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姓名人

邵懿

邵姓名人
邵长蘅：武进人（今属江苏），清代诗人。
邵齐焘：江苏昭文人，文学家。
邵普涵：今浙江余姚人，著名的经学家、历史学家，他曾参与纂修《继三通》、《八旗通志》等书。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并博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按照原目，编排成册，使《旧五代史》失而复得，列入正史。他还长于经学，以郭璞《尔雅注》为宗，兼采汉人旧著，撰有《尔雅正义》，成为训诂学的重要著作。今天的《四库全书》史部典籍，多出自他手。
邵雍：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祖先为河北范阳人。幼随其父邵古迁居河南共城苏门山下，后在苏门聚众讲学，创办“太极书院”。三十岁时又居家迁至洛阳天津桥畔。并与居住在洛阳的退辞宰相司。
马光、吕公著等人结为好友，研讨学问，评议时政，期间屡次拒绝朝廷的录用。他根据《周易》八卦，创立“象数之说”，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是永恒不变的，而天地万物则有消长和终结，循环变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退化的，提出：“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邵伯益：著名学者。
邵信臣：东汉时任南阳太守，九江寿春人。曾历任零陵、南阳太守。在南阳任职期间，曾利用水泉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民众开沟筑坝数十处。他与杜诗一前一后，在南阳都有惠政。时人称之为“邵父杜母”，以表达对他们的敬爱。

邵甫泽

名人
  1 邵长蘅：武进人（今属江苏），清代诗人。
  2 邵齐焘：江苏昭文人，文学家。
  3 邵普涵：今浙江余姚人，著名的经学家、历史学家，他曾参与纂修《继三通》、《八旗通志》等书。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并博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按照原目，编排成册，使《旧五代史》失而复得，列入正史。他还长于经学，以郭璞《尔雅注》为宗，兼采汉人旧著，撰有《尔雅正义》，成为训诂学的重要著作。今天的《四库全书》史部典籍，多出自他手。
  4 邵雍：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祖先为河北范阳人。幼随其父邵古迁居河南共城苏门山下，后在苏门聚众讲学，创办“太极书院”。三十岁时又居家迁至洛阳天津桥畔。并与居住在洛阳的退辞宰相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结为好友，研讨学问，评议时政，期间屡次拒绝朝廷的录用。他根据《周易》八卦，创立“象数之说”，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太极”是永恒不变的，而天地万物则有消长和终结，循环变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退化的，提出：“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5 邵伯益：著名学者。
  6 邵信臣：东汉时任南阳太守，九江寿春人。曾历任零陵、南阳太守。在南阳任职期间，曾利用水泉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民众开沟筑坝数十处。他与杜诗一前一后，在南阳都有惠政。时人称之为“邵父杜母”，以表达对他们的敬爱。
  7 邵林：青州刺史。
  8 邵兴：解州安邑人，南宋抗金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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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献给天下友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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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儿

历史名人：唐诗人邵楚苌；宋学者邵雍；宋臣邵必；明道士邵元节；清画家、书法家邵士燮。

水木清华

历史名人：

邵　平：(生卒年待考)，秦朝时期人。著名秦朝贵族、种瓜能手。

邵平在秦朝袭封东陵侯，是一位食邑千户的贵族，现在西安与临潼之间的邵平店，即是他当年的封地。

秦灭亡后，邵平失掉爵禄，沦为平民。不久，汉朝丞相萧何营建首都长安城，邵平居长安城东青门(宣平门)外，心安理得地当了瓜叟。他培育出的良种瓜，香甜醇美，远近驰名，时人呼为“东陵瓜”。

据史籍《史记》记载，邵平与萧何交谊深笃，萧何遇事每每向他请教。汉高祖十一年，陈豨谋反，刘邦亲自率军证讨。这时，又有人告韩信在长安谋反。吕后用萧何之计杀了韩信。刘邦听说后，派使者回长安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大家都来祝贺，“邵平独吊”。他告诉萧何，刘邦此举正表明对萧何也有疑心，要萧何“让封受”，并拿出家财来“佐军”。萧何听从他的计谋，果然刘邦大喜。

