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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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杀了蔡永祥？】

　　田炳信：您的书出版后不断地改，一会增加《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会又去掉，1963年开始批刘少奇时，据说还让欧阳海批了刘少奇的书。按说欧阳海一个小兵哪够格批国家主席嘛？！这一段也是有争议的，不知是否确有其事？

　　金敬迈：（语气调侃）本人1965年已很神气了，到处作报告，所到之处都被围着签名。那年底，先是江青的指示来了：江青同志看了《欧阳海之歌》，认为写得很好，不容易……但是，有三条个人意见：一是欧阳海是怎么怎么要饭的；二是他哥哥被国民党抓了后怎么怎么的；三是最后欧阳海牺牲的几秒不好如何如何。很严肃，告诉金敬迈非改不可。我不知怎么办，就没理。

　　1965年底1966年初，陈毅老总和陶铸到广州时接见了我。当时陶铸问，这本书大家看后有什么反应，有些什么批评意见？我就把江青的三点意见说了。当时在场的有陈毅、陶铸、王匡（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等领导，他们听了都不吱声，陶铸就跟陈老总说：“陈老总，你说嘛！”陈老总说：“她的事，我不沾，我就喜欢看你们的《羊城晚报》，不看《人民日报》。”陶铸叫吴芝圃（中南局书记）谈，吴芝圃也不谈。王匡也不说话，气氛突然变得很凝重。
　　田炳信：陈老总是高人啊，“她的事我不沾”。

　　金敬迈：陶铸就说，那我说吧，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这部文艺作品嘛，哪有十全十美的？我看这样子，今后有关这篇小说的修改都要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田炳信：他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金敬迈：陶铸多厉害啊，他表态不改了，你江青算什么！就这么不改了。后来江青又来话了，命令我去浙江写蔡永祥，我只好去了。到了南京军区，几个主创人员一听金某来了，还是“皇太后”派来的人，赶快毕恭毕敬地把资料、书稿、提纲一一奉上。我说不能这样，我们合作吧。
　　田炳信：最后蔡永祥写出来了？金敬迈：没有。田炳信：报纸不都出了吗？

　　金敬迈：报纸上有，但小说没有。那个事迹是假的，一看就知道。我在他值勤的那座桥上站岗观察了一个月，那桥每1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是个交通枢纽，夜里灯火通明。当时的材料说，蔡永祥是1点钟上的岗，夜班值1个小时，事情发生在1点15分，就是他上岗后的15分钟，一个“阶级敌人”在铁轨上放了一根棍子，企图颠覆火车。但两条铁轨间的距离是1.435米，棍子却不够1.4米长，搭上这头那头就短了，而且是根细木棍，怎么能颠覆火车？我说这棍不足以把火车颠覆，他们就换了条水泥的，但里面没有钢筋，火车一压就碎了。
　　田炳信：那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嘛？金敬迈：没有，那条棍子都是后来补充的。田炳信：人是死了。

　　金敬迈：怎么死的也不知道，成了无头案。报道写完就完了，但小说我可不能写，负不了这个作假的责任。我给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打报告反映情况，他很同情我，悄悄告诉我千万不能再说了。大概萧华也报告江青说是金敬迈有事请示，于是总政让我马上赶到北京。当时大串联已经开始，火车挤得不得了，飞机票也买不着，最后他们是用小车把我从杭州接到上海，在上海站的月台上把我从列车窗户塞了进去。

　　4月11日，江青在京西宾馆见了我，辟头盖脑就是一顿骂，当时我还不明白她为什么，后来才明白是她要用我，但要先给我个下马威，就是“你很牛，但在我江青面前，你要老实点”。这次谈话后，我就被指派负责文艺口。接着中央决定接管文化部，具体工作就由我负责。
　　田炳信：其实您就是文化部部长，只是没有任命，叫负责人。
　　金敬迈：不，叫文艺口负责人，我当时的头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这是报纸上的头衔。
　　田炳信：后来《欧阳海之歌》又有改动？

