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外的林黛玉

阿尔山

鲁迅——小说外的林黛玉
杜光霞
[摘要]
鲁迅和林黛玉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都是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超越了个人和民族的天才；都是具有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由于不满于黑暗的现实社会而永不停息地对传统封建制度和礼教进行批判，同时坚决彻底地同黑暗势力以及奴性进行战斗；结果却都陷入了生前孤立死后寂寞悲剧境地……总之，他们都体现了人类在生存状态中所面临着的永恒而深刻的悲剧性，即人作为一个个体，无论表面上表现得是强大、伟大还是脆弱、平凡，他都是孤独、痛苦地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理解甚至敌意的、荒诞而悲剧的世界上，他最多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在这一处境中的态度、行为和命运。
[关键词] 鲁迅
林黛玉　批判　反奴性　孤独　悲剧


本文标题的主干是“鲁迅是林黛玉”。笔者这么说，显得很像是在哗众取宠，因为在表层问题上二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比如鲁迅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人物，林黛玉却是虚构的；鲁迅是坚毅勇决、力量强大的男人，黛玉却是多愁善感、脆弱病态的女子；鲁迅被视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民族魂，黛玉却是因恋爱、婚姻和为人处世都失败了才“泪尽而逝”的一个较为狭隘、个别的形象；等等。但是，尽管如此，笔者却发现他们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都是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超越了个人和民族的天才；都是具有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都由于不满于黑暗的现实社会而永不停息地对传统封建制度和礼教进行批判，同时坚决彻底地同黑暗势力以及奴性进行战斗；结果却都是生前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后也陷入了极其孤独的境地……总而言之，他们都体现了人类在生存状态中所面临着的永恒而深刻的悲剧性，即人作为一个个体，无论表面上表现得是强大、伟大还是脆弱、平凡，他都是孤独、痛苦地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理解甚至敌意的、荒诞而毫无意义的世界上，他最多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在这一处境中的态度、行为和命运。也就是说，鲁迅是《红楼梦》以外的现实生活中最具有林黛玉的生命价值特征的人，是小说以外最像林黛玉的一个“精魂”。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抛开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表层的认识，深入了解“林黛玉”意味着什么。从《红楼梦》问世到现在，围绕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形成了一门持续时间之长、牵涉人物之广和研究成果之多都堪称世界第一的学问——红学，但笔者认为排除掉“索隐派”和“考据派”的庞大阵容，真正去研究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人物典型、社会功能、现实意义等本体论话题（“本体论”本来是一个哲学用语，原来专指关于“存在”的研究，后也被引申为有关世界的本质、本原、本体的理论研究。兰色姆把这个术语引进文学批评。①）的人并不多，其中，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算是比较优秀的成果。根据王先生的启发，我们可以对“林黛玉”这个形象有如下把握和总结：

首先，林黛玉是一群人物共同的精神特性的集中代表。从王昆仑到毛泽东，都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处于当权地位并代表现有社会秩序的统治者和具有正统思想的现实的功利主义者，如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贾政、贾赦、贾珍和薛宝钗、探春、袭人等等；另一类则是与他们相对立的、“和现实环境对立、反抗统治力量、要求个性解放②”的悲剧人物，她们以林黛玉为主，包含贾宝玉、晴雯、龄官、妙玉、司棋、芳官、鸳鸯、尤三姐等。需要说明的是，在后一类人物中，从人物性格形象到为人处事，晴雯、龄官和妙玉都与黛玉非常相似，以至于好些红学家提出了“影子说”，认为晴雯（包括龄官和妙玉）是黛玉的影子，正如袭人是宝钗的影子一样。事实上，尽管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是相对独立、血肉丰满、决不雷同的典型形象，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些人物形象异彩纷呈的表象背后，正是他们的志同道合和共同本质。如果我们把后一类人划分为“林黛玉”类，那么“林黛玉”便意味着清醒深刻、才华横溢、真诚正直、清白高洁、嫉恶如仇和反虚伪、反世俗、超功利、反礼教、反奴性等可贵品质。