邵平虽然是萧何的挚友，但从未依萧何去攀龙附凤。刘邦是一个善于延揽的贤才的皇帝，甚至不惜招降纳叛，萧何举荐的贤才也不只一人，而且大多做了大官。但邵平却安心于瓜田，直到老死，因而为后世称为贤人---他的“贤”，不仅在于达生乐道，而且在于他能上能下，在丧失爵禄之后投身于劳动，并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终于作出卓越的成绩。

邵平达生乐道的品质被后人频频称道。王维《老将行》中“路旁时卖故侯瓜”和苏轼《五绝》中“人人识故侯”的典故皆取之邵平。尤其后代劳动人民，对邵平更有好感。秦始皇不过赐他侯爵，人民群众却赠他“王”号。



邵信臣：(生卒年待考)，九江寿春人。著名东汉大臣。

曾历任零陵、南阳太守。在南阳任职期间，曾利用水泉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民众开沟筑坝数十处。他与杜诗一前一后，在南阳都有惠政。时人称之为“邵父杜母”，以表达对他们的敬爱。



邵　焕：(生卒年待考)，淳安人(今浙江淳安)。著名宋朝少年神童。

宋真宗命赋《春雨》诗，立就，时年十岁。后又命作《睡宫娥》诗，为时人所传诵。



邵　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范阳人(今河北涿州)。著名北宋哲学家。

少随父徙居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居城西北苏门山，刻苦治学。

后出游河、汾、淮、汉，从学于李之才，传其《河图》、《洛书》象数之学。

一生不仕，工诗，多为闲适之作。晚年居于洛阳，与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交游，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卒谥康节。

杂糅《易传》及道教思想，虚构象数学说，认为宇宙本原是“太极”，“太极”永恒不变；天地万物皆按其虚构的《先天图》运行变化；人类社会则依皇、帝、王、霸四时期逐渐退化。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等。



邵伯温：(公元1057～1134年)，字子文，邵雍之子；洛阳人(今河南洛阳)。著名南宋初思想家。

宋元佑中期（公元1090年左右）因荐特授大名府助教；调潞州长子县尉。

宋绍圣初年（公元1094年）章惇为相。敦曾师雍，欲引用邵伯温，他却百计避免。

宋徽宗即位，因日食求言，他上书言事，语极恳至。因此更为小人所忌，出监华州西岳庙。后主管耀州三白渠公事，闻童贯为宣抚，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点成都路刑狱。卒于利路转运副使。

邵伯温所著书，有易辨惑、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邵伯温对北宋的灭亡有很多思考，但他却顽固认为是王安石“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乱”，以致北宋灭亡和宋廷南迁等等。



邵　博：(公元？～1158年待考)，字公济，邵伯温之子；范阳人(今河北涿县)，徙居洛阳。著名南宋学者。

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赐同进士出身。次年，为秘书省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出知果州。后知眉州。坐事降三官。能文。著有《邵氏闻见后录》。



邵　兴：(公元1095～1145年)，字晋卿，人呼邵大伯；解州安邑人(今山西运城)。著名南宋抗金义军首领。

南宋初年，率众抗金，在解州神稷山结寨，屡败金兵。金人执其弟邵翼，迫使他投降，他严词以拒，击败金军。李彦仙守陕州，曾投其麾下。陕州失陷，突围南下，改名邵隆。

他率领义军保卫商州(今陕西商县)十年。宋金议和后，他依旧常派兵化装出境袭击金兵，结果为秦桧所恨，被毒死。



邵桂子：(生卒年待考)，淳安人。著名宋朝学者。

以文名著，咸淳年间进士，官处州教授。后弃官归，居修竹乡。



邵光祖：(生卒年待考)，河南人。著名元朝学者。

好儒学，非圣贤之书不读。吴中学者称其为“五经师”。



邵　宝：(公元1460～1527年)，字国贤，号二泉先生；江苏无锡人。著名明朝大臣、学者。

明成化年间进士，累官江西提学副使。其教，“以致知力行为本”。进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终官南京礼部尚书。学者称其为“二泉先生”。