　　金敬迈：对。江青第一次见我时就斥责我：“我跟你说的话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为什么不改，书里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不是陶铸让你加的？”我说是我自己加的。“我看你就是中‘黑修养’的毒太深。总政报告说仓库里还有50万本《欧阳海之歌》，这‘黑修养’不删掉不能发行。”

　　这一次的修改是个很困难的过程。因为370多页的书中间有两页纸引用了两段“黑修养”，她要把50万册书都剪下这两页，按原来的字数重写两页不带“黑修养”的，印好，再找了两百多个女工粘贴回去。后来一查，不是50万册，是65万册，足足粘了几个月。
　　田炳信：这些书现在还有吗？

　　金敬迈：很难找到了。后来改成这样了：欧阳海看见窗台上有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风一吹，就掉到窗外去了，窗外正好是一个垃圾桶。这一段是我自觉自愿修改的，写完后送给江青，江青看后复了我一封信，那信我到现在还保存着。信是这样写的：“萧华同志转金敬迈同志：修改后的《欧阳海之歌》收到了，我读了以后，觉得比原来的好，可以先发表，以后我再找人写文章，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江青。”
　　田炳信：那信没给抄走？

　　金敬迈：我被抓后全部东西都给抄了送中央，“四人帮”一倒又全部发还了，但有些值钱的东西没了，像郭沫若给我写的几幅字，还有几千张邮票。我从小集邮，有几百张龙票，都没了。
　　田炳信：《欧阳海之歌》有没印成外文？金敬迈：有，好多种文字。
　　【一个错误的请示】

　　田炳信：您这文艺口负责人实际上只当了123天就进了秦城监狱，一关连劳改就是11年。大家刚说您红了，您就紫了，刚说您大紫了，您就变大黑了。回顾这前半生，是否感觉有一只神秘之手在拨弄您的命运？金敬迈：我是天生的无神论者。田炳信：您怎么概括这段历史？

　　金敬迈：不谦虚地说，我很聪明。让我去管文艺口的时候，我打了三个报告说不干，我不是那种小人得志的人，后来江青发脾气了：“你不想跟中央合作是不是？”我说我怕当不好，耽误了党的工作。江青说：“你放心，以后给你时间写作。”她很赏识我，认为我很有本事，首都文艺界是第一个联合起来不打内仗的。

　　尽管我对江青印象不好，觉得这个人太难侍候，一会儿一个主意，说话不认账，但我不敢反抗。后来是她说我反她，一脚把我踢到监狱里去，我也才落得个完尸。

　　田炳信：当年您被抓的原因据说有两个，一是您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二是您要谋害毛主席。这两条都是大罪，到底有没这事？

　　金敬迈：前一条有。“黑材料”是1967年的事，我是5月23日正式接管文化部的，6月的一天，一个分管电影口的女同志跟我说：“电影家协会有个资料馆，里面有江青三十年代的剧照，共有5部电影是江青演的，每部有几张剧照。”电影资料馆当时被造反派占了，他们在旧报纸、旧杂志里找那些登过的“反共声明”、“反党启事”、“悔过启事”，一找到就抓“叛徒”。这位女士比较敏感，她说：“万一让他们翻出来影响多不好啊。”
　　田炳信：你就暂时不让他们动。金敬迈：对。田炳信：这不就对了吗？金敬迈：我去请示。田炳信：哦，一请示就犯大忌了。

　　金敬迈：我去请示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碰巧江青来看电影。她问我们谈什么，我便如实汇报：“我跟他商量电影资料馆里那些三十年代的电影文艺小报，是否收上来，免得年轻人不懂当时的历史造成一些误解。”她一听，立刻就生气地说：“那收什么呢？你们让它扩散嘛，扩散嘛！”电影也不看就走了。
　　田炳信：擢到她痛处了。
　　金敬迈：戚本禹火了，骂我说你请示什么啊，你把它收上来不就完了嘛！我只好叫人去收，全收到我那里。
　　田炳信：你全看了？

