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蓝天林徽因（九）

爱华

碧水蓝天林徽因（九）

　　













第四讲
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


作者：韩石山
（看那保镖的眼神！）
1944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柳州弃守，日军北上进入贵州，继续北进，占领独山，有直扑四川之势，重庆告急，李庄也人心惶惶，病体支离，逃不动了，也再没地方可逃了，林徽因做了最坏的准备。抗战胜利后，1946年还在李庄，梁从诫问妈妈：“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到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林徽因告诉儿子：“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林徽因握住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地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每次看资料看到这儿，我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这才是忠肠侠胆，这才是高风亮节，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这才是读书人的气节！
在林徽因的这句话里，一定要注意“后路”这个词，后路就是退路，就是这一次你不能把我逼到非得受你摆布的地步。我有退路，那么这一回合你就不能说是赢了。以后谁赢谁输还在两可之间。现在常有人指责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品格低下，卑躬屈膝，俯首就辱或就戮，没有品质，没有气节，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解放后不长的时间，中国的最高当局，已通过各种强力手段，完成了中国社会格局的改造，一人一个位置，捆得牢牢的，没了退路。过去的官员，可以挂冠而去，那时你挂了冠，只能当流窜犯，过去的文人合则留，不合则去，那时你要去只能去劳改农场。过去你可以说我回家种地去，那时，现在也一样，农村没有你一分地，你根本不敢说这个话。人们常说，知人论世，这话说反了，应当是知世论人。现在看到的材料越来越多了，应当说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有品格有气节的。许多人一划为右派，或者一打成反革命，马上就要求妻子离婚，这就是品格，这就是气节！当然，在外侮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气节，表现得更突出些，更完美些。
2005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出版了许多抗战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我看了几十本，有个感觉，仗是苏联人打得最惨烈，一俘虏就是多少万，一死也是多少万，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役，死了的就好几十万。论气派，美国人最大，像诺曼底登陆，太平洋上的海战，在人类历史上，怕不会再有。而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岁月的表现，最有见识，最见品质。有四个人，对我感触最深，一个是军事家蒋百里，一个是企业家范旭东，一个是学者胡适，一个就是文学家的林徽因了。
说蒋百里你们不熟悉，说钱学森没有不知道的，蒋百里有个女儿叫蒋英，留学德国，后来嫁给了钱学森。也就是说，蒋百里是钱学森的岳父。他是抗战中死的，死前是中国陆军大学的代理校长，死后追赠为陆军上将，这个人，名分上是军人，实际上是个文人。是军事理论家，不是打仗的军事家。早在抗战前爆发前，就极有远见地指出，中国只要守住三阳，洛阳、襄阳、衡阳，就不会亡国，后来果然是这样，在这三个地方都打过大仗。抗战中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千言万语，只是不能跟他们讲和。”听起来简单，实际上最见智慧，最见胆略。和了就亡国，不和肯定能胜利。
范旭东这个人，你们也不一定知道，说另一个人，你们就知道了，就是侯德榜，上中学时，化学课本上肯定讲过他的烧碱法。他是范旭东的化工公司的工程师。范旭东的化工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1941年香港沦陷，抗战前程扑朔迷离，好多人都认为中国要完了。范旭东困在香港。一天《大公报》的总编辑徐铸成问范老，他当时七十多岁了，对抗战前途的看法，范老说：中国必胜无疑。问为什么，范老说：我早年留学日本，一直对日本军政两界的人士很关注。日本派到远东前线的，都是他们国内的二流人才，而我们抗战中起用的，都是中国的一流人才，哪有一流人才打不过二流人才的道理？徐铸成听了大为佩服。
现在国家也重视人才了。学校更重视。人才是分流品的。一流人才一定要做一流的事，才可以证明你是真正的一流人才。前年我看过一本书，是个入了美国籍的中国历史学家写的，这个人叫何炳棣，书叫《读史阅世六十年》，看了这本书，我只记住了一句话，就是有次在柏林，何炳棣遇见了顶级的华人数学家林家翘，林比他要大些，临分手的时候，林告诫这位小老弟说：我们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要做第二等的选题。也就是，一流人才要做一流的研究。范旭东、徐铸成，都是中国的一流人才。
