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洒人间——相声巨匠马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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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马季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前承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后启姜昆、赵炎、冯巩、刘伟、王谦祥、李增瑞、笑林、韩兰成、黄宏等，是继往开来的相声巨匠，当代相声艺术的丰碑。


马季原来叫马树槐，生于1934年。他上西黄城根小学（现西四北小学）时，北平西单商场“启明茶社”的相声大会正十分红火。这个茶社的创始人是相声名家常宝坤的父亲常连安。
偏巧，马季的同学吴长坤，和常家是亲戚。或许是被认为有相声天赋，至少是忠实的相声观众，马季盛情难却，接受邀请，天天跟着吴长坤去“启明茶社”听相声。反正免费，何乐而不为!在这里，马季初次接触相声。对于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他既佩服又羡慕，心想：这些话，他们是怎么琢磨的!同样的事情，别人说不可乐，到他们嘴里，怎么就这么逗呢!一来二去，自然着迷。到后来，哪怕是自己掏钱，也得下决心听了。




三年以后，父亲去世，马季千里迢迢，只身来到上海，学徒谋生。其时，正值单口大王刘宝瑞、快书大师高元钧联袂在此献艺，在广播电台直播相声节目。在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马季能够聆听到京字京韵令自己着迷的相声艺术，生活的艰辛，立刻显得那样微不足道。


新中国刚刚成立，马季返回故里，就读于培德中学（现北京三中），参加学校文艺宣传队，排演老舍先生创作的相声《新皇历》。并借用京剧《四郎探母》的唱腔，编写《蒋介石自叹》：“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云云。1951年3月，马季考入北京新华书店工作。在这里，他近水楼台，读到了许多相声新作，如著名相声作家何迟先生的《买猴儿》、《开会迷》等等。并继续编演相声节目，参加单位的各种文艺联欢活动。当时，前门鲜鱼口有一个“迎秋茶社”。这是北京市曲艺团的前身。它云集了当时绝大部分在京的相声艺术家。马季每星期都来到这里，欣赏他们的相声大会。


1956年，第一届全国职工业余曲艺会演将在北京隆重举行。消息传开，一时间，全国职工中的曲艺好手，纷纷跃跃欲试，准备参加各行业各地区的层层选拔。马季先代表北京新华书店，以自己创作的相声《伟大的祖国》，参加北京市出版印刷工会职工业余会演，获得成功。然后代表出版印刷工会，参加北京市职工业余曲艺会演，表演相声《搞对象》，获得好评。由此，又有幸入选北京市代表团，以作家董凤桐创作的相声《都不怨我》，参加全国会演。为能取得好成绩，北京代表团特意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相声名家刘宝瑞、郭全宝担任艺术指导。刘、郭二位前辈，不仅悉心辅导马季他们排练，还亲临剧场出谋划策，凭借丰富的舞台经验，巧胜来自曲艺之乡的天津市代表团，捧得表演一等奖的奖杯。


当马季为自己的获奖而兴奋时，一些相声名家，一些表演团体，为发现这样一位难得的相声表演人才而惊喜不已。并绞尽脑汁“居为己有”。指导老师、单口大王刘宝瑞说：“来干专业吧!跟我学，我把我会的，统统教给你!”会演评委、相声大师侯宝林说：“你是一块玉石，关键看谁雕。你跟我学，不出三年，我把你培养出来。”北京新华书店批准他入党，提拔他当海淀门市部副主任。北京市工会称：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即将成立，可以加入。中国煤矿文工团直接来人谈话，送制装费，请他去开滦煤矿演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则由团长、京韵大鼓“少白派”创始人白凤鸣先生亲自出面谈话，并以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名义，调入马季的人事档案，一举定乾坤。


此后不久，说唱团决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都是马季的老师，侯宝林是责任老师。为了让自己更快地被广大听众记住，他接受老师们的建议，放弃马树槐这个原名，从当时正在播放的匈牙利喜剧故事片《少年牧鹅马季》中取得“马季”二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并郑重地请派出所户籍警填入他的户口簿。是年，马季22岁。


马季的眼睛虽然很小，却是一双无与伦比的慧眼。初来乍到，他就察觉到自己敬仰的老艺术家们，文化水平却不高，善演不善写。由此，他认准自己的努力方向：创作。而且发誓要自给自足!这种信念，使他那超越前辈的梦想，成为可能，并得以最终实现。