　　金敬迈：我没看，但要清点数量嘛，收好后就送去给戚本禹。戚本禹说放我这不合适，你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吧。我只好去找谢富治。谢富治说我怎么管得了？你找总管汪东兴去。我又去找汪东兴，汪东兴一听就说我正要陪主席南行，哪有时间管这事，你还是找谢富治吧。我说是他让我来找你的。“那你找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我没时间。”
　　田炳信：人家都是明白人，都不愿沾。

　　金敬迈：最后我找到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他说：“我给你找个最好的保险柜，你把它锁起来，谁都不要动。”隔了两个月，文革组长陈伯达把我两个手下人带走了，罪名是搜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我就跟谢富治说是我让他们去收的，我都报告过了。谢富治说：“你叫他们收的？你好大的胆子。”我说这有什么胆子不胆子的，戚本禹知道，中央文革的领导也知道，是他们叫我收起来不要扩散，我还向你报告过呢。“哪有这种事，你、你、你胡说八道！你有文字报告吗？”我说是口头报告的。“口头报告哪能作证，你不要血口喷人！”
　　【秦城岁月】
　　田炳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许多人都比您聪明。再说说第二条罪——“绑架”。

　　金敬迈：1967年8月11日，我感冒了，领导让我好好休息三天。那年4月份我是从杭州被送到上海再去的北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这时已是8月份，天热得有衣服换换，不能老穿军装捂着，我就想回家带几件衣服。刚好这天，杨成武的秘书跟我说，我们用大豆、鸡蛋跟苏联人换回来的一架图－1024飞机要试飞广州，不如就坐飞机回去。不巧，我到广州时，广州正在武斗，不能降落，飞机只好降在佛山机场，才一会就马上返航了，我连家都没回成，就这么件事。后来因为有林彪要对毛主席下手这件事，就说我飞到广州组织是策应部队800多人，组织敢死队40人，建立了一个4411秘密电台，阴谋等主席到广州时，自己作为前敌总指挥把主席绑起来，北京这边就宣布政变成功了。
　　田炳信：您是什么时候给抓起来的？

　　金敬迈：是“黑材料”事件之后，“绑架”事件是抓了以后才硬加到我头上的，要我来认，我不认。我坐牢后，杨成武他们平反了，重新上了天安门，那我一个人怎么绑毛主席？我在广州连辆车都没有，我还能把主席绑了背着跑？
　　田炳信：您是在广州被抓的？
　　金敬迈：我被撤销权力后就回到了广州。
　　田炳信：抓人后就一直关着，也没有判刑？
　　金敬迈：一直关着。田炳信：他们打不打人？
　　金敬迈：你了解中国人嘛，而且打得不轻，很惨很惨，绝对不比日本鬼子善良……
　　田炳信：抓您的时候家人都在？金敬迈：老伴、儿子都在。田炳信：他们都知道您出事了？
　　金敬迈：知道，因为我得罪的是最高层，我知道必死无疑。
　　田炳信：能说说秦城1号监狱的样子吗？

　　金敬迈：当时抓的人太多了，只好把一间房子隔成两间，离地面很高的墙上有个窗户，有铁栏杆。有被褥，没床单，有个厕所，厕所有个观测口。
　　田炳信：能看到书、报吗？金敬迈：报纸后来有。
　　田炳信：在里面最难熬的是什么？寂寞还是……
　　金敬迈：我在一本书里写了很多里面的情形，读过的人都说真实。如果《欧阳海之歌》得15分，这本书可得120分。
　　田炳信：叫什么名字？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田炳信：再问个忌讳的事，想没想过死？
　　金敬迈：死过，没死成。在广州的时候就自杀过，用小剪子割脖子。
　　田炳信：给救回来了？
　　金敬迈：不是，是没有常识，把肉割开了却没找到主动脉，没死成。
　　田炳信：听说您总做一个梦，梦见一只鸽子老飞不出去，这个梦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金敬迈：我被抓走前养了20多只鸽子，在牢里一直做这个梦，到现在都会做。梦里不仅可怕，而且恶心，让人窒息：满地的粪便、满地的死尸，我一丝不挂，光着脚，在齐脚脖子深的粪水里爬过去，总算到了窄窄的洞口，有几个腐烂的人头长在洞缝里，人头的七窍里蠕动着无数的蛆，我身上也是……我常常被自己吓醒。
　　田炳信：在秦城一直没放您出去是吧？
　　金敬迈：开始时不放，两个月后就可以放放风，慢慢一个星期能放两三次风。
　　田炳信：能不能看见月亮？
　　金敬迈：看不见，因为晚上不放风。我出监那天是7年来第一次看见月亮，大概是十五。
　　田炳信：什么感觉？
　　金敬迈：就是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以前的天都是透过方格栅栏看的，32块方块，现在看见了，感觉怎么这么大的天啊！
　　田炳信：之后又到河南劳改去了？
　　金敬迈：在许昌，是部队的一个农场，那就好很多了，部队对我还是很照顾。
　　田炳信：您的家人是怎么知道您出来了？