诗文皆宗师李东阳。文典重和雅，诗清丽淡泊。有《左觽学史》、《容春堂集》等。



邵捷春：(公元？～1641年待考)，字肇复；侯官人(今福建闽侯)。著名明朝将领。

明万历年间进士。历稽勋郎中、浙江按察使，因故贬官。

明崇祯年间摆四川副使，功升巡抚，进右金都御使。以围剿张献忠、罗汝才失败，逮狱论罪，自毒死。

《明史》言其“为人清谨，治蜀有惠政”。离蜀时，“士民哭送者载道”。

著有《剑津集》、《入蜀吟》等。



邵　弥：(公元？～1642年待考)，字僧弥，后以字为名，号瓜畴、芬陀居士；长洲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明朝画家、诗人。

工诗文，善书法，尤长于绘画。

擅画山水，亦能画水仙兰竹，其山水以元人为师承对象，略参以宋人笔意，笔墨疏简秀逸。

名重一时，与董其昌、王时敏、王鉴、李流芳、杨文聪、张学曾、程嘉燧、卞文瑜合称画中九友。

绘有《划开众皴图》、《贻鹤寄书图》等传出。草书受米芾、米友仁影响，楷书得锺繇法。



邵长蘅：(公元1637～1704年)，又名衡，字子湘，号青门山人；江苏武进人。著名清朝诗人。

十岁补诸生，后入太学。《清史稿》载其“工诗，尤致力古文辞，陶钧雅正”。“持古义，无所贬损”。

后客江苏巡抚宋荤幕。为王士禛等赏识。曾选士禛、宋荤诗编成《二家诗钞》。

著有《青门稿》。



邵齐焘：(公元1718～1769年)，字荀慈；昭文人(今江苏常熟)。著名清朝文学家。

清乾隆年间进士，授编修。十年后辞归，主讲常州龙城书院。黄景仁、洪亮吉曾入门受学。

工骈文，时评有六朝风。后人选其文，与洪亮吉、孔广森、孙星衍、袁枚等人所著，编为《八家四六》。

兼善书法。著有《玉芝堂集》。



邵普涵：(公元1743～1796年)，浙江余姚人。著名清朝经学家、历史学家。

清乾隆年间进士，累官至侍读学士。

他参加了《四库提要》的编写，其中的《尔雅正义》、《孟子述义》、《南都事略》等为其所撰，并有《南江诗文集》传世。

他还曾参与纂修《继三通》、《八旗通志》等书。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并博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按照原目，编排成册，使《旧五代史》失而复得，列入正史。

他还长于经学，以郭璞《尔雅注》为宗，兼采汉人旧著，所撰《尔雅正义》，成为后世训诂学的重要著作。今天的《四库全书》史部典籍，多出自他手。



邵懿辰：(公元1810～1861年)，字位西；仁和人(今浙江杭州)。著名清朝学者。

清道光年间举人。《清史稿》称其“性峭直，能文章，以名节自厉”。官至刑部员外郎。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与王有龄固守杭州，对抗太平军，城破被杀。

于经学、目录学研究至深，著有《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



邵士燮：(生卒年待考)，字友园，号范村，又号桑枣园丁；安徽芜湖人。著名清朝画家、篆刻家。

善隶篆刻，尤嗜画。



邵飘萍：(公元1886～1926年)，浙江东阳人(今浙江金华)。著名近现代记者、报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邵飘萍，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张作霖为什么一进北京就要杀邵飘萍？我们还得从他作为独立报人的辉煌一生说起。

邵飘萍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他只有十四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青少年时代受到一位比他年长九岁的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于1904年创办金华有史以来第一张报纸《萃新报》，邵飘萍正是从《萃新报》获得对报业的最初印象。