胡适当然也是中国的一流人才，抗战中他有句话，什么时候我想起来，都感到热血往上涌，直达脑门，砰砰作响。1939年7月他在海外，以民间人士的身份从事外交活动，到了法国，突然收到中国驻法大使馆转来的一份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这让他很作难，因为他自己曾标榜二十年不谈政治，连政治都不谈，当然更不能接受政府的职务从事政治活动，过了几天到了英国，先接到国民政府一份电报，也是这个意思，接着蒋介石又再次来电，还是这个意思，他思考再三，回了份电报表示同意，是这么说的：“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每次看到这句话，我总是心潮澎湃，止不住鼻尖发酸，太 感人了，太感人了。这等于是说，我就是一个壮丁，国家遭遇外侮，要调我上前线，我不能说二话。有人批评胡适当驻美大使是当国民党的官，是见利忘义，背弃诺言，对这样的说辞，我只能说，偏见比什么都可怕，不好再说什么。
再一个就是林徽因这句话，听着平平常常，掷地一点也不能作金石之声，但是你细细地品味这句话，“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门外不是有条扬子江嘛”，多么平静，可是多么的深沉，多么的决绝，多么的满含着民族大义，多么的令人肃然起敬！我相信这话是真的，相信林徽因这样的人是能做到的，林长民的女儿，梁启超的儿媳，绝不会容忍自己落入日本人手里的。那时候，真的会连儿子也不顾了，顾了就坏了名节了。一个文人，危难时刻她所能做的，就是以死报国！文天祥临死前，在他的衣带上写了几句话，“读圣贤书，所学所事，而今而后，或有不同”，若作个诠释，所学何事，就是这样的事，或有不同，就是这样的不同！
真的日本人来了，老百姓可以四散逃命，可以跪地求饶，读书人不行，读书人该死的时候就得死，因为民族的气节在你这里，民族的大义在你这里。“念书人总还有条后路，门外不是有条扬子江嘛！”一个病弱女子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撼天动地，气壮山河，日月也会为之易色的！
现在好多人为周作人辩解，说当日本人的官不算什么，不就是个教育督办嘛，没什么，我一听就反感。对这些人，我从心底是鄙视的，从来不给一句好话。那些带兵的将军可以当汉奸，你周作人怎么能当汉奸。周作人当汉奸以后，是郁达夫还是谁说过一句话，说周作人当了汉奸，比中国失了东三省都严重，失了东三省，总有一天可以收复，周作人当了汉奸，中国读书人的耻辱永远也洗不掉。要是周作人当了教育督办都不算汉奸，中国就没有汉奸了。
好了，我们还是说林徽因吧，前面说过，历史和这个优秀的中国女人开了一个玩笑。那么优秀，在建筑设计和工艺美术上，只有那么一点可怜的成绩。历史的玩笑，还不在这里，没设计下什么重要的建筑和工艺，有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算是虚度此生，更严重的是，她青年时代的志向是“掌握西方牢固建造理论，使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历时更久一些”，而历史偏偏让她目睹，她过去不怎么看得起的，中国的那些不历久也难说多么坚固的建筑，我是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楼，街道上的牌楼，却在她的眼皮低下，叫一段一段地，一个一个地拆掉了。坚固的没有建起来，本来已够羞愧的了，而原有的，虽不坚固却也辉煌，已经耐了几百年怎么也还能耐它几百年上千的古老建筑，没有毁于八国联军，没有毁于日寇侵华，却在自己原先满寄了希望的共和国时代，像风刮一样地从她眼前消失了，这才是让她心如刀搅，生不如死的事情。这才是历史开的天大的玩笑！
这就要说到林徽因解放后的情形了。早在1946年7月，林徽因一家就随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起乘飞机回到了北京，住在了清华园里。
北京解放前夕，她是很兴奋的。清华在城外，北京还没有解放，解放军的围城部队就到了清华一带，当然没有进学校，是在校外驻扎着。她和梁思成都担心，一旦攻城，城内的古建筑就全完了。就在这个时候，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向梁思成请教，一旦不得已要攻城，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打炮的时候就不往那儿打。要梁思成把城里最重要的古建筑，标在他们带来的地图上。梁思成当然标了。这件事，让两口子非常激动，说“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有的教授离开北京去了国外，林徽因在和一些老师学生谈话时曾说：“我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祖国的。”抗战期间在李庄，费正清要她两口子去美国治病，林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可见她是抱着绝大的热情和信心，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去的。