　　金敬迈：我一出来就给他们写信了。我放出来当天就要上火车去河南，跟李英儒一起，他是个老同志。他临上火车前回家看了老伴，老伴塞了些钱给他。我已经多少年没见过钱长什么样子了，就向他借1块钱，想去买信纸、信封。刚要借给我，他又收回去了，说：“你不要找我借，你找我借，他们会说我俩有什么特殊关系的。”

　　我就跟押送我的保卫处长说：“我多年没给家里联系了，我想写封信，但身上没钱没纸没笔，也没有信封，你们哪位能借我1块钱，哪天我跟家里联系上了就还你们。”那位处长爽快地递给我一本信纸、一叠信封、一长串邮票，都是在北京刚买的。我说我只要一个就行了。

　　我关在广州的时候，细心的老伴在一本《红旗》杂志里给我夹了一张邮票——《毛主席去安源》，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是让我想方设法给家里去封信，说说情况。我进秦城后邮票给抄走了，放出来时又发还了，我就用这张邮票将信寄回去了。

　　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姐姐，一封信给在武汉的一个好朋友。我姐姐在电信局工作，先得到我还活着的消息，连忙赶去发电报给我老伴，结果下楼梯时心急绊了一跤，给摔晕过去了，醒过来后就说：“快给我弟妹发电报，电文是：迈弟已来信，详情另告。”

　　我老伴收到电报时很难受：“我这么想念你，你却先给你姐写信。”心里很委屈，好在旁边有个大姐说：“不急，11点钟还有送信的来。”她就难过地在旁边等着，直到邮递员送来我的信，她才宽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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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里的数字游戏】

　　田炳信：您在秦城怎么打发寂寞？我觉得对人最残酷的办法就是不让他跟外界交流。台湾有所监狱叫绿岛，条件很好，但就是让你一个人呆着，不让你见人。既不打你，也不骂你，一日三餐有饭吃。最后很多人都给逼疯了。
　　金敬迈：秦城里大概有一半左右的人最后都疯了，我之所以没有疯，是因为本人招数多。牢里头有《毛选》四卷。
　　田炳信：您去读？

　　金敬迈：谁去读啊，我是猜！我猜第374页有多少个标点符号，48个，好，打开一数，是32个，怎么搞的？再来，508页，还猜48个，打开一数，50个，又没猜中，狗日的。就这样骂骂咧咧打发日子。
　　田炳信：还有呢？

　　金敬迈：本人姓金，汉字里金字旁的有几个，一个个地数，围着牢房转“8”字，转一圈说一个，搜肠刮肚地想，然后是金、木、水、火、土，单人旁、双人旁，所有的边旁部首都数一遍，笔划最多的字、繁体字。
　　田炳信：玩几天就腻了啊。金敬迈：还有好多，不断地想。田炳信：这是锻炼大脑，锻炼身体的呢？

