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权之辩”看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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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权之辨”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论战的命题并不像其他诸如义利之辨、性善性恶之辨等命题那样广为人知，甚至可以说它只是见于孟子一家言论之中，但是作为中国哲学早期的一个命题，作为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在后世人们从孟子的思想中主要获得的是他的王道仁政、义利、性善以及尽心知天等方面的内容，所以给人印象是孟子是一个以说教辩论见长的形象。其实孟子的思想还有许多优秀的方面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孟子也并不是在人们认识中的那种传统形象。本文力图通过介绍孟子思想中处于次要地位的“经权之辨”，从而展示一个思想丰富多彩，具有人文气息的孟子。
（一） 历史背景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重要的时期。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上的分裂。战国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大分裂时期，周王室衰微造成的中央权力真空引起地方诸侯蠢蠢欲动。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统治权力，割据一方的诸侯们互相兼并，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各国为了在争霸中占据有利地位，纷纷开始变革旧制度的改革。而在改革中逐渐兴起的地主阶级打破了旧的利益分配关系，开始获得国家的政权。第二，经济上的进步，而且是飞跃性的进步，主要表现为铁器牛耕的使用与推广。一方面，战国时期青铜农具已逐渐为铁制农具代替，并且还出现了铁制兵器，说明铁器已开始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牛耕的出现则是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孔子弟子中有一人姓冉名耕，字伯牛，从他的名字之中就可以反映出牛耕的大范围使用。铁器牛耕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且还造成了落后的井田制被破坏，独立经营的小农经济出现成为可能，而这些小农则是战国时期小生产者的主要部分。同时，农业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更多农业劳动力得到解放，从事其他手工业生产。这些大量产生的个体手工业者则成为小生产者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思想上的争鸣。社会政治经济中剧烈的变化必然引起思想界的剧烈纷争。一方面，周王室代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集团利益，他们当然不情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历史的车轮自是滚滚向前，不会因为某个集团的阻挡而停止转动，所以，作为这一集团在思想界代表的道家，体现的就是宣扬消极出世思想。而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处于历史上升阶段，其所倡导的锐意进取、追求进步的精神，在思想界中体现的则是儒家宣扬的积极入世思想，鼓励人们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大量的小生产者作为下层劳动人民渴望过和平、安宁的生活，因此，墨家作为这部分社会重要组成成员的代表，宣扬的则是“非攻”、“兼爱”思想，而与之相对应，作为已成为统治阶级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在思想界代表的儒家，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则宣讲以维护统治秩序为核心的“礼”的重要性，并且直接把“礼”纳入到自己的行为道德体系之中。综上所述可见，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才造就了思想界中各种思想的争鸣。由于政治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也就没有一家主导的思想，所以各家代表人物才得以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因此可以说战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理论试验场。对于思想家们来说，在这个试验场中只要你能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找到一部分接纳你，赞同你的听众，就可以把你的理论付诸实际。而正是在一次次这种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思想家们产生了关于许多中国哲学基本命题的争论并提出各自不同的解答。鉴于受到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限制，虽然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缺乏科学性，但是关于这些基本命题的讨论则影响了后世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可以说，战国时期之于中国历史相当于古希腊之于西方历史，都是民族智慧最初产生发展的时期。中华民族正是在关于这些基本命题的思考中积累了民族最初的精神财富，而后世对于这笔财富的发扬光大则可以理解成为对“原始资本”的不断放大。本文所要讨论的“经权之辨”就是这笔财富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二） 《孟子》中的“经权之辨”

如前所述，“经权之辩”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广为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是它却有重要意义。这里所谓“经”是指道德礼教，即是由“圣人”为后世所设立的道德行为标准，也就是所谓的“礼”；“权”在古代汉语中本意指秤砣，可引伸为变通。由于“经”对于维护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历代统治者通过各种手段对其进行维护，决不允许“离经叛道”的行为发生。然而，“经”也只是“圣人”在相对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做出的价值判断，随着复杂的社会实际的不断地发展变化以及一些特殊情况的发生，使得人们如果固守“经”的规定，就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是应当固守礼教死板的规定，还是可以变通行事呢？这成为“经权之辨”的焦点问题。如前所述，儒家是作为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在思想界的代表，其大力提倡以维护统治秩序为核心的“礼”，要求人们每时每刻都要“言为诗书，行则孔孟”。所以，儒家就给人以严守“礼”的印象，似乎很难在“经权之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而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的代表人之一，在记录其言行的《孟子》一书中，多次强烈抨击“离经叛道”之事，并以严厉的口吻称实行这种行为的人为“禽兽”，应当说孟子是相当维护礼教的。但是正是在这位可以说是对礼教报有一些狂热的老人身上，我看见了辩证法光辉的影子。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在齐国与辩士淳于髡的一段对话：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1]