马季的处女作是1956年的《打篮球》。这是说唱团业务秘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曲艺老前辈王决先生给他的初稿，希望他修改。改完以后，王决先生拿着重新誊写过的脚本，十分高兴，并对其他几位相声老艺术家说：大拆大卸，这才叫改呢!别添个字换个标点就算改。1958年，马季参加文艺界赴福建前线慰问团，又创作出《英雄小八路》的初稿，在部队演出，十分轰动。回北京后又连改三天，写出定稿。



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马季随团来到包头体验生活。在这座草原钢城，马季亲眼目睹了它的发展新貌，很有创作冲动。可要把这些建设成就，形象夸张地糅合到相声当中，十分不易。一次，信手翻报纸，读到这样一件事：一位蒙族老大爷的女儿，不顾家里反对，毅然来到包钢当工人。老大爷一着急，只身前往寻找，却因包钢太大，无法如愿。马季从中获得灵感，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相声《找舅舅》。


1963年，马季随文化工作队深入到山东省文登县，和全国劳动模范张富贵一起生活了八个月，写出了相声《画像》。文登县宣传部石部长说：“张富贵是几十年的劳模，长期没人写他，最后第一个写他的是马季!”张富贵的老伴儿说：“富贵这一辈子，上亲毛主席，下亲马季!”


80年代初，电视传媒迅速崛起。作为广电部直属团体的演员，马季敏锐地意识到：电视对相声艺术将产生深刻影响，相声艺术应该主动调整自己，适应新形势。他积极探索新的创作路子，力争既发挥相声语言特点和创作技巧，又体现电视画面感和表演性。他和赵连甲、幺树森、王金宝、于舟等相声同仁一道，来到北京郊区，闭门创作了21个相声小品。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表演的相声小品《一个推销员》，就是其中之一。此作最初是讽刺火柴质量低劣的。审查节目时，有同志提出：“现在火柴这么紧缺，老百姓本来就很有意见；再去渲染火柴质量低劣，不是火上浇油嘛。”那好，改!改成香烟质量低劣。改完之后，又有同志提出：“现在正在扩大开放、加强出口。我们的香烟刚刚打开国外市场，就说它质量低劣，外商会怎么看呢?”由于意见不能统一，只好让马季重新表演，录下音来，送到广电部老领导吴冷西同志的病床前，请他老人家审听，得到认可后，才得以在春节晚会上亮相。那台晚会，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一个推销员》正是晚会上的主要亮点之一。有趣的是，一年以后，黑龙江的一家卷烟厂，反其道而行之，正式生产“宇宙牌”香烟，销路不错，一举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他们曾经邀请马季到厂里参观，横幅上写着：欢迎老领导马季先生回厂指导工作。


在马季的艺术生活中，他曾经得益于两位好领导。一位是原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同志，另一位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艺术团团长柳荫同志。


马季爱好体育，篮球、足球、乒乓球，那样都行。1961年，在广播局，他是足球队的守门员。每天早晨六、七点钟，他就和几位朝鲜族的队友一起，在粉楼食堂的小院里踢球。煤灰和汗水，彼此交融，写在脸上。柳荫上班经过这里，天天都能看见，很不高兴，耿耿于怀。


有一天，大作家老舍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其中说道：“马季年轻，技艺还未臻成熟。但是爱好相声的广大群众都对他期望甚高。我想，以他的才力，若能不断提高思想与文化，他的成就是未可限量的。”这篇文章被柳荫读到了。机会来了!那天，一上班，柳荫就召集团里开会。他拿着报纸问：“马季来了吗?来啦?老舍先生的这篇文章，你看了吗?没有?那你念念吧!”马季念完以后，柳荫就开始了：“老舍先生，团里，还有广大群众，都对你寄予厚望。可你，天天离不开足球。这么剧烈的运动，万一手脚受伤，怎么办?年轻人爱玩，我并不阻止，可得有点儿节制吧!你越是有希望，我就越要求严格。‘一天之计在于晨’啊!前辈们挖掘传统相声，搞出来的‘四大本’，你应当背下来嘛!我绝不怕你现在骂我，我怕的是你将来骂我!”


碰到这样爱才的领导，是马季的福份。当时，马季口服心服，如饥似渴地开始背“四大本”。这为以后的相声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甚至，在他大部分的相声作品中，都能看到传统的痕迹。后来，当马季在当代相声史上取得“未可限量”的成就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充满了感激之情。


几年前，世纪之交，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相声编辑，做500集大型系列专题节目《相声艺术大观》。其中，第十部是56集系列专题节目《马季——当代相声艺术的丰碑》。为了这个节目，马季先生向我讲了两天他的艺术旅程。上面的这些故事，正是他当时亲述的一些片断。今天，当马季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重新把这些故事呈现出来，作为对这位艺术巨匠的缅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