　　金敬迈：洗手。当时半个月发1/4块肥皂，洗衣、洗澡都靠它，得省着用，我抹一下肥皂搓48下，再搓48下，就这么玩。洗完之后，就慢慢地甩手，不用毛巾搽，甩48下，甩得干干净净。再后来洗澡，天冷洗冷水，先把身体擦热，左三下右三下，直到全身通红，洗个澡花两个多小时。因为牢里没有下水道，洗澡搞得整个房间都是水，就用破衣服放在地下沾起水，拧到一只碗里，再倒到厕所盆里。一点一点把水吸起来后，擦干，直到整个牢房擦得油光锃亮，再把水倒掉。碗还要用来吃饭，也得洗干净。
　　田炳信：真不容易。50%不疯的估计也半疯状态了。
　　金敬迈：我的“犯罪”欲望也很强，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怎么“犯罪”，就是要干点你不准我干的事，自得其乐。我在里面抽过烟。
　　田炳信：怎么整？

　　金敬迈：我捡好多个烟屁股凑成一根烟，三个烟头凑成一个喇叭筒。有时假装摔跤，有时把鞋子踢出去，刚好把鞋踢到烟头旁边，在捡鞋的时候把烟头捡起来，偷偷收好带回房里。第二天放风的时候不能又再摔跤，就得策划想别的办法。烟头捡齐了，没有火，怎么点？听说把棉花搓久了能冒火，可搓死了也不见半点火星。好不容易等到有一晚打雷把电闸震掉了，牢里点蜡烛，可烟刚点着，电又来了。想着下一次停电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我不管那么多了，干脆就抽起来，马上被狱卒发现了：“你哪来的烟？”
　　我说：“哪来的？你再问我就说是你给我的！”狱卒又惊又怒，又发作不得。
　　【坐牢坐聪明了】
　　田炳信：您现在怎么看欧阳海这个人物？

　　金敬迈：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其实我笔下的欧阳海是我心目中成百个战士的结合体，我是借用了欧阳海的名、欧阳海的魂，写一个不服气的战士，这是我的思想。欧阳海当时之所以被看得那么重，就是被当成追寻主席的文艺思想，深入生活，改变立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向英雄人物学习开出来的一朵艺术之花。
　　田炳信：换句话是被政治家利用了。

　　金敬迈：被大大地利用了，我才有可能从一个普通的创作员一跃而成为全国文艺口的负责人。我歌颂了一个正直、勇敢、无私的解放军战士，但由于我的水平问题，人物性格有点左，没什么家庭观念，有不真实的一面，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作为一种精神，它还是真实的。
　　田炳信：您最遗憾和最骄傲的事是什么？

　　金敬迈：最遗憾的是我已经76岁了，再活也不过一二十年，但我总希望看到一些事实被承认。现在报上经常说我又说了些什么什么，里面有真有假有误传，我只想把我的最基本的观点再讲清楚，就是：不批判“文革”，中国就没有希望；不批判“文革”，我们这个民族绝对没有希望。如果一个有13亿人口的伟大的、强大的民族，都不认真地反思自己做过些什么，那是一个不清醒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但批不批判，是不是现在就批判，我没有这个主张，也由不得我。

　　田炳信：人到晚年能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也不容易。其实您的脾气不是当官的料，您也没有这个准备，糊里糊涂地上去了，又糊里糊涂地关起来了，然后又不清不楚地给放出来了。
　　金敬迈：不，应该说我是坐牢坐聪明了。
　　田炳信：您说过“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睡着了，现在，我醒了”。最骄傲的呢？
　　金敬迈：最骄傲的是，我生逢其时。我是南京人，小时候很苦，抗战时流浪到湖北、四川，不到10岁就开始卖烧饼油条换钱。
　　田炳信：其实欧阳海的少年就是您真实的感受，据说彭德怀看后也勾起他对童年的回忆。
　　金敬迈：我为什么第一次读的时候哭了呢？因为我是把自己的童年移植到欧阳海身上。

　　我经过了跌宕起伏，当年对我的批判，实践证明都是错的。我文化不高，只上到高中，后来的一切都是我在“社会大学”中学来的，有对有错，但主流是对的。
　　我想说一句：我无愧今生。
　　有两个寓言可以解释金敬迈的两个极点。

