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孟子

qishan

失落的孟子
没有人不会说彩虹是美丽的。当人们仰视天际间难得一见的七彩之虹时，无不感佩自然的神奇，然而除了艳羡，还能干什么。思想有时跟彩虹也是一样一样的。
近来得闲，我通篇细读了《孟子》一书。从字里行间品味出这位二千多年前先哲的思想智慧，也为儒学的起起落落而慨叹不已。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总结一下，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仁政、兼爱，和平、德治。虽然自宋以后孟子的“政治地位”逐步升格，被尊为一代儒家宗师，称“亚圣”，配享孔庙，儒学也一度发展成为儒教，然而，儒教教义已远非儒学原旨，孔孟思想体系因被肢解、曲解而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孟子思想的总出发点为性善论，意即“人性向善”。他的这一观点被人误解为“人性本善”。“性向善”与“性本善”有什么区别呢？按孟子的观点，人天生的本性可以使它善良，至于有些人不善良，不能归罪于本性；仁义礼智这些美好的品质，正常人自身都具备，不是别人授予的，在于自省、自律、自我探究，“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性本善”的观点则认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如果不进行教化，这会变坏，正如《三字经》开篇所言。这种观点，不能解释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老百姓忠厚善良，遵纪守法，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权贵和社会名流反而贪脏枉法，行事龌龊。统治者曲解孟子的性善论自有它的一番用意，只不过是借孟圣人的言论为自己实施愚民教育找到理论依据，推行所谓的“德治”，让老百姓遵从所谓的道德，顺从统治阶级的意志，服服帖帖地接受统治而已。试问一下，既然道德很美好，统治阶级为何不能率先垂范，做民众的楷模。“德治”既是统治阶级强奸民意的方式，也是士人及帮闲文人的意淫政治的表现，难怪历代老百姓都要痛骂统治阶级“满嘴的仁义道德，实际上的吃人本质。”事实也证明，千百年来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德治”不过虚伪的遮羞布，欺骗和愚弄百姓的道德幌子。
“仁”是孟子的核心思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把仁和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孟子》里，大量的篇幅记录了孟子“仁政”的政治主张。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统治阶级怀仁体爱，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人民有“恒产”，然后又有“恒心”，安居乐业，享受教育，然后可以追求精神上的愉悦。这一切的前提就要推行“仁政”。尽管统治阶级和士人都把“仁”挂在嘴边，可是他们的“仁”与孟子的“仁”有着本质区别。孟子的“仁”是道；统治阶级的“仁”则是术。道和术的区别是什么？道是根本目的，而术则是手段。实施仁政的终极目的是为天下百姓谋利；实施仁术的终极目的是为统治阶级集团谋利。关于这一点，《孟子》里有两处说到仁是道的问题。《离娄章句》中，孟子说：仁是人们心灵的最佳归宿，义是人们行为的正确道路。（原文：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告子章句》中，几乎再次重复表达了这层意思：“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弄清了道和术的区别，也许你再也不会轻易地因看到某某地方决定为百姓办多少多少件好事一类的新闻而拍手叫好了。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是不应该计为民办好事的件数的，而应该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于孟子“仁政”的政治思想，至今仍受到正统学道的诟病。认为孟子的主观意愿是希望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站在历史的这一端苛责历史的那一端的做法显然是很不厚道的。孟子说过，如果不看基脚，一块寸高的木块可能比山一样高的楼房还要高。正像今天我们不知道二千年之后的社会发展状况一样，孟子怎么会预见在他之后的二千年民主社会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呢？再者说，民主社会更不应排斥“仁政”，相反还要保证“仁政”能够大行其道，所不同的是，在专制主义社会里，“仁政”是统治阶级施舍的，施多施少得看统治阶级的兴志，而在民主主义社会里，“仁政”是被“逼”出来的，有足够的保障机制，当权者不执行“仁政”是行不通的。
孟子的思想不仅被曲解，而且被统治阶级按自己的意愿随意肢解。孟子的远祖虽是鲁国贵族，但到他出生之时已是家道衰微，三岁又丧父，多次迁居，母亲既是亲手织布，可见生活十分清贫。正是这样的出身，成就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里，孟子表达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甚至有“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言论，主张如果统治阶级暴虐无道，人民可以推翻它的统治，比如人民怒杀了商纣夏桀那样的暴君，那不叫忤逆，而叫替天行道。这让以后的统治阶级看到很扎眼，所以在《汉书》中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把它当一回事。到了明朝朱元璋时代，辑录的《孟子节文》中，上面的两段话竟遭斧钺之害。


当年孟子带领着他的门徒车马劳顿地到处游说，推行他的“仁政说”，虽未曾有些许碰壁，然而也并没有哪个国君真心接受他。梁惠王开门见山地问风尘未定的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政治的功利性溢于言表，而孟子给出的回答是：“何必曰利？”。在利益面前，统治阶级是不会轻易放手的，“仁”听起来很美丽，却正像天上的彩虹，中看不中用。于是，孟子暗然退隐，与弟子们一起著书立说，独善其身去了。孟子的师爷爷孔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据《孟子》记载，孔子在一国做官都不超过三年。孔子做官不为名利，也是为了推行学说，当自己的学说得不到认可也就只好辞职不干，何必耗费自己的时光呢。


既然统治阶级对“仁”不是那么感冒，那么又为何要对孔孟的儒教思想大树特树呢？原因是统治阶级看中的是儒教思想中的“礼”。“礼”规定不是礼节、礼仪，而是伦理纲常、社会等级秩序，这东西对稳定统治很有利，因而统治阶级才将儒教发扬光大，鼓吹儒学，神化孔孟。二千多年来，儒学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是两条线：名义上是儒家的完整思想体系，播扬的是仁、智、礼、义、信，主要是对文化层面的影响；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则是“礼”，“礼”是一道伏线，它对政治、社会伦理等方面的影响，至今可以让我们看到它游弋的尾巴。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提出打倒孔家店，彻底废除儒教，实际上是让孔孟替统治阶级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从遵从到罢黜，儒教的起起落落，似乎应证了孟子的那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透过《孟子》，我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孟子；透过儒学二千多年的兴与衰，我们见识了统治阶级集团阴险、虚伪、狡诈的本性。
结语：有一则充盈着商业气泡的广告词，颇显大气：“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把这一语句移出商业境地，置于一般环境之下，给我留下一个大大的悬疑：思想真能引领我们的脚步走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