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学制三年。同学中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这三年，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深深感染。他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1909年春，省运动会期间，他还和陈布雷、张任天三人一起，在一个图画老师指导下，办过一张《一日报》，这可以说是他报业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鳞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五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在他的母校教历史、国文。这是他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他在教书之外，主要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因此关系，辛亥革命之岁，遂与杭辛斋君经营浙江之汉民日报。”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杭辛斋(公元1869—1924)，浙江海宁人，1898年，涉康、梁案曾遭清廷拷打，险被杀头。1905年参加同盟会，赴京办《白话报》，因触犯权贵被禁。在报界很有影响)。他知道邵飘萍经常写些地方通讯，两人一见如故，当即聘邵为主笔，共筹《汉民日报》。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的第十一天，《汉民日报》就出版了，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

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唯一宗旨”。十一天后，《浙江军政府公报》创刊，也聘邵飘萍为编辑(经理马叙伦、总纂杭辛斋)。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十五年的终身报业生涯。

1912年春，杭辛斋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给邵飘萍一人主持(这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他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早在辛亥时就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中即指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五天后又评论：“总统非皇帝。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他以一个独立报人特有的敏锐，发表了大量短小、深刻、具有预见性的时评。不幸的是，全被言中了。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

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尤其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10月就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12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一文。积极倡导新闻救国，为后来回国办报做准备。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八十六字，却用了六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十五分钟。仅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就发表了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他高举反袁大旗，为扫除专制、重建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邵飘萍之名遂誉满全国。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在短短两年间，他就为《申报》写了两百多篇二十二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八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00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中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五年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背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黄报》由张宗昌资助。邵飘萍献身报业已近十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他是多么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啊！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了“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

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到1919年5月29日，全国好多地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其言论影响之大从章士钊攻击他的“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可见一斑。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如采访、组稿、编辑、校对等)，并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二十三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三十二人。如今再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端。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五十五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慷慨资助。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邵飘萍此时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所以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都忘不了邵飘萍。1949年后，他绝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适只会吹牛，但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年近八十岁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曹锟、吴佩孚上台后，他才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抨击最高当局，为民众呐喊。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使北洋军阀望而生畏。

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那天民国政府杀了四十七人)，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有主义有主张，真诚革命，数十年如一日，毫不含糊之中山先生”、“绝对不排外也不媚外之中山先生”。邵飘萍的这些态度都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要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还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邵飘萍之死直接的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松龄)、冯(玉祥)联合。他还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12月7日，他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了！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他们这才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又拉了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入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邵飘萍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同一版面上就登着《张学良等定今晨抵京》的消息)。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予以逮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至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终年四十岁。军阀如此明目张胆地公开杀害报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

“四二六”这一天和“三一八”一样，成为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



邵式平：(公元1900～1965年)，江西弋阳人。著名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邵式平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委兼秘书长、中共弋阳特支书记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和方志敏、黄道等领导弋横暴动，创建了红十军，历任红十军政委、闽浙赣省苏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等职。周建屏(公元1890～1938年)，江西金溪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伐军某部营长。1930年7月任红十军军长。邵式平、周建屏率红十军于1930年11月自皖赣边出师东进，一举攻克秋浦县城。

1930～1931年间，邵式平率领红十军开辟了赣北革命根据地。当时的秋浦县(今江西东至)位于安徽省的西南部，属皖南山区。东与徽州的祁门接壤，西南与江西彭泽、波阳、浮梁相交，境内群山起伏，山峦高耸，树木葱郁，地势险要，是红十军从事游击活动的好地方。

1930年9、10月间，邵式平率红十军在赣北纵横驰骋，先后攻下波阳、湖口、都昌、彭泽，威震长江。国民党皖赣会剿总司令部总指挥鲁涤平唯恐九江有失，慌忙调集了号称五个师的兵力在沿江集结，企图阻歼我军主力于彭泽一线。当时红十军没有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攻打九江的指令，而是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主动撤出彭泽，出敌不意地折向皖南，挥师东进，攻克秋浦，出击东流，威胁国民党安徽省府所在地的安庆市。