　　有一天，上帝召集了所有的动物聚在一起吃饭，然后取出了一双笨重的翅膀赐给各位。动物们看了翅膀一眼，纷纷回到座位上。最后，一只小鸟走过来，心想，上帝不会亏待动物们，所以这个看起来笨重的东西，或许是一种恩赐。于是，小鸟背在背上试着挥动翅膀，没想到飞上了天，许多动物目睹此景，后悔也来不及了。金敬迈曾是一只这样的小鸟，一夜之间红遍中国。

　　还有一个寓言说，天太冷，小鸟被冻僵了，于是它飞到一大块空地上。一头牛经过，拉了一堆牛粪在小鸟身上。冻僵的小鸟躺在粪堆里，渐渐苏醒过来。它温暖而快活地躺着，开始唱起歌来。一只路过的猫听到歌声，发现了粪堆里的小鸟，把它拽出来吃掉了。金敬迈也曾是这样一只小鸟，不清不楚就被政治蒸发掉了。大喜大悲，大红大紫，大起大落，大福大难。谁也说不清，看不透。
　　欧阳海
　　(湖南桂阳人　1940-1963)

　　欧阳海

　　出生在湖南桂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7岁起就带着弟弟挨门乞讨。1958年参军，牺牲前为广州军区某部三连七班班长，曾三次荣立三等功。

　　1963年11月18日，欧阳海随炮兵连野营进入峡谷，一辆满载旅客的列车突然开来，一匹胆小性躁、驮着钢铁炮架的小黑马受惊蹿上铁路，眼见火车就要与军马相撞，欧阳海跃上铁路奋力把惊马推走，避免了一起列车脱轨事故，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蕥　嬉／编制）



“文革”中的“英雄”是怎样塑造出来的？

● 卢弘

在"文革"的"大破大立"宣传中，军报连续推出许多"英雄人物"，作为"正面典型"来反复宣传，并通过对他们的宣传、评价，往里注入渗进自己正要鼓吹提倡的东西，为此他们不惜将某些一般言行加工拔高和利用改造，借题发挥，或索性制造、编造出一套又一套"英雄行为"、"先进思想"和"时代语言"。



王 杰



典型宣传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将本来是在意外事故中偶然丧生的人物，说成一个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将其树为"重大典型"来大吹特吹。




例如"文革"前夕大肆宣扬的王杰，原是和民兵在一起进行爆破训练时，由于不慎使炸药突然爆炸而不幸牺牲，所在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部队出了事故死了人，当然是一件糟糕的事，不仅所在单位的"四好"一下吹了，还得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这时有人"活学活用"了毛主席的"辩证法"即"变正法"教导，灵机一动地将此事来个反戏正唱，经过有关方面特别是军报某些"笔杆子"的加工创造，结果就宣传并树起了一个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杰出典型，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宣扬鼓吹了好几个月，使那个出了事故死了人的部队，不仅保住了"四好"荣誉，还出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英雄人物，反使大家都因他的牺牲大沾光。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宣传正是按照林彪的直接授意进行的，事发并上报以后，林彪于1965年11月5日指示说："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军报就据此指示，借宣扬王杰的机会，宣传了军队在林彪倡导"活学活用"后的"伟大成果"，将本来的一件坏事，反过来吹成了一大好事。



刘英俊



也许是"好事"年年有，唯有"文革"多，就在"文革"运动全面展开时，黑龙江佳木斯的驻军部队，又出现了一个叫刘英俊的新典型。刘英俊为救护孩子拦惊马而献身，确是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部队里组织人写出了稿子，要报道这一英勇事迹，并为此与军报进行联系。刘英俊所属部队23军搞报道的同志我都认识，他们来军报后向我说了一些其他情况，说是刘英俊在本连队曾被人认为是一个"后进战士"，即他有过一些牢骚怪话，还曾顶撞过某位领导，因此不太受人欢迎和注意，直到他因为拦车救人而牺牲，才开始对他进行表彰和宣传，认为他为本部队增了光。不过一旦需要宣传他，所有负面的东西不仅一点不见，反而被说成是一直"先进"和一贯"优秀"的"活学活用"出来的"英雄典范"。军报的宣传就是这样的。