后来设计国徽的事，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事，前面都说了。与这两件事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件事是拆除北京的旧城墙，还有好些个城门楼子。当时梁思成是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林是委员兼工程师，这些都是虚衔，真正的职务，梁思成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系主任，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夫人，当然，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头衔，那就是中国的文化名人。梁思成的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前面说了，是梁启超的大公子，这就够有名的了。这算祖上的庇荫，不能算他自己挣来的。他还有他的声名，一点也不逊于他的父亲。1947年有个学生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上学，系里的老师告诉他，中国文化界有三个国宝级的人物，就是梁思成、陈寅恪、翁文灏。我为什么特意说明是1947年的事呢，意思是，这是当时的评论，不是解放后的评论。社会形态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会不一样，解放前是“清议”，就是你说我说就形成了个说法，解放后凡事都要按程序来，要“民主评定”，评出来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人物了，这三个人里，怎么也不会有翁文灏。。翁文灏，前面说过，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在四川李庄时，蒋介石让如数拨给救济款时，是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他后来的官当得还要大，当过行政院的院长。在从政之前，是中国第一流的地质学家， 当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的所长。陈寅恪这几年宣传的很热闹了，都知道是教授的教授，研究中古史的，会十几种外语，好几种是国外都快失传了的。谁都知道是个国宝级的人物。只是怕都没有想到，梁思成会跟这两个人并驾齐驱，也是三个国宝之一。虽说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要叫我说，梁的贡献感觉上更大些。毕竟他调查发现了那么多的古建筑，留下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梁启超的大公子和中国顶级的建筑学家，这两项合在一起，就是他的全部名声。要是再加个附带条件的话，那就是，还是绝代佳人林徽因的丈夫，这也是很加分的。同样，林徽因作为梁思成的夫人，也是加分的。
只是夫妻两个人，绝然没有想到，正当他们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时候，会经历一场比他们经历过的任何战争都要激烈的一场战斗，说战斗太轻巧了，该说是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如果叫个名字的话，该叫“保卫北京城”，或者叫“北京城保卫战”。中外著名的城市保卫战太多了，有些已载入史册，比如二战前的马德里保卫战，二战中的莫斯科保卫战，中国则有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解放战争期间，从国民党方面说，也有个北京保卫战，也是保卫北京城，守将是傅作义将军。
这个人是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守城名将。1927年冬天，傅作义率一个旅的兵力守河北的涿州，张学良五六万大军把涿州城团团围住，强攻两个多月就是攻不下，张学良太没面子了，只好讲和，傅作义带领他的部队，平安撤出涿州。从此傅作义得到守城名将的美名。抗战初期，日本人攻下娘子关，太原危急，阎锡山着了急，调傅作义防守太原。这次没有那么幸运，只守了几天就失陷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大溃退的前夕，仍能给强敌以重创，也是很了不起的。辽沈战役以后，知道林彪的部队肯定会入关，首当其冲的便是北京，谁来守呢，蒋介石想来想去，想到这个守城名将，任命他为华北国民党部队的总司令，统率五六十万大军，任务是守住北京城。应当说傅作义很好地完成了蒋介石的任务，北京城守住了，一砖一瓦都不缺，完整地交给了解放军，交给了人民。这次守城之战，动用了几十万大军才守（保）住。而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北京城保卫战，从战略目的上说是一样，也是要保住北京城，但是兵力之悬殊，却是天上地下，傅作义几十万大军，加上解放军近百万大军，两军角力，最后保住了北京，而我们要说到的这场北京保卫战，守城的却只有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对病弱的夫妇，顶多再加上他们身边的几个同事，比诸葛亮守西城的人还少得多。兵力这么悬殊，胜败在未交战前已经判定，但是，其壮烈，其重大的意义，一点不亚于当年的北京保卫战。
