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诗歌问题研究之四：欧阳江河

云卷云舒

　　与王家新有同样海外漂泊感受的是欧阳江河（1956-），他生于四川泸州，曾是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中坚力量。在1983-1987年间，他陆续创作了《悬棺》、《天鹅之死》、《手枪》、《肖斯塔柯维奇：等待枪杀》、《汉英之间》和《玻璃工厂》等作品，这些诗歌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是80年代先锋诗歌中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1993年，欧阳江河发表了著名的诗论文章《’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文章提出了中年写作、本土气质写作和知识分子个人写作三个重要的诗学概念，也为他确立了诗人兼理论家的双重身份。

　　如诗人自己一再强调的那样，90年代对欧阳江河来说意味着人生命运和诗歌风格的重大转折，一方面是时代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从前一时代走过的诗人需要对此前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诗风作出反思与纠偏。这迫使他走出对文化的沉浸和对语言技术的迷恋，以个人的良知回到当下的历史语境当中。如写于1990年的《傍晚穿过广场》的开头：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人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
　　　才能停住脚步？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过去时代及其理想的一首挽歌。对于经历过80年代的诗人和读者来说，“广场”的意象含义不言而明，而“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从汽车的后视镜消失了”则意味着一代人青春的远逝和精神理想的中断。取而代之的新环境充满了世俗的欲望：“石头的世界崩溃了/一个软组织的世界爬到高处/整个过程就象泉水从吸管离开矿物”。在“避开孤独和永生”的人们眼中，广场只是一个欢呼游行呐喊或游戏的地点，而非思想交流的场所。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拒绝成为世俗集体的一员，他坚持的是自己的个体身份，在诗歌的结尾，诗人面对内心的黑暗和时代的黑暗自问：“我曾是站着的吗？还要站立多久？/毕竟我和那些倒下去的人一样/从来不是一个永生者”，体现了作为个体的诗人对于时代的反思。

　　欧阳江河的诗歌兼有较强的玄学色彩和艺术的装饰性。他的诗歌语言介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语调冷静而富于分析性。在稍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1992）、《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1993）等诗中，诗歌的日常性看似增加了，但读者所能体会到的，却不是对于世俗生活的认同，而是对于现实的讽喻：

　　　……录音电话里
　　　传来女秘书带插孔的声音。
　　　一根管子里的水，
　　　从100根管子流了出来。爱情
　　　是公积金的平均分配，是街心花园
　　　耸立的喷泉，是封建时代一座荒废后宫
　　　的秘密开关：保险丝断了。
　　　（《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

　　面对市场经济引发的现代生活景观的改变，诗人和诗歌在社会公众面前被边缘化了，但这一处境并未使诗人放弃对时代和现实的思考，反而使其在冷眼旁观中获得了一种更为清醒的知识分子意识。

　　和王家新的经历类似，欧阳江河90年代初期曾旅居欧美，这使他对中国诗歌的本土化与西方化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98年的《那么，威尼斯呢？》一诗充分体现了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中诗人的矛盾。从题目来看，诗歌描写的是欧洲的城市，但在威尼斯的旅行途中，时刻纠缠着诗人的却是充斥着“红药水”、“红辣椒”、“人事科”、“腌青菜的坛子”的成都记忆——“成都的雨，等你到了威尼斯才开始下。”正是在“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遇中，诗歌显示出了深刻历史意识和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欧阳江河在他的诗论文章中有更深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