对于刘英俊的宣传，军报一开始就大搞借题发挥和移花接木。报社派人将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成长过程及其思想道路，作了很大的发挥与提高，特别是加进了许多根本不是刘英俊的事或他说过的话，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文革"时代色彩的突出典型。1966年7月13日，军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生动详细地介绍了这位"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又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同时用"毛主席语录"中的话，配发了以"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题，画着刘英俊拦惊马场面的大幅美术作品。在当日的社论中，军报的
"笔杆子"学习他的活动的各种照片图片等等。直到8月10日又出了一个新的英雄典型，对刘英俊的宣传才基本收场。所有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刘英俊的事为"载体"，强加进军报本身正极力宣扬的各种最新精神和提法，实际上都是借题发挥甚至别有用心的。这种做法早已是军报的"优良传统"，这次仅仅是"发扬光大"而已。



蔡永祥



1966年10月31日，军报又从一版到二版发表了一篇本报记者、通讯员采写的重大报道，说是在杭州钱塘江大桥守桥连队出现了一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蔡永祥，"一心为公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报道说，当年10月10日凌晨2时34分，一列载有大批大串连红卫兵的列车就要开到时，正在桥头警卫的蔡永祥，忽然发现桥南铁路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就在列车已经驶近时，他奋勇上前全力抱起了那根大木头，使列车顺利通过，"红卫兵保住了，钱塘江大桥保住了!"只是蔡永祥也"壮烈地牺牲了!"同天报上发表了军报为蔡永祥写的第一篇社论：《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整个11月、12月都是对蔡永祥的先进事迹和向他学习的活动的连续报道。当时照例又选发了蔡永祥的日记及其手迹，那日记手迹当然是挑了又挑精选出来的片断，至于已更有军报对他的宣传评价。不过我去时这个纪念馆早已封闭了。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蔡永祥的英雄事迹宣传了不久，就偃旗息鼓甚至不好再提了。原来当时那个对"文革"运动"怀有刻骨仇恨"，居然在铁路轨道上放上大木头的"阶级敌人"一直没有找到，连那个"大木头"也不知哪儿去了。事件发生时正是凌晨，在场的只有蔡永祥一个值勤战士，他怎么知道即将开到的火车上坐的都是红卫兵、那火车后来又按时"顺利通过"？蔡永祥的英雄行为到底是谁又是怎样发现和被确认的？他当时推断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几乎一切都是无从查究的"无头案"，所以不得不停止宣扬和不再提起这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的"英雄事迹"了。



吕祥璧 李文忠
门合



对蔡永祥的宣传到1966年底才停息，紧接着1967年春季又出现了一个"为保卫红卫兵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因此他将像"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同志一样，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里，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亿万人民。"引号中的话都引自军报1967年5月31日社论。这一社论的标题就是后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林彪的一句名言："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论中除了大段引用林彪的指示外，说吕祥璧如何"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说他"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等等。不幸的战士吕祥璧，成为不到一年内的第三个被军报宣传所利用的牺牲者。




吕祥璧抢救红卫兵的事才过去几个月，江西又出了个事故。一批红卫兵正过一条江时，忽然翻了船，照例又是部队赶去抢救。有一个叫李文忠的战士，在抢救红卫兵时溺水牺牲了，这当然又成了英雄。军报很快为他掀起了又一个宣传热潮，连续发表社论和消息，将李文忠树为"支左爱民"模范，不仅一如既往地说他如何"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又在社论和报道中将他的事迹和思想，总结概括出几句顺口溜式的新口号，这就是曾流行一时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在宣传李文忠两个多月后，西北地区又出了一个叫门合的部队基层干部，他在帮助民兵和农民试射防霜冻土火箭中，因意外爆炸事故而牺牲。据说门合在炸药就要爆炸时，迅速"扑向炸点，牺牲自己"，掩护了在场的群众。军报将门合宣传为"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典范，又说他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等等。上面引述的这句话，是当时由军报"笔杆子"和某些"左派理论家"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据说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的新提法，远在西北地区基层工作从不接触理论研究的门合，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听说这一最新时代用语，但是却成了实践和体现这一时新理论的"光辉榜样"。



