆桌”上却只有一杯清茶。面对人们的抱憾，何贤和马万祺却感到这“清茶之招待”，令他们两人都无限欣慰……到了这年冬天，何贤的新居落成了。于是致函各位亲友，前来小聚庆贺。最终，他从简办席，却将欢宴亲友的部分筵席金、贺金以及个人再捐款凑整5万元，赠予同善堂。
　　在何贤就任华人代表，和父亲澄溪老人逝世三周的纪念日时，他又致函各界好友：“凡欲送礼者，请致送镜湖慈善礼券。”
　　闹了半天，他是借花献佛，难怪“大言不惭”呢！
　　结果令何贤甚感欣慰：镜湖医院慈善会收到港币22．4万元！
　　何贤，好大的面子。
　　“镜湖”按照何贤的意见，拿这笔礼金扩建了急诊室、医生宿舍、药仓、制药室、饭堂等，还余下9万多元作慈善经费。如此一来，他们既改善了镜湖医院的硬件设备，又改变了慈善会经济上长期出现赤字的状况。
　　从澳门日报的一个小栏目“澳门说图”中，刊有当年澄溪公“举殡行列”的一帧旧照，才知晓何贤是为纪念其父逝“三周”而非“三周年”，且确实为了镜湖收纳“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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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有许多高楼大厦，气派豪华壮观，可惜那都是富商阔佬们住的。大多数贫民百姓，住的却是低矮狭窄的木屋或铁皮屋，我们内地人称这类住宅群落叫“棚户区”。“棚户区”内的街道坎坷坑洼，街灯不明，屋里没有自来水，公用的水龙头也不多，说白了就是贫民窟。然而，就是这些贫民窟，有时也保不住。
　　1950年夏天，澳葡政府工务局认为青洲的木屋七糟八烂，影响市容，下令拆迁，让人们一律搬到指定的地方重建家园。可他们竟忘了，这里住的多是贫民，哪里有能力重新盖房子呢！
　　因此，居民们纷纷致函总商会，要求总商会为他们申诉，请求政府准许缓拆。作为理事长的何贤听到民众的呼声后，深表同情，觉得应当替他们奔走呼吁。
　　何贤偕同商会理事陈直生、叶子如、陈毅生，到了工务局找局长毕士达。毕士达见是何贤，不能敷衍，只得亲自带领官员到青洲实地了解。他们一到青洲木屋区，居民们就派出代表来向“贵人们”陈述迁建的困难，和新规划区街道太狭窄、房屋之间距离太密，以及自来水龙头不够等等问题。
　　毕士达与何贤等人又访问了几户木屋贫民，见到他们的屋中大都四壁空空，穷困不堪……何贤见毕士达愕然，于是说：“你总算眼见为实吧？似这番模样，他们填肚子都困难，哪里有钱建新屋呢？”
　　毕士达也很同情地点头，于是他当场答应木屋居民的请求，改变了拆迁办法。
　　青洲百姓们都流着泪，感谢商会和工务局能体恤民情，对于何贤为他们奔走请命，更加感激得叩首涕零……
　　1955年1月10日，正是冬天。本就拥挤不堪的青洲区不幸再失大火，这可真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四百多间木屋顷刻之间已烧成灰烬。
　　那时快到年关了，两千多贫民一下子雪上加霜，变成无家可归的难民，其困苦情况可想而知。
　　何贤流泪了。事发当天他就率领总商会、工联、同善堂和镜湖慈善会四大社团的人们赶到青洲现场了解民情，并且发放救济款，尽全力帮助解决难民们充饥、御寒和临时住宿等急需解决的困难。
　　第二天，澳门社会各界成立“澳门各界救济青洲火灾灾民筹募委员会”。谁来领导这筹委会呢？“贤哥！”大家毫不犹豫，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出这个令他们倍觉力量的名字。
　　何贤凡是做善事，从来有一“特长”：他不但乐于担任领导，亲力亲为，而且总是带头解囊，其数目也常常是最多的。这回为着“让数千灾民重获居所”的宏愿，何贤第一个以自己和先父何澄溪的名义，捐建新铁皮屋55间。接着，何贤又率领银业公会全体理监事沿门劝捐，在何贤以身作则的影响下，此次募捐工作成效斐然。
　　要知道，在当时的年月，一场大火之后，能使数千灾民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都有住所，都有饭吃，都能开始新生活……是多么不易的事啊！
　　何贤对待穷人，对待灾民，可不是那种摆摆“甫士”(样子)的蜻蜓点水———“意思意思”，何贤的人情味儿，浓得似“烈酒”，而不是淡淡的关怀和体恤。
　　为何如此比喻？有一则澳门百姓的忆述，说当年石仔堆发生大火后，何贤不辞劳苦慰问灾民，当听到灾民反映没有烟抽时，他居然立即叫人买烟送来分给灾民！
　　这样的“救灾”实在体贴入微，也实在令人无法不为“贤哥”的真情所动容……
　　何贤还时常周济穷人，做他们“丢本亦无息”的债主，他借给别人的钱，除大数目外，从不追讨。有些人借到“贤哥”的钱，写回借据，他随即撕掉道：“你好好地去生活，我就算帮到你了。”有的人来给何贤还款，顺带索要借据，他又说：“对不起，我从不留别人的借据。你反正要不到了，还是把款拿回去吧，咱们两清。”
　　何贤为何待人如此恩重如山，为何对公益慈善事业情有独钟呢？他做善事，救贫民，从不吝惜精力，更不吝啬金钱。
