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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
“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
这是孟子对他所生存时代的描述，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72年，正是历史上被划分成战国的那段时期，据史学家统计，战国二百四十二年间，见于记载的战争就有四百六十多次，不论战争的规模，时间的持久与残酷的程度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连年的战争与天灾瘟疫让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到处是一片悲凉颓败的景象。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孟子，也诞生了他那散发着人性主义光芒的哲思。
孟子的生平
邹国，在今天山东邹城市市北25华里的凫村，也称傅村，古称孟儒里，意思大概就是孟子的故地，离孔子的家乡鲁国很近；孟子自己也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在方圆几十里地的范围内，竟然能先后产生孔子和孟子这样两位世界级的思想家，足以让当地人自豪不已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非常著名的母亲，这些伟大的女性为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浓重而光辉的一笔，孟子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关于孟母教子的故事在《三字经》里就有简约的概括“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三迁的故事
起初孟子家临近坟地，时常就有送葬的从家门口经过，当然个个披麻戴孝哭哭啼啼，也就成了左近小孩子模仿的对象，年幼的孟子也随着学做“墓间之事”。孟母感到这个地方不适合儿子居住，就把家搬到了靠近街市的地方，街市上买东卖西，熙熙攘攘很是热闹，年幼的孟子又模仿商人做“炫买之事”。在孟子那个时代，社会上不同职业的人们是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排列的，认为商人不诚实不可靠，地位也就最低，和现在的看法完全不同。孟子觉得这个地方也不适合儿子居住，又把家搬到了学馆边，学馆讲习礼仪，整日朗朗书声，看到孟子以此模仿“揖让进退”，孟母才最终决定住了下来。
断机的故事
孟子读书读的不耐烦，于是跑回家，孟母正在织布，看见孟子荒废学业之后很生气，拿起刀子把正在织的布全部割断，那个时候布还要一梭一梭的才能织出来，很不容易，“引刀裂其织”是很大的牺牲，要下很大决心才行，孟母这样做，就是要以此教育孟子好好读书，孟子也果然受到了震动，自此之后勤学不息，大有长进。
杀猪的故事
孟子小时候，一次邻家杀猪，孟子问：“他们家杀猪干嘛？”孟子随口就说：“给你吃。”此话刚出，孟子就后悔了，心想：我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席子不放正不坐，肉割不正不吃，为的就是良好的“胎教”，可今天一时口舌之欢却欺骗了孩子，这等于教孩子不讲信用，但是话已经出口不能收回；为了不欺骗孩子，孟母硬是出钱把邻家的猪肉买了来给孟子吃。
休妻的故事
孟子娶妻后，一次妻子独自一人在家，随意张开两只脚坐在地上休息，这种姿势古代叫做“踞”，那个时候人们是很讲礼仪的，怎么样坐有很多规矩，相比而言，“踞”是很随便的姿势，只有周围没有人的时候才能用，孟子悄悄进去，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很生气，转身就出来去找母亲说：“妇无礼，请去之。”过去，男子若是不满意可以不要自己的妻子，这种“休妻”用现在的话可以解释为“解除婚约”，孟母问清情由，不仅没有责怪儿媳妇，反而批评孟子说：“你去人家‘燕私之处，不事先咳嗽一声’弄点声响，让人家有所准备，这是你的无礼，不是媳妇的无礼啊！”孟子听了十分自责，再也不敢提休妻的话。
孟子师从子思的门人，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的学生，但是对孟子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子思，他们的想法相当的一致，所以有人将其合称为“思孟学派”也是很有道理的。孟子的经历和孔子很相似，在正式出仕之前大约也讲了十来年的学，孟子说天下有三大乐事，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因此在孟子的一生中弟子很多，甚至一度出现“从者数百人”的盛况，其中比较出名的如：乐正子、公孙丑、万章、公都子等等。《孟子》的最后成书和流传离不开这些弟子极具团队精神的努力。
儒家学派是讲究入世的，主张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过问现实政治；这个特点在先秦表现的尤为突出。儒家创始人孔夫子的言行影响始终没有离开过现实社会，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我们在读《孟子》的时候，往往会被他批判现实精神的文字所吸引，为他忧世忧民的情绪多感染，这当中透露和表达出来的就是入世精神，在当时，要入世就只能当官，这是直接介入现实政治的唯一办法，否则以一介布衣之身，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国家政权中说的上话，更不要提什么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因此，孔子总结“学而优则仕。”大约在四十岁左右，孟子（可能）在邹国出仕，那里毕竟是他的父母之邦。孟子当了公务员不久，就赶上邹国和鲁国擦枪走火，邹国的官员死了几十个人，老百姓却基本没有什么损失，邹穆公很生气，问孟子应该怎么办，孟子却一点也没有给邹穆公留面子，批评他说：“这个结果完全是你自找的，谁叫你平时对老百姓不好，现在国家有难，老百姓当然见死不救啦！这就叫‘出乎尔者，反乎尔者’。”