其次，林黛玉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作为黑暗社会的良心这一高尚传统的代表。屈原披发行吟于江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遇一渔父问他缘故，他叹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渔父便问他为何不迎合、妥协于世俗：“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的选择是：“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③屈原的这种选择与林黛玉何其相似，而薛宝钗又简直是渔父所说的“圣人”在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翻版！至今还有很多人在读到这一段时认为屈原的行为是愚蠢、看不透的表现，是“自绝于人民面前”的行为，而对渔父的“聪明”和“理智”钦慕不已。和鲁迅所说的“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是不顾利害的”、“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准备着牺牲”的“真的知识阶级”不同，常人和“圣人”都不愿意牺牲自己来挽救人类和社会，正如北岛所说的：“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可是，“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只有选择现实功利和自身幸福的薛宝钗而没有选择性灵生活和精神家园的林黛玉，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只是大唱颂歌、装聋作哑、随波逐流、安于现状，绝不去发现问题、摇旗呐喊、坚持信念、寻找出路，那么，社会能有发展、进步和希望吗？人类会有前途和光明吗？事实上晴雯死、黛玉亡之后，即使有宝钗之妻、麝月之妾，贾宝玉也觉得活得了无生趣，宁可选择出家，这就是林黛玉的价值之所在。

最后，林黛玉是一个争强好胜、锋芒毕露、真率坦白、孤愤落寞、不合时宜的批判者、战斗者和讽刺者形象。在这方面，王昆仑认为“大多数读者都同情着黛玉的内心，但对于黛玉的表现却总不免有不快之感，这也足以说明黛玉性格中的悲剧成分”，他还总结了她“作为一个失败的天才的表征”，即小心眼儿、尖酸刻薄、忧郁悲观等。确实，林黛玉的失败就在于她太真率、太有才华、太不肯虚伪了。在中国社会里，人人都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和“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人人都“最近学得乌龟法，能缩头时且缩头④”，人人都变得世故、圆滑、虚伪、深沉，林黛玉却偏偏要“专挑人的不是”，“见一个打趣一个”，她随时随地都会用敏锐锋利而洞察一切的眼光和“比刀子还尖”的锋利言辞去揭露人间的一切卑劣庸俗和黑暗污浊，结果却不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反而是使自己陷入绝无友军、极端孤立的境地。当我们读到“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发现薛宝钗偷听别人秘密而又轻松地嫁祸于黛玉，小红却对非常鄙视自己、认为自己是“奸淫狗盗之人”和“素习眼空心大，最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的宝钗毫无戒备，反而对从来不把丫头当奴才的黛玉充满了疑惧和反感，说“若是宝姑娘听见了还到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漏了，怎么样呢？”读到这一幕时，我们真真是痛彻心扉，既为宝钗之卑鄙，黛玉之无辜，更为折射为小红的整个社会对黛玉的评价和态度而欲哭无泪。我们发现社会和时代不会像宝玉那样去欣赏和发现黛玉，反而误解她，敌视她，抛弃她，最后毁灭她。