　　何贤的信念始终融于生命：“我经营企业，取诸社会，要用于社会。从社会赚来的钱财，我要将其中的七成用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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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大企业家、银行家的何贤，50年代初被澳督委任为咨询会的华人委员。据《澳门组织章程》和《咨询会章程》之规定，咨询会是澳督的咨询机构，其工作附属于澳督，协助澳督执行立法及实施任务。与立法会一样，咨询会席位的分配，按澳门人的习惯说法，大体上是“三三制”：即三分之一是葡人，三分之一是华人，三分之一是官方人士。这些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他们互相制约，保持基本稳定与平衡。
　　何贤作为咨询会中的华人委员，时刻不忘为自己的同胞，特别是为那些无权无势的下层同胞争取利益，维护他们的权益。何贤出任咨询委员不久，便有一家葡人开的公司发生了劳资纠纷。
　　事情的起因是，葡人老板见生意不好，于是决定压减工人的工资。消息一传出，公司大乱，在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工人们经商议，决定派七名工人去和葡人老板谈判。当时澳门并无劳工法，工人们敢对老板的决定表示异议，在这个葡人开的公司里，可算是破天荒头一遭。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的葡人老板，对站在他面前的七名工人代表注视了很久，还像做梦一般，不相信这是事实。工人代表们明确正告老板，如果他一意孤行要减压工资，那么他们也有办法使老板遭受同样的损失。
　　没过几天，葡人老板找了个借口，把那七名工人代表解雇了。工人们反复找老板申辩都不见效，只好去向澳葡市政当局反映。何贤得知此事内幕，便在一次澳督召开的咨询会上发言，但澳葡当局施加的影响，并不能使那个公司的葡人老板收敛，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他只是答应如果再录用工人，一定优先考虑录用这七个工人。过了一些时日，工人们发现新来了几个工人，而被解雇的七名工人代表无一人被招回，这个骗子老板！可怎样才能说服他重新雇用那七名工人代表呢？大家说了不少点子，可没有一个点子是人人都觉可行的。最后有人说：“去请商会的贤哥吧。”
　　此人一倡议，大家齐声叫好。
　　何贤在商会办公室里，接见了工人代表。听罢大家的诉说，何贤道：“原先我在咨询会发的一通议论，都不顶事？这次看来我要去找他谈一谈。”
　　工人代表见何贤慨然应允，非常高兴地走了。过了几天，何贤当真去找那葡人老板“算账”了。葡人老板知道何贤是澳门华人商界首脑人物，又是澳督委任的咨询委员，态度不敢怠慢。于是，他连忙客气地请何贤到会客厅里就坐，并问何贤有何贵干？何贤将来意直言不讳地告诉葡人老板，葡人老板没料到，何贤竟是为工人们的事而来的，他有些尴尬，脑子里不住地思前想后，急谋对策。
　　何贤说：“我们是同道做老板的。照我的经验，你对工人好，他们肯认真负责地干活，我们做老板的才有钱赚。对工人好呢，不但是体现在工钱方面，最重要还得赢得人心。否则，他们耍些小花招儿，吃亏的还是老板。”
　　葡人老板根本听不进何贤这番劝说，插话说：“何先生所言极是，我一定认真考虑。”
　　何贤见状，只好告辞出门。葡人老板一直没让七名工人代表复工，结果工人们横下一条心罢工，以示最强烈的抗议。
　　何贤闻讯，又再次上门调解。葡人老板这次见到何贤，不禁流露出求助的神色。何贤佯装毫不察觉，对老板说：“我愿意去和工人谈谈，让他们恢复工作。生意好了，自然有添人手的必要嘛，是不是？”
　　葡人老板十分感激何贤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何贤没说一定要收回七名被解雇的工人，却只道生意好了要添人手，颇给葡人老板面子了。葡人老板心里自是十分感激：“多谢何先生相助，本公司是准备再增加人手，只是这段时间事情多，一下照顾不过来。”
　　何贤笑笑点头：“好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训，叫‘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你身为老板，做事决策有时向下属们妥协，并不一定会折损威严。可是一旦食言无信，说话不算数，三番两次出尔反尔，那就在下属面前失威了。”
　　葡人老板脑门儿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希望老板你下次不要食言了。”何贤握握葡人老板的手说。
　　葡人老板只得“鸡啄米”式地连连点头应允：“一定！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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