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林语堂

邯郸学步

难忘林语堂



读完《苏东坡传》，头脑里一直萦绕着一个人的名字：林语堂。




对于几代大陆中国人来说，林语堂的名字比较遥远，直到近年才走进我们的视野。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个“反动文人”一直被封杀着。感谢时代，我们今天终于得以阅读他的文章，从而认识这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文化巨匠。




《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著名也是最得意的传记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这本书不只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苏东坡，掩卷沉思，我们还强烈的感受到林氏散文那种特有的从容笔调和简静的文字，充满了魅力；尤其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让我们难眠。这本书，不能快读，需要细细品味。难怪有人说，要想读林语堂的上乘之作，只有《苏东坡传》才能满足读者。



我国的传记文学初具规模于20世纪上半叶，当时这类文字注重于考订，大量引用文献，且不计繁琐，使得作品的叙述支离破碎。林语堂则别开生面，开创了“给文学开生路”的新风。在《苏东坡传》中，作者采用多种手段激活材料，对史料进行诗性的还原；那充满智慧的叙述方法，不仅显示了林语堂的艺术才华，而且写下了他对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许多人认为，林语堂之所以写苏东坡，是因为他们心灵相近。乐此不疲的像孩童一样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发乎天性的享受生命的纯真，亦庄亦谐的生活态度和光风霁月般的道德人品，是人性的美妙颤音，我们和林语堂一样，欣赏着倾听着感动着。



在《苏东坡传》中，我们能够屡屡读到林语堂的影子。



林语堂和鲁迅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因为一件小事，鲁迅误会了他，于是爆发了一场论战。在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战斗檄文中，最有名的当属《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两个人的论战，以鲁迅的一篇论战文章宣告结束，至于林语堂，最后选择了沉默。据说鲁迅至死都没有原谅林语堂。1936年，56岁的鲁迅去世。此时正在美国的林语堂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悼鲁迅》。文章写道：“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这让我们想起苏东坡遇赦从海南北归时，写给他的“仇人”章惇之子的信。信上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年高，寄迹海隅，此怀可知。”此时的章惇也遭放逐。



在人类的美德中，我认为第一当数“博爱”。这博爱的前提是宽容。苏东坡是这样做的，林语堂也是这样做的。“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林语堂的女儿有一次问他的问题。林语堂回答：“我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要真正享受人生。”世间的智者，胸中的正气必然不灭，但是，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是深刻而快乐的，我们不能因其深刻而失去柔软的声音与一颗仁爱之心。这种生活态度和苏东坡何其相似！



1934年，林语堂在美国用英文写作《吾国吾民》并出版，引起了轰动。在这本书中，林语堂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文化学者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其小心翼翼的描述和评价，无不让人感到作者的一腔感时忧世之情。但是，他的笔调却是温和幽默的。




在我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少有的关注心灵快乐的作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当国人都沉浸于国仇家恨的时候，他却开始了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健全的人生意义探索——我们是该责备他还是感激他？林语堂的世界超越了意识形态之争，他的文字没有尖刻和痛彻的沉重，而是将生命回归到时空之中。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时，发现这位上个世纪的“幽默大师”主张的《生活的艺术》，竟然跟我们的寻求不谋而合：有一种诗性存在的心领神会，一种自由精神的低旋徘徊。



林语堂1958年第一次到台湾，1966年定居台北。他在阳明山的房子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送给他的，由林语堂亲自设计，既有现代感也有古典美。林语堂形容他的庭院“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林语堂对住处的见解是：“一个人的房间，应有几分零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不禁会心一笑。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逝世，4月移灵台北，长眠于阳明山故居，享年82岁。林语堂一生用文字解析生命，用灵魂感知灵魂，曾受人指责，遭人误解，但今天更多的是为人称道和赞佩。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说：“一位现代作家，他的根深深地植于往昔，而灿烂的鲜花则开于今天。”她说的就是林语堂。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想到林语堂，总有一种感慨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