对林黛玉的形象有了一个大致把握，再联系鲁迅的生平、创作和性格行为，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和林黛玉是何其相似了。首先，鲁迅有着“林黛玉”的清醒深刻、才华横溢、真诚正直、清白高洁、嫉恶如仇和反虚伪、反世俗、超功利、反礼教、反奴性等品质；其次，鲁迅也正是作为黑暗社会的良心的最正义的知识分子；此外，鲁迅的讽刺性、批判性、否定性和攻击性也较林黛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导致他和黛玉一样陷入了生前孤立死后寂寞悲剧境地。鲁迅的清醒深刻是不必再说的，他已经被当作深刻的代名词；但笔者还是觉得有必要略作总结。鲁迅作为一个“铁屋子中的呐喊者”，从一开始选择文学，就是以救国为出发点的。他要唤醒民众，所以“我的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⑤因此，无论是在小说还是杂文里，鲁迅笔下的一切人物都是“病苦”的，而他们最深重的苦难并不只是物质上或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灵魂里的。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鲁迅的深刻：常人都认为穷人的苦难只是物质的和肉体的，只要有钱了就可以解决；但鲁迅却发现他们不仅要承受那些显而易见的表层苦难，更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各种层次、形式多样的精神奴役、压迫和毒害、毁灭。这种深刻和林黛玉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生在钟鸣鼎食之族、诗礼簪缨之家的林黛玉是极其悲观的，人们误解她，总以为她的悲观只是来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身世悲哀，但在“凹晶馆联诗悲寂寞”那一回里，对黛玉加深了理解和共鸣的湘云说：“贫穷之家自以为富贵之家事事趁心，告诉他们说竟不能遂心，他们不肯信的；必得亲历其境，他方知觉了。就如咱们两个，虽父母不在，却也忝在富贵之乡，只你我竟有许多不遂心的事。”这就说明两人的悲哀早已超越了“父母不在”的偶然性和个别性，而上升到所有“富贵之家”的更深层次的悲哀和苦难上了。事实上，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等物质方面的需要都是基本需要，这一需要满足后，人就会追求更高级的精神需要，即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美的需要、求成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精神需要既然是更高级的，便会更难实现，正如莫言的女儿对现身说法、忆苦思甜的父亲所说的那样：“你以为我们这代人吃饱穿暖了就不痛苦了么？我们更痛苦！”

清醒深刻的思想往往直接意味着才华横溢的非凡语言能力，因此克罗齐说“思想就是语言”⑥。这在林黛玉身上表现为机敏迅捷的反应能力和超凡出众的口才诗才，在鲁迅身上则表现为文学创作上堪称奇迹的创造力：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在鲁迅手中开端并且成熟；鲁迅的杂文是一种从古今中外的文学概论里都查不到的新文体；鲁迅的语言是无拘无忌、嬉笑怒骂的（他“那样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并且他“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⑦），是陌生化的典型；就连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尝试的《故事新编》，尽管钱理群认为是一部“试验性”的不成熟之作，笔者却认为那是他最成熟、最高明、最能被不同层次水平的读者所共同接受的作品，并且是中国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开端。

鲁迅和林黛玉的另外一大共同点是反奴性。说林黛玉的是反奴性的，乍一看仿佛牵强，其实不然。首先，在封建男权社会里，对于“凤凰似的”宝玉，黛玉的态度却从来不象宝钗那样谦卑低顺、忍气吞声，而是知己般的平等甚至是“辖治”。她常常公然取笑、批评、“惩罚”宝玉，完全没有女性三从四德的“奴家”心态。其次，黛玉的“影子”晴雯简直是反奴性的标志，而她从眉眼到性格特征都很象黛玉。晴雯坦诚、正直、锋芒毕露，她“对别人干的一些什么鬼祟勾当一眼就看穿，而且常脱口而出地揭露”，“身居奴才的地位却坚决反对奴才们谄媚竹子、出卖自己的卑劣品质”，不仅自己不肯做奴才，而且“反对别人的奴性，反对别人奴视自己”⑧至于鲁迅，则既批判形形色色的奴役他人者，又批判林林总总的甘受奴役的奴才，他对前者是横眉冷对的战斗和攻击，对后者却怀着最痛心的感情去爱，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如社会习俗、礼教、观念的迫害和强权对弱者、多数对少数、男权对女性的奴役等；从《聪明人与傻子与奴才》的揭露，到批判“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冷峻，再到《华盖集》之《忽然想到》里“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那样深刻而绝望的悲愤。