邹穆公是遇到了难题才向孟子请教，反而挨了一通训，心里的不痛快就可想而知，人毕竟是感情动物，太客观的话有时候反而让人接受不了或者因为措辞、语气什么的细节产生误会，估计这次谈话直接导致了孟子在邹国没有受到重用，孟子看到自己的主张与抱负不能在故土施展，便背起行囊，怀着远大的心志，坚定地踏上了茫茫的游历路程。
大约在公元前330年，孟子从邹国来到了齐国，这时候齐国是威王当政，专供各地学者著书论辩、传道授业的稷下学宫（相当于官方的高等学府兼社会科学院）正办得红红火火，想必孟子被淹没在一片唧唧喳喳的争鸣声音之中，并没有受到齐威王的特别重视，因此《孟子》全书当中没有出现孟子与齐威王的对话，原因不详，只能凭猜测，也许因为孟子当时知名度并不高，人微言轻；也许是因为他推行的政治主张不合对方的胃口，也许还有其他什么别的；这次游齐期间，他的母亲去世了，因为孟子是鲁公族的后代，祖墓在鲁国，所以孟子也将母亲安葬在鲁国的土地，待三年守丧期满之后回到齐国，满目情境一如从前，于是又在公元前324年风尘仆仆到了宋国，宋是在齐之西、楚之北、魏之东的一块弹丸之地，被各个大国掐着脖子艰难的生存着，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能不能实现孟子的政治主张，弟子们有些怀疑，孟子却说，国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有没有“道”，如果有，则人心相向，四海之内借昂首仰望，齐、楚再强再大，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虽然他踌躇满志，但是实际的效果恐怕也不尽人意，因为同在齐国一样，《孟子》一书中也未曾留下同宋王的只言片语。
在宋国的时候，滕国太子去出国出差的时候途径宋国，专门去拜见了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尧舜”，与他聊的十分投机，意犹未尽的滕国太子从楚国回来再一次绕到宋国找孟子，孟子劝他学习圣贤，实行王道，两人谈生活，谈未来，颇为投缘，也为孟子日后在滕国小小舒展了一下而打了个好底子。滕国太子回国不久，父亲滕定公就去世了，滕国太子即位后专门命人两次去找孟子请教如何办老爸的丧事，孟子劝他行三年守丧之礼，这可以称为孟子游历四方前一阶段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吧，滕国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滕文公，是唯一愿意听孟子话的君主，这件事情似乎预示着孟子的政治前途将发生一次转机，可惜这种传记后来只是昙花一现。公元前322年，孟子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去欢迎，先是为孟子安排了上等的住处，随后，“双方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在滕国的日子是孟子游历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之后孟子出游才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规模，单纯是物质待遇，是难以吸引孟子停留的，滕文公时不时去找孟子聊聊如何施行仁政，孟子终于有了充分展示自己才能与表达思想的机会，但是滕文公只是喜欢做一个认真的听众，却没有魄力当一个实施者，孟子用了三年时间不停变换着词汇向滕文公讲述一个仁政的道理，最后发现自己只是一千零一夜里面那个善于讲故事的大臣之女，不禁有点意冷心灰，正好梁惠王四处张告以大礼招贤纳士，孟子便由滕国来到大梁，这个时候，是公元前320年。
孟子来到大梁，很快见到了梁惠王（这个梁惠王其实就是战国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梁惠王一看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虽然梁惠王是希望孟子是带着良方妙策，让魏国尽快恢复元气，能和吃了兴奋剂一样迅速强盛，而一雪前耻；但是对孟子的能力不那么信任从而也就很不客气从称呼的一个“叟”字里面表露无遗。孟子来之前对他们的状况已经有所了解，深知梁惠王所说的“利”无非就是征战夺地之类，在孟子看来，这种行为绝不是治理国家的最好办法，只有仁政才是理想的治国之道，于是马上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招来孟子，是希望国力强盛以能四处征伐，孟子见梁惠王，是为了推行他的仁政王道，尽管方法有异，目的却是相同，这就使他们之间的谈话较比其他君王稍多一些，谈话内容往往是由梁惠王的提问引起，具体词汇虽然不同，但是中心意思却只有一个，就是劝戒梁惠王赶快施行仁政，不要拖延，但是，孟子好象依然不走运，原本信心十足的做梁惠王的工作，眼看出现了一丝转机，梁惠王却死了，即位的梁襄王又没有人君之相，这个时候刚好齐威王去世，齐宣王初立，孟子似乎在齐国又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孟子在公元前319年离开大梁，再次来到了齐国。
在整个孟子游历的生涯中，再次游齐可以算做是最重要的一站，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有激烈在流传下来的活动也比较多。加上齐宣王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君王，起码有治理好国家的强烈愿望，至少在表面上也还能够听别人的话，可能是由于这诸多原因，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是孟子与所有君主的对话里最多的。孟子与齐宣王对话，言辞锋利，不留情面，这几乎构成了孟子在这一时期谈话的风格特点。一次，宣王问贵戚之卿，孟子说，君主如有大错则劝阻，反复劝阻如果不听就应该改立国君，直说得宣王“勃然变乎色”。要知道，这些对话的对象可是一国之君啊，只有设身处地将自己融入到当时特定的情景中去，才能感受孟子和齐宣王这些谈话所隐含的人文精神，也才能够体会到孟子的伟大之处。孟子这般气势，这般硬骨，这般不假辞色，这般直道而行，即使是在当时三纲五常的道德体系里也是宝贵至极了。