现在一提到这场保卫战，人们都说，梁思成提的方案是在北京的旧城墙上建公园，供人民休憩之用。这个说法是错的。梁思成是有过这个提议，现在还留下了他当年画的示意图，画的就是现在前门一带的城墙和城门楼子，很美，上面还有几个小人儿，在下棋，在游玩。实际不是这样，或者说，实际最初不是这样，最初他们提的方案是全部保存，顶多在城墙上多开几个门洞子。但是不行，没人认可他们的方案。这是他们黔驴技穷之后，使的障眼法，或者说是欺骗法，想以旧物利用，供人民休憩，来说服当时决计要拆除旧城墙的北京市的领导人，背后实际上是国家的领导人。你们不是常说为人民服务吗，现在正好可供人民休憩之用，那就请保存下来吧。但是这种小把戏，怎么能逃得过身经百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火眼金睛呢？一眼就看穿了。于是他们只能是可耻地，也光荣地失败了，北京的旧城墙全拆了，旧城楼也几乎全拆了，只留下有数的那么三两个。没过多久，林徽因就死了。
说到这里，还得插一句，要不就不公平了。建国后，林徽因虽没有明确的职务，但是名气太大了，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对她的关照，还是很好的，好到不可想象的程度。1954年林徽因病情加重，考虑到住在清华来市内看病不方便，北京市政府拨给一个大院子，装修好了，让梁林夫妇来住，梁在校内有职务，不可能来住，就林一个人住在这儿。这个院子有多大呢，我没去过，也没有文字资料可以查证，但我能想象到这个院子有多大，只会比他们家原来在东总布胡同三号的院子大，不会比那个院子小。因为林死后，这个院子没用了，国家就让傅作义住了。傅作义当时是水利部部长，这身份该住多大的院子，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比照的。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里，说到他父亲章伯钧当年住的院子，说是有七十九个房间。他父亲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傅作义是同时任命的水利部长，论名分，傅作义比章伯钧还要高些，就可以估计出那个院子有多大了。人民政府做事从来是有板有眼，不会慌腔走板的，总是林徽因该住这么大的院子才让她住的。只是一想到傅作义住了林徽因住过的院子，叫人由不得想笑。人们常说历史老人多么的严肃，多么的庄重，从这件事上，也可以说历史老人多么的调皮，多么的幽默。当然，不管是严肃还是调皮，总的说来历史老人是公正的。你林徽因没有守住北京城，这么好的院子，当然要给守住北京城的人住了。这是说笑话。真正要说的是，有这么个大院子住，北京市政府对这位女英雄真可以说是敬重有加了。
有人或许会说，政府对你两口子够好的，你们怎么老和政府叫板呢，一圈旧城墙，几个城门楼子，拆就拆了吧。士为知己者死嘛。不能这么说，这正是他们的高尚之处，也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生活再好，待遇再高，我也要坚守我的信念。反过来说，正因为政府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才要犯颜极谏，才要陈明利害，才要以死抗争！
既是一次战役，总得有几次战斗。我梳理了一下，共有三次短兵相接的战斗。
第一次是在1952年8月，北京市召集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具体是8月11日到25日（会议的全部时间） 中间的某一天，议题是讨论拆除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地点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会场上没有固定座位，运去大批软椅让代表队们坐，为了出入方便，留下了几条通道。梁思成没有来，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林一上台，就以她雄辩的口才问各位代表：台下的椅子为什么要这样摆？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的来的城墙妨碍交通，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她的看法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因为当时天安门前东西两座“三座门”，即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太不方便，每年这两个地方都发生几起车与车相撞，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市委市政府早已决心先把这两座“三座门”迁移，施工力量都准备好了，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就立即动手。现在叫林徽因这么一搅和，当时的市长彭真，考虑到这天会场上代表们的情绪太大，怕一时很难通过，便示意立即停止会议，召开代表中的党员开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表决时都要举手同意。代表中的党员代表居多，再开会时，就顺利通过了。这样，一夜之间，两座“三座门”就从北京地面上消失了。