在这段对话中，淳于髡一开始巧妙的设置了一个二难命题，即：男女授受若亲，则非礼；嫂溺若不援，则非人。今嫂溺，试看夫子是非礼还是非人？淳于髡可谓是把住了孟子的脉搏，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孟子一贯维护礼教的立场，而在这种立场的指导下他肯定会选择为护“礼”的规定，从而就可以把孟子逼入理论上的死胡同。但是在这场对话中，淳于髡却打错了算盘：孟子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反经行权。其实如果是在一般的场合下，淳于髡的目的肯定能达到，然而在这场对话中让孟子进行选择的却不是普通声色犬马的诱惑，而是人世间最为宝贵的生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孟子一方面强调了“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的规定；另一方面，承认了生命的宝贵，在生命存在危险的紧急情况下，首先要保护的是生命，否则人就会成为毫无人间亲情的“豺狼”了。而更进一步分析这个回答，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孟子对于社会利益是作出了一个按价值高低不同的排序。如果不同社会利益间发生了矛盾，价值相对低的利益就应当服从价值相对高的利益，甚至是要牺牲前者以维护后者。和淳于髡的对话就是这种利益取舍的反映：当某些原则性的规定和其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可以违反其规定，以维护价值更高的那些社会利益。

由上所述，我认为判断孟子是否是人们传统认识中的那种顽固维护礼教的形象，不在于他执著的宣传“礼”，也不在于他甚至是有些偏执的要求他人也遵守“礼”，无论在内心中是否认同它。而在于他给各种社会利益所开列的那份“清单”。在这份“清单”中，他给予了许多社会利益以高于“礼”的地位，生命只是其中之一，以下就是另一个例子。

历史上，伊尹辅佐商汤称王天下，商汤死后，他的孙子太甲被伊尹立为国君。而“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已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2]而这种行为从君臣伦理观念来看，简直可算是犯上作乱的反面典型，但是伊尹却是有名的贤相，所以后世对伊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依据一直是有争议的。公孙丑曾向老师孟子请教了这一历史问题：“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有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3]孟子的回答是：“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4]在这里“伊尹之志”是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伊尹放逐自己的君主太甲的目的究竟为何。据司马迁的记载，太甲在位的头三年的表现是“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而这样一个君主很显然是很难管理好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君主治下人民的生活肯定是十分艰辛，国家社会的秩序也必定遭受难以忍受的破坏。孟子认为伊尹是为了人民生活能安定，国家秩序有保障，所以才放逐“不遵汤法，乱德”的太甲，因此认为这种臣子废除无道君王的做法并不是犯上作乱，但是为了防止有人以此作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的借口，孟子又加上“无伊尹之志则篡”作为这种“反经行权”做法的限制，即：如果只是为了实现个人对于权力欲望，那么就是不折不扣的“篡位”了。

在关于伊尹废除太甲这件事上，在孟子的那张“清单”上，他把普通人民能够获得安定生活、国家社会能有一个稳定的秩序明显的置于某一姓的统治者家族的利益之上。因此，可以说这件事是孟子一生中最大的“反经行权”，而这份“清单”就是孟子那句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

以上是孟子在对于“礼”和其他的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持的态度。因为其他某些社会利益明显具有比“礼”更高的价值，所以孟子作出“反进行权”的选择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在“礼”之中，当不同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该按照哪种规定行事呢？孟子通过
“五帝”之一舜的婚姻大事做出了说明。

在古代中国，婚丧嫁娶诸事有着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而作为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婚姻则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仅就婚姻成立的程序而言，其规定的严格性就可见一斑。婚姻的成立必须遵循“六礼”的规定，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环节。而不遵守这些规定，婚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孟子本身就说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6]
但是这次却是帝舜作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向父母请示便娶了帝尧的二女儿为妻。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是发生在作为贤者能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的帝舜身上。因此这件事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后世对这位贤明君王的这一明显违背“礼”的行为颇有争议。万章曾经就这一问题向老师孟子请教过：“《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7]而孟子则旗帜鲜明地向弟子回答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8]从传统伦理观念来方面说，帝舜的做法明显有为“礼”的规定，不可谓不是“离经叛道”，但是这次孟子仍然站在“反经行权”的立场上，则是因为在他看来帝舜的不告而娶也是属于特殊情况。孟子告诉弟子万章说：“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为不告也。”[9]孟子觉得如果帝舜要告诉父母自己的婚事，那么他就可能娶不了帝尧的二女儿，也就会废止这一重要的伦常关系，更不可能生养后代，就会成为三不孝中的最大者。所以孟子从帝舜的角度考虑：虽然嫁娶之事不告诉父母也属不孝行为，但是子嗣断绝却是更大的不孝，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不告而娶，也不能断子绝孙。所以“君子以为犹告也。”从上面可以看出，在孟子看来，虽然帝舜的做法与“礼”不符，但却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非礼”之事。由此可见，孟子认为“礼”的不同规定中也是有着不同层级的区分，而当不同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则处于下位的规定应服从处于上位的规定。我认为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于“礼”的变通行事，因而，可以看作是孟子“反经行权”的一种体现。