齐宣王深感有愧于孟子，而孟子在齐国施行仁政的理想也随之破灭了，孟子打算辞去卿位，离开齐国，齐宣王专门看望了孟子，表示了挽留的意思，并托人告诉孟子，要在都城中送一幢房子给孟子，并用万种之粟养活他的弟子，好让大夫和国人都有所效仿，但是孟子坚辞不受。尽管孟子去意坚决，但是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一旦这次离开齐国，就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实现他仁政的理想了，他为之努力奋斗一生的理想也等于说是就此终结，只是孟子不愿意这么快就心灰意冷，对于理想，他总是带有最有一丝希望，尽管这种希望非常渺茫，他在齐国边境一个叫昼邑的地方住了三天当作最后的努力，希望齐宣王能够改变态度，召他回去，完成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使命；然而第三天傍晚来临的时候一如往常，都城方向音信杳然，孟子终于叹了口气，踏上了茫茫归程。这就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历尽挫折、饱经风霜，终于承认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治理想根本无法实现之后的内心独白，几分自信，几分无奈，几分凄凉；（小白按：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恐怕是自己亲手打破自己的梦想，自己把曾经的一切付出全部否定吧。）孟子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也不甘心自己的主张和思想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历史黄沙慢慢湮没，于是仿效《论语》，也写下一部记述自己一生和阐明自己主张的书，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孟子逝世，书成，名为《孟子》。孟子逝世于公元前289年，享年84岁。
孟子的历史地位
孟子逝世后，地位有所下降，毕竟在他逝世之后到赢政统一中国之前的六、七十年间依然战乱不断，世风惨烈，孟子在世时候思想主张的“迂远而阔于事情”便已经是不容于世的非主流，到逝世之后再想推广就更有点儿天方夜谭的意味，秦始皇统一之后，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焚书坑儒运动，虽然根据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因为列于“子”书，幸免于秦火，但坑戮儒生也使孟子的门徒大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的地位走下坡路，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到了汉代，孟子的地位开始回升，这个阶段最为荣耀的事情，要算汉孝文帝时设立《孟子》博士，可惜孟子的地位并不很高，当时人们一般还是把周公和孔子连在一起，合称“周孔”，或者把孔子也颜渊连在一起，尊孔子为“至圣”，颜渊为“亚圣”，合称“孔颜”，极少有孔孟并称的情况。
到了宋代，孟子地位开始上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孟子升格运动，这个运动的重要标志，就是《孟子》由“子”上升为“经”。孟子升格运动的倡导者是唐代末年的韩愈，是他首先有意识地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后面，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揭开了孟子升格运动的序幕。韩愈说，儒家也有自己的道，这个道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又传给孟子，孟子死后就没有传下来了。在这个排列中，韩愈明显把孟子视为孔子的真传，得出了“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孔子始”的结论。韩愈用尊孔孟代替唐初以来的尊孔颜，真是慧眼卓识，气魄不小。到了北宋，重视孟子的人越来越多了，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推崇“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的欧阳修，都是重要代表，但其中出力最甚的，可能还算孙复和石介。当然，他们的努力只限于学理和舆论方面，而要把孟子升格运动推向实际，产生看得见的效果，还必须要有一个掌握实权的人。历史提出了这个要求，也创造了这个人物，这个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变法的领袖人物，他利用掌握的国家权力，使孟子升格运动得到朝廷的支持，孟子升格运动在付诸实行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绩的进展，其中包括：《孟子》首次列入科举；立孟轲像于朝廷；封孟子为邹国公（这是孟子首次被皇帝赐以“公”的爵位），首次允许孟子配享孔庙；朝廷承认兖州邹县孟庙，并命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孟子》首次刻成石经，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南宋时期，偏安的皇帝总是战战兢兢的担心自己的位子随时会被北方异族占据，对于孟子的升格也就不那么上心，尊孟成了升格运动尾声时候所流行的学术倾向，朱熹穷其一生精力注成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不仅成为后世学人必读的书目，也列入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孟子》作为“四书”之一，地位已经超过了“五经”。在这之后，元代对孟子的封赐达到了顶点，1330年元文宗下旨，盛赞孟子，并“另封邹国亚圣公”，这是孟子第一次被朝廷封为“亚圣”，从此，颜回改称“复圣”，