“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是…见一个打趣一个”的林黛玉是极其孤立的，王昆仑说：“她飘浮在茫茫人海中，唯一的依傍是贾母，但她对这老太太并不多接近。王夫人和凤姐原是宝钗方面的姻亲，与她关系更疏远，她也不在意。湘云…已失去情敌的资格，她与她仍是若即若离。李纨探春从来对她比较同情，她却只泛泛地相处。”至于丫鬟仆妇，也一致认为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从而对她疏远甚至反感。在这方面，鲁迅几乎和她一模一样。他对中国社会也是“见一个打趣一个”，从政治、历史、法律、宗教、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经济、军事，到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国民性，他都一一针砭批判，以至于“现代评论派的君子”说他是“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创造社的才子”说他“睚眦必报”，“新月派的绅士”说他是“不满于现状的批评家”，国民党政府把他列入黑名单准备消灭，共产党对他最初也先是批判（以周扬为代表的上海文艺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然后是拉拢和利用，最后又是决裂。就连以极力赞美鲁迅而著称的毛泽东，据说也曾说过“鲁迅如果还活着，要么就闭上他的嘴，为我们工作。要么就在监狱里继续他的写作！”这样的话。

至此，我们只有联系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才能够深刻地理解林黛玉和鲁迅乃至所有人何以注定会是悲剧性的了。在《论天才》中，叔本华对天才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说：“天才对于自身幸福的牵挂，往往非常拙劣”；常人“懂得阿附时流，能够迎合大众的要求”，所以能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而天才则“多半陷于困境，一生潦倒落魄”；“天才的生活是孤独的，因为天才原本就是极少数，所以不容易遇到知己，和常人相处也显得格格不入”；“不论天才的行为或工作，大都和时代相矛盾，甚至和时代相抗争，因此，为外界环境所不容…干才象腕力强的射手，能射到常人所射不到的靶，天才则连射出去的箭头去向，常人都看不到，只有等他们的后代子孙才能发现。⑨”这样看来似乎只有天才才是悲剧的了。但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理性就是人…在一切人之中，哲学家的活动是最有似于神的，所以是最幸福、最美好的。⑩”叔本华也认为，干才超越常人，天才又超越干才，连天才都如此悲剧，那常人更是天生的不幸了。联系到《红楼梦》，我们会发现林黛玉们被时代扼杀了，而薛宝钗们却是被时代活埋了；至于凤姐、袭人等，从金陵十二钗正册，到副册和又副册，所有的“人”（《红楼梦》中的绝大多数男人更象是无毛两足动物而不算是人，所以更可悲）最终没有一个获得了幸福，他们都上了同一条船——薄命司。再联系到鲁迅，我们会发现鲁迅倾其一生心血所要“疗救”的人们依然病入膏肓地做着愚昧麻木而悲惨的奴隶，他自己和他的民族，被他批判的人和攻击、利用、毁灭或者遗忘他的人，都在这个可悲的世界上活着。并且，在他死后，先是经历了饿死几千万人的人民公社化，然后经历了几乎所有人都疯狂扭曲、丧失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最后进入到了全面的物质时代：由有理性的人变成了经济动物。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中国进入了物质无限膨胀而精神急剧崩塌的“荒原”时期，人们普遍喜欢薛宝钗和王熙凤而讨厌林黛玉，并且一边沿着文化大革命的思路误读、歪曲鲁迅，一边高喊“鲁迅过时论”，完全无视鲁迅所攻击的时弊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一再上演。正如林黛玉的清醒和讽刺不仅没有让人们反省并改善自己，反而只招致反感、厌恶和遗忘，鲁迅这一剂用他伟大的生命所熬制的良药被中国社会和时代扔到一边去了。不过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大事，有了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后，我们就可以安慰自己说：又不是只有我们中国才是悲剧的，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我们甚至还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自己的病，说“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处，甘若醴酪”。只是笔者还是想大煞风景地说一句：叔本华出版了《意志与表现的世界》将近四十年后，还没有死，就声誉大著，被西方世界广泛接受了；而到目前为止，曹雪芹都死了将近二百五十年，鲁迅也已经死了七十一年，中国一片沉默。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见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10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②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第6页。（大家小书第三辑；北京出版社，2003）
③见《史记·屈原列传》
④语出《增广贤文》。
⑤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
⑥见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第一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

⑦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
⑧见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之《晴雯之死》。
⑨ 见《生存空虚说》168-178页。陈晓南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4月
⑩见罗素《西方哲学史》第235页。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