（三）
“经权之辨”与孟子其人

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件事物我越是思考越觉得神奇，心中也越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准则。”[10]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对于孟子的判断显然来源于他那些维护的礼教规定的激烈言论和他维护礼教的狂热。但是，通过对于《孟子》一书中有关“经权之辨”的阅读，我认为孟子激烈的言论与执著的信念其实正反映了他的人文气息，而不是一种死气沉沉的礼义道德卫道士的形象。正如我在上面所说，对孟子进行判断不能只看他的言论与行动，而必须考察他内心中的那份“价值清单”或者说他的“道德准则”。孟子在许多问题上坚持“礼”的原则性要求，但是当“礼”与其他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能够对这些方面区别对待，如果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把“礼”的规范置于那张“清单”的首位，不考虑其他社会利益的要求，那么才能说孟子是一个固守传统的保守派。然而，既然由于孟子在以上几个“经权之辨”的问题上能从一般人的角度出发，选择“反经行权”，我们可以看出，在孟子内心中的那份“价值清单”上，普通人的利益是占有最高地位的，他的人文情怀也可见一斑。

而许多人对孟子到处于人争论的做法很不理解。他的弟子之一公都子问老师：“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11]孟子答道：“予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12]孟子的回答可以说是很无奈的，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当时天下形势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3]而杨、墨之言在孟子看来是无君无父，只有加以批驳，才能达到“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已承三圣”[14]的目的。从某种方面来看，孟子与别人的辩论同古希腊哲学家中的苏格拉底的做法颇为相似。苏格拉底正式通过在雅典广场上和普通人的不断争论，才为古希腊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到处于人争论，人类的也许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同样的，在东方可以说儒家文化的火种也正是由于孟子的在同其他各家的不断争论中得到传承，这也正是韩愈所谓的孟子对儒家“道统”延续所作的贡献。

在今人看来，苏格拉底的那种在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行人和他进行哲学讨论的行事作风显得颇为可爱，他给人们的印象也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老人的形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孟子的内心出发，以同样的目光看待他呢？也许孟子的所推行的政治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司马迁也说过：“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15]
但是难以实现并不是一无是处。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大主教费纳龙在《论子女的教育》这篇文章中说过：“我所论述的最好的事业，并不是为了提供一些不完备的准则。诚然，每一个人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像我在纸上发挥的思想那样完善；不过，即使最后是不可能做得那么十全十美，但能够了解到这种完美的境地，并尽力去达到这种境地，也不是没有用处的；这是走向完美境地的最好途径。”[16]
同样孟子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一条通向完美境地的途径，而是给我们了一双追求美好境地的翅膀。通过他的述说，我们才知道了世界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孟子是不同于人们传统观念中的那个卫道士的形象，而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老人！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孟子的王道仁政、义利、性善以及尽心知天等思想内容虽然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处于他思想支流的“经权之辨”却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孟子内心的窗口，通过它我们能够了解到孟子内心真实的想法，也能够看到一个充满辩证思想的孟子。他的“经权之辨”思想作为中国式智慧的一种具体体现，既利于利于我们避免相对主义，又有利于我们避免绝对主义的错误。而且它也是我们应从这个不同以往观念中的孟子身上看到的智慧闪光点，向他那样的思考问题，看待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才是我们学习中国哲学史知识的实际意义所在。



[1] 《孟子直解．离娄上》 徐洪兴撰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P176


[2]《史记．殷本纪》司马迁
湖南岳麓书社2001年9月第2版 P13


[3] 《孟子直解．尽心上》 P320


[4] 同上 P320


[5] 《孟子直解．尽心下》 P338


[6] 《孟子直解．滕文公下》 P140


[7] 《孟子直解．万章上》 P215


[8] 《孟子直解．离娄上》 P183


[9] 《孟子直解．万章上》 P215


[10] 转引《苏菲的世界》
【挪威】乔斯坦·贾德著萧宝森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年5月 P348


[11] 《孟子直解．滕文公下》 P151


[12] 同上 P151


[13] 同上 P152


[14] 同上 P152


[15]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P448


[16] 转引卢梭《爱弥儿》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年6月版 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