“亚圣”的桂冠正式戴在孟子头上，成了孟子的专用名词。
历史上非孟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学理上的非孟，二是从政治上的非孟；这里先讲学理上的非孟，历史上第一个从学理上系统批评孟子的是荀子，荀子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非十二子》，对先秦一些重要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其中也包括孟子。荀子主张性恶论，不赞成性善论。到了汉代时候，王充批评孟子最为激烈，并作《刺孟》，从八个方面批评孟子，比如：利分“活才之利”与“安吉之利”，与荀子从理论上发难孟子相比，王充批评孟子多从一些小节入手，理论色彩不浓，以至于再往后批评孟子的文人当中出现了“泼妇骂街式”，宋代的郑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厚非孟的一个特点，是对孟子进行人身攻击，最无赖的方法往往最乐与被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郑厚说孟轲是以口舌求和，自谋利禄，今天游说梁惠，明日游说齐宣，只是为了讨口饭吃，“此轲之贼心也”，在郑厚的笔下，蒙自成了一个“诵仁义，卖仁义”挟持仲尼以欺天下的小人。历史上像这样打着批判的旗号谩骂孟子的事情真是前所未有，也算是破了一项纪录。上述情况说明，不管是孟子升格运动之前，还是孟子升格运动之中，都存在着一种学理上的非孟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理论上并非毫无意义，但在尊孟德大背景下似乎显得有点苍白。
除了学理上非孟，还有政治上的非孟，朱元璋罢孟子祠是最著名的例子，公元1370年，朱元璋登上龙椅的第三个年头，一天，他读《孟子》,发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这样的语句，大概是一下子刺痛了深恐臣民夺权的神经，登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孟子，多亏孟子已经在1500年前过世，朱元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下诏撤除孟子在祭孔大典中配享的地位，将孟子赶出孔庙，若有上谏劝阻者以“大不敬”论处，但刑部尚书钱唐没管那一套，抬着棺材上朝，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进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朝中忠直之士无不替他捏了一把汗，掌管天象的官员绕了个弯子，说天象异常，由此也给了朱元璋一个台阶，最后没有治钱唐的罪，孟子的配享也没有被废除，在今天看来，是否当时真的天象异常，很难讲，但是钱唐的真诚与大义为他赢得了从祀孟庙的礼遇，至今孟庙的东庑还有他的牌位列于韩愈南侧。这场风波过去的20多年以后，到了公元1394年，朱元璋心里还是不舒服，又命大学士刘三吾审查《孟子》的政治思想，刘三吾奉命行事，不敢不为，删去《孟子》书中“词气之间，抑扬大过者”八十五条，编成《孟子节文》，而《孟子》原书“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几近废弃。朱元璋在政治上非孟，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不仅孟子从祀没有废除，《孟子节文》也没有真正流传于世。这说明，经过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之后，孟子的地位已经很稳固，孟子政治思想与绝对君主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早已深入人心，决不是一、两个皇帝随便闹闹情绪下个命令就能奏效的。
公元前1530年是明世宗嘉靖九年，对孔子的头衔做了一次改革，去掉无关紧要的王号以及“大成”“文宣”之类的虚称，只称“至圣先师孔子”，这样，孟子也跟着去掉了封爵，不再称“邹国亚圣公”，直称“亚圣”，并与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共同配享孔庙。
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公元1645年，清兵入关的第二年，朝廷大祭孔子，孔子正中南向，四配仍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和亚圣孟子。这两个举动非同寻常，它标志着清代统治者在文化上仍然于明代保持着连续性，孟子“亚圣”地位不变。
公元1686年，康熙立巨碑于孟庙，盛赞孟子；公元1689年，康熙又在孔庙立石，御制《孟子赞》，将孟子与大禹比肩。
乾隆对孟子也是推崇有加，公元1748年，御制《亚圣赞》，在孟庙立碑建亭，并且先后五次巡视孔子故里，与此同时，派大臣分祭孟庙。公元1757年和1762年还两次亲自南巡邹城，到孟庙拈香行一跪三叩之礼。
明清两代，孟子已经牢牢坐稳了“亚圣”的交椅，和孔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荣辱相俱，延续到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孟子的主张与给我们的启示
