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眠·暮霭·孟浩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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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稀暮霭，恬淡朦胧。横床林下，大道逍遥。一片充满情趣的山林，流淌着大自然悠悠的天籁；一座远离尘嚣的村庄，是骚客雅士返朴归真的精神乐园。

诗人之美，不仅仅只是向世人展示出其作品如何的抑扬顿挫、滔滔不绝和作者身姿如何的神釆飘逸、气宇不凡；诗人之美，更应该体现出诗人的爱与诗人的道德之间一样的美。“俱怀鸿鹄志”的孟浩然，既不是一位纯粹“为隐居而隐居”的人物，也不是“为仕途而不遗余力”
之士，他的人格魅力确为时人所倾折。“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刚走出蜀道不久的李白，曾寓居于湖北安陆，其间他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诗篇赠送孟浩然。“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又是一曲辉煌、动人的“骊歌”。固然所有的赠诗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客套恭维的成份。然而，李白在《赠孟浩然》等诗歌中，对这位诗坛前辈所倾注的敬慕情感，却令人感觉到了一份难得的真挚。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作山水诗的诗人，或许他作品的思想成就不那么高，但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历史地位以及对以后辈诗人创作产生的启发和影响都是不能被忽视的。“清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杜甫闲居自遣时多次用诗句的形式来称颂孟浩然。而这些流传甚广的独白，除了表达杜甫对孟浩然应有的尊重赞赏之外，很难与存在“有什么动机”牵涉在一块。

“观右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诗画兼工的王维，曾为孟浩然绘制过一幅绢本像。原作失传后，南宋时期出现的摹本，不仅画工粗糙，而且王维、陆羽和张洎三人题识的手迹也都出自一人之手。据当时学者葛立方推断，南唐进士张洎肯定亲眼见过王维真迹，于是张洎的一段详细描绘，便被收录在他所著的《韵语阳秋》中。王士源是孟浩然的熟人，他在《孟浩然集序》中用了“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个字，来概括孟浩然的精神风貌。闻一多、陈贻焮两位学者作过考证，认为王维和王士源二人笔下的中年孟浩然是相互吻合的，应该也是最接近真实的。

孟浩然，生于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
正如《旧唐书·文苑列传》上的寥寥数笔一般，他那略带点波折的人生经历，其实也就这么简单。

园田如画、把酒桑麻。所谓“林泉之志”依托着的是一份纯朴厚重的思古幽情，而这份幽情则明显带有一种精神回归的象征意味。儒道两道的思想主张虽然龃龉捍格，但钟情山水醉心云林的提法却也大致相同。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的移植”，经历了一个庄子化、汉学化过程后，到了隋唐进入了必然的兴盛时期，然而唐朝士大夫信奉佛教者也不多。与孟浩然合称“王孟”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虽然奉佛吃斋，但他的作品在浸透禅意的同时，亦浮泛出一层薄薄的道家淡影。王维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其诗歌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孟浩然。

其实，道与禅是可以相互启发的。较之孔孟之道，老庄学说倡导的是“崇尚自然”，强调创造一个开阔超凡的意境，追求一个摆脱束缚的逍遥人生。精神空间的落差，往往直接影响着一个人主观上的审美品位与层次。老庄哲学给了隐逸行为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也为山水田园诗等的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在中国“田园诗、山林诗，不深读庄子、老子书，则不能深得此等诗中之情味”。

如果说在回避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困境中、在维护“不屈己志”的独立人格问题上，隐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归宿，那么在挫折面前选择一种圈缩于“世外桃源”中的生活，则可以认为失败情绪是导致这种归宿的起点。“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与大自然的稳秀意趣相结合并加以美化，使之产生出朦胧婉约的美学风格，这便是田园山水诗的一大特色。而这一特色，恰恰极大的满足了某些高蹈人物在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以及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唐代科举录取的人数不多，而且许多官员是通过其他途径选定的。因而，在具有一定贵族化色彩的唐代社会，录为进士的难度可想而知。唐太宗的屡次礼聘著名道人、隐士，使得当时许多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文人，对于个人政治前途抱有更加强烈的幻想。正如“随驾隐士”卢藏作官后，指着终南山的得意幽默：“此中大有佳处”。随着人的意识、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改变，当时道教发源地之一的终南山，渐渐的演变成了许多投机文人积极向往的政治圣地。在表面翩然的蝴蝶似逍遥中，潜伏着展翅鲲鹏的志向，这或许可以在深奥的道家学说中，找到貌似合理的解释。

世间只有极端憎恶官场黑暗的君子，而少有鄙夷仇视功名利禄的书生。无尚荣耀的“三顾茅庐”，既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创造际遇，这份美妙的憧憬，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满腹经纶学子的无限期待。作为士大夫挤身政界的终南捷径，釆用名声在外却隐居蛰伏的办法的确两全其美。此外，士大夫阶层以隐逸为高尚的自媚思想的盛行，也将这种略微畸形的社会风气不断推向高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隐逸之风在盛唐时期的流行并不足为奇。

靠自给自足或许尚可勉强维持栖息山林的日常生活，而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漫游四方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历史上“大隐”大都也能从偶尔的劳动汗水中体验到了乐趣，但真正能享受到收获果实后的喜悦者，几乎没有。“悠哉游哉，聊以卒岁”固然是一种超脱的生活方式，可这种超脱毕竟不是垂手可得的。鲁迅先生在《隐士》一文提到：“汉晋时代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正是生财器具”。能为隐居、漫游提供物质保障的主要途径大抵有两种，或家底原本不薄、或官道上朋友的热情好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