第二次是在一次宴会上。时间是1953年夏天，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还有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到了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骑河楼欧美同学会设宴请客，梁林二位来了，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来了。都是考古与古建筑界的知名人士，吴晗是历史学家，也算是考古界的人吧，宴饮间主要谈的是文物保护工作。郑振铎说，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当时林徽因的感情一下子冲动了，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因为她的肺病已到晚期，嗓音都失常了。然而从神情与气氛上看，真是句句中肯，声声深情。这是陈从周在一篇文章中写的。他没有写林当时说了什么，另一位建筑学家吴良镛在一篇文章中说了，说林曾与北京市某领导起过争论，从时间上说，应当是一回事。吴的文章中说，林徽因当时对这位北京市的领导人说：“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这话还真叫林先生说中了，这几年去过北京的都看到了，前门南边的中轴线上，不就新修了个永定门吗？我每回见了怎么看怎么难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第三次是1953年8月20日，地点在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来的都是中央和北京市文物部门的领导，这一方面的专家，还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主持会议。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在会上发了言。林的发言很长，谈了几个问题，在谈到保护古文物与新的城市建设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这两个方面肯定是有矛盾的，首先考虑如何想办法“保”，想办法去解决矛盾，而不是首先考虑“拆”。中国建筑在科学和美学上的价值都不比欧美的建筑差。中国建筑最成功的是木构架，和最庄严美丽的各式各样的屋顶，比欧美建筑更具美学价值。把它们保护下来，将来有钱了好好修整一下，给全体市民、全国人民以及外国友人来参观欣赏，有多好。如果把它们拆了，一切都没有了。
当时还有人说天坛面积太大了，主张只留下祈年殿和圜丘等部分就可以了，意思是把那些古柏全砍了，作为新建筑的用地。林徽因说，天坛如果没有了那些郁郁葱葱的古树，整个青葱肃穆的环境就没有了，天坛整个气氛也就破坏了。希望中央和市政府要认真考虑。当时她说的很动感情，很激动。
就是在这个发言中，林说“思成先生已发表了全部保存城墙和合理利用的建议”，这就是那个利用城墙做公园的建议。可见，这个建议是到了最后关头才提出来的，不是一开始提出来的。可惜这个建议白提了，现在留下的只有他画的那张漂亮的示意图了。现在的北京市政府真该把那个漂亮的示意图放大多少倍，制成大广告牌那么大，立在长安街上最显眼的地方，让这些没见过北京旧城墙的人，看了心里喜欢，知道北京曾有过那么雄伟那么漂亮的古城墙，增加对伟大祖国首都的热爱。
或许正是这样一次次的违拗领导意图，一次次不识时务要留下这些封建的东西，此后不久，文化界就开始了一场批评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运动。当时林徽因已病重住院，梁思成知道没有告诉妻子。不久梁思成也病了，住在同一家医院，隔壁的另一间病房。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逝世前拒绝吃药。深夜弥留之际，梁思成过来为妻子送行，放声痛哭，喃喃自语：“受罪呀，徽，受罪呀，你真受罪呀！”
梁思成说错了，受罪的不是妻子，而是他。林徽因死的时候，还是共和国的好时候，在八宝山建了墓，立了碑，人民纪念碑建造委员会，还把她设计的一块花纹的样品，送给梁家做了墓上的装饰。梁思成活到了文化大革命，备受凌辱，于1972年在寂寞中去世。唯一欣慰的是，身边有他的继室林洙女士细心陪护。
什么都不说了，发生在公元1950年代前期的“北京城保卫战”，两位守城名将，或者说保城勇士，是彻底失败了。然而，历史将永远记载着他们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们的英勇奋战，将留下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也洗不掉的耻辱。
不管过上多少年，多少代，只要人们知道中国北方有个叫北京的城市，这个城市曾有一圈庄严肃穆的城墙，有若干高大美丽的城门楼，都会知道有两个中国的杰出的知识分子曾为保卫它们而生死以赴，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林徽因，这个受过双重文化教育熏陶的绝代佳人，没有只留下她的美丽，也留下了她的业绩，成功的和失败的，最终完成了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杰出典范的形象的塑造。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也是杰出的，她 成全了他的丈夫，也成全了她的祖国。
她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她是天地日月精气凝聚成的一个才女，也是中西文化共同铸造的一个女神。
记住吧，历史！
记住吧，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什么时候看到碧澄的海水，什么时候仰望头顶的蓝天，什么时候都要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在碧水蓝天间，有过一个叫林徽因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