两年多年前，社会生产还很不发达，人们在意识形态中还多少存在着如何成就道德的理想，然而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天下无道，各种治国平天下、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纷纷粉墨登场，其理念都离不开在诸国林立的政治环境中异军突起，称霸天下，根子里无非就是利益与名声的巧取豪夺，说白了就是为了建立霸权而出谋划策，偏偏就是在这个年代，孟子入仕，并且大反其道而行之，积极主张仁义治国，力倡王道天下，在当时的大环境里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孟子却代表了人民的主张，代表了大众的利益，他始终强调民心的作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成为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理想政治”的代表，成为于专制对抗的主要思潮。
自从孔子创立了“仁”的学说之后，始终围绕着“仁”字做文章的儒家学者不乏其人，然而“仁”是什么？“仁”从哪里来？最后只有孟子解答了这个问题，孟子认为人应该是善良的，天生就具有善良的本性，只是后天在现实社会的污染，形成了很多为私为我的观念，从而导致人类走向邪恶，并且越滑越远。提出“性善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有了“性善论”，才会使自暴自弃者找不到借口；有了“性善论”，
才会使人类不至于沦为禽兽；有了“性善论”，才会使空虚颓废者有所醒悟；有了“性善论”，才会使善良与真诚有所归依，不沦为空想。性善论开创了心学的先河，成为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一支，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不是常说：做事讲良心吗？而良心从哪里来？就是从人性本善中得来。
孟子的义利观也是其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治国方略的义利，人兽之分的义利，道德目的的义利。孟子主张人不应该只强调满足利，过利的生活，而应该时时刻刻想着义，过“义”的生活，孟子那句最著名的“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强调的舍生取义，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的气节。国难当头，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人生义利，权衡着一个人的准则与良知。现在社会不是反腐倡廉吗？不是贪污贿赂屡见不鲜吗？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孟子，人可以为自己物质生活的丰富而努力，然而当现实生活中的利益与人格准绳之间发生了矛盾，又应该如何选择呢？孟子提出的“义”，不正是当今社会所有人应该自省的一剂良药吗？
孟子讲究“浩然之气”，浩然之气也是孟子的人格象征和精神写照，不仅如此，孟子还以雄辩精深而著称，孟子为了坚持和宣传他的主张，不得不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辩，他在辩论当中，虽然感情很充沛，但仍旧能够耐心分析，善于引导对方思路，使对方在他的引导之中明白其中蕴含的道理，最后顺从他的意见；而且孟子还很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来说理，比如“揠苗助长”和“齐人有一妻一妾”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流传到今天，仍然是设想新奇、含义深刻的作品。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影视明星的了解远远甚于我们的祖先孔孟，对流行歌曲和名牌的解读远远比“天降将大任于斯人”更加琅琅上口，我们不反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繁荣，也不反对物质丰盈带来的安逸，但是我们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难道真的就那么苍白吗？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新的命题，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二十一世纪的青年应该怎样生活是一个严肃的考验，任何一种麻木与随波逐流都似乎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命运。我的朋友听说我在画孟子，问我：“他有什么好画的？”我给他讲我对孟子的尊敬，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想的都是享乐主义，想的都是性解放，想的都是网络上的虚拟生活，你怎么还拿枷锁套我们哪！”真的是“枷锁”吗？今天的人类社会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负，疯狂的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正在以意中人为的热闹玩一种为道德送葬的游戏，正在以自欺欺人的态度在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巧取豪夺，正在以近乎癫狂的行为在数字化的虚拟时代里面张扬个性的旗帜……站在这个角度上讲，也许那些成就道德的理想的确是一种枷锁，正如当年君主们对孟子的鄙夷。今天的新新人类正在用更加不屑甚至仇恨的目光将孔孟拒之千里。而我的眼前此时浮现出这样一位老者，那是孟子在昼邑的最后一次等待，夕阳残烈尚存余辉，老者无泪，只有一种创怆然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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