刘学保



在军报当时宣传出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个一直活在人世间，他就是1968年4月24日见报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当天军报一版头条发表了记者、通讯员合写的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此对刘学保的宣传，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与血腥气。




通讯中介绍说，刘学保原是兰州部队才当兵一年的新任副班长，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据说他当时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为"阶级敌人"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他便"高度警惕"和"严密监视"着林场内一切他认为或感到可疑的人，结果认定了其中一个为企图破坏"文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1967年底的一天，刘学保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时，他就一边祷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最高指示"，一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那个"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一场"激烈搏斗"，他终于用自己带来的短刀和斧头，将那家伙连砍带扎"砸烂了他的狗头!"这时他又见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嗤嗤地冒着烟火，随时都会发生爆炸，就又背诵着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激荡着山谷的夜空，火光映红了大地，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当人们得讯赶来时，刘学保"微笑"着要大家"不要管我"等等，结果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被刘学保砍死的"阶级敌人"罪有应得，他立即成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巍巍高山"式的"革命英雄"。




就"文革"中军报所宣传的"英雄人物"来看，刘学保的事迹格外富有戏剧色彩。事实上，它真的是一部纯属虚构的，由他本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丑剧、闹剧、惨剧。刘学保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杀人凶手，一个卑鄙恶劣的政治骗子，被他"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李世白，是一个老实本分和勤劳的林场老工人。事实真相是，1967年12月17日晚上，刘学保偶然看到李世白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了上去，等李世白走近一座已不通车连行人都没有的破旧废桥时，刘学保突然扑上去用斧头朝李世白当头砍去，连砍几斧后又用尖刀往要害处连扎几下，使李世白死于非命。之后刘学保跑到桥下河滩上，将自己带来的一个引爆雷管拉响，炸伤了自己的左手表面，接着大声呼叫"抓反革命啊!"待有人来后他见人就说自己是如何为"保卫大桥"与"阶级敌人"李世白激烈博斗并战胜了他，最后终于保住了大桥的"英勇事迹"。他所属部队领导机关听说后，很快将这事报了上去，军报迅速组织了报道。此后刘学保不仅连升几级成为部队营级干部，还当上了兰州军区的党委委员，直至被"选"为"九大"代表，神气活现地到了北京，进了神圣的人民大会堂，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与此相反的是，李世白一家突然成了"反革命家属"，被赶出林场，儿子因喊冤被抓进监牢，老妻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其余孩子都流落异乡改名换姓苦度岁月。




然而历史无情人心是镜，天网恢恢法理难容。当年人们就对刘学保的"英雄行为"产生过怀疑，许多干部群众都曾公开表示，说李世白企图炸桥没有证据，刘学保根本不像也不是所谓的"英雄"，军报也收到了认为刘学保不是"英雄"、李世白也不是"反革命"的读者来信。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这些怀疑者反而都受到了追查、重压和惩处。直到"文革"以后，这事才被重新提起。当地的党政机关特别是政法部门，经过了反复调查核实和技术鉴定，终于查明李世白确实是无辜的冤死者，刘学保的所谓"英雄事迹"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为此，林场所在的甘肃省永登县召开了公审大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接着公开为李世白及其全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其应有权利。这些都登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法律与生活》等报刊上，军报自己也不得不作了相应的报道。不过并未为此表示过自责和内疚，更绝口不提刘学保的犯罪与军报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刘学保实际上是在包括军报在内的舆论工具的宣传蛊惑和煽动教唆下，从一个二十来岁的普通战士，变成了杀人凶犯和政治骗子的。不知后来刘学保本人有所悔悟没有，我只知道对刘学保等人起过煽动教唆作用的军报的那些"笔杆子"们，对于自己做过的事写过的文章，至今几乎从无悔意。不仅如此，他们还照常升至高位，如今有的已经离退休，正在安度晚年。而受过他们"教育"的刘学保之类的人物，也许正在"安度"着无期徒刑。




我写下这些，将他们的"历史功勋"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