1930年11月5日，红十军在石门街召开了排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军运大会，邵式平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动员，周建屏作了军事分工：全军三个旅，第一旅一团、第七旅十团组成为全军先头部队，第四、七旅为后卫部队。即日晚，红十军约三千余人在秋浦的龙泉湾与波阳、秋浦联防队接火，全歼联防队，击毙队长范振木(另说范占元)。接着一夜急行军六十公里，冲破陈家镇、罗家亭、尧渡街敌人三道防线，全军于6日凌晨2:00到达秋浦县城附近的鹫台山脚下。先头部队随即攻战友了鹫台山，并进驻座落在山上的秋浦县立南门岭高等学堂，在当地我党地下工作者、秋浦县立南门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刘进贤老师的带领下，动员了该校三十二名师生参加了红十军。当时，他们被送往赣东北苏区王家园红军医院党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省工农医院、红军总院和所属的四个分院去工作，为开辟和巩固赣东北苏区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时，红十军第四旅、第七旅后卫部队向县城推进时，击溃了国民革命军守城部队大约一营人。天亮之后，结束了全部战斗，县城四周山坡上红旗招展，一队队英勇的红军雄赳赳地开进县城，捣毁了国民党秋浦县政府各机关，烧毁钞票粮券，砸开了监狱，救出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刘学诚和一些进步人士等八、九十人。红军还打击了几家豪绅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开仓济贫。军政治部又派出宣传队张贴标语，维持社会秩序，在街头发表演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号召秋浦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革命，支援红军。6日下午大约4:00，全军主动撤离秋浦县城，向波阳方向撤退，回师赣东北。刘学诚随军回到大板，军部也留下部分政工人员，在大板一带作短暂停留，帮助刘学诚等人到各村庄发动群众，分别在大板、昭潭、东坡畈建立了三个红军局，并指派蒋乃之负责全面工作。

红军局相当于乡苏维埃政府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建武装、打倒土豪劣绅；维护社会治安；负责给红军带路、运送支前物资和护送伤员。红军局设有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主席由军部指定。大板红军局主席刘学诚，委员黄大年、王乃其、李发阶、刘发生。管辖范围：许家畈、西刘湾、郝家山、四六房、吴家冲、大桥、东流山等地。东坡畈红军局主席黄树生(又名黄老五)，委员黄天河、黄天元、黄晨光、刘玉婵、金明火(兼任秘书)。管辖范围：昭潭街、花桥头等地。昭潭红军局主席李长喜，委员朱长生、李青明、徐求德、吴宗明、黄相杨、陈跃兴(兼任秘书)。管辖范围：昭潭等地。

11月7日，红军局机关门前悬持横幅，红布上写有“苏维埃政府”五个大字。大板、东坡畈两处在蒋乃之、刘学诚、黄树生、刘玉婵等人主持下，同时召开了约有三百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主席及委员每人胸前佩戴红布条，端坐在主席台上，并由主席向群众演讲，宣传红军苏维埃政府政策，动员农民报名参加游击队。会上，当即分别组建了游击队。大板游击队队长刘发生，拥有队员三十余人，土枪二十支，长矛三十余支，大刀十多把。会后，游击队查封并没收了当地土豪刘玉昆、刘世喜、徐江朝、徐胖子等八户十一个粮仓八百余担粮食，分给劳苦农民和运送给红军。昭潭红军局由于接近白区，靠近公路，只挂了牌子，没有活动。

11月8日早上，从安庆追来围剿红十军的岳师阎、李两个团在秋浦县城扑空后，便向大板方向扑来。他们在当地地主武装汪正初、王云廓的“四保义勇队”的配合下，清乡围剿红军局，昭潭红军局即日被迫解散，东坡畈红军局第二天(9日)上午解散。11月11日，大板红军局被解散，主席刘学诚，游击队队长刘发生在三源八亩里被捕，他们英勇不屈，被杀害在杨林魏家店。东坡畈红军局主席黄树生隐蔽到大山冲女儿家，由于当地土豪劣绅的狗腿子方银生告密而被捕，在桥柱口受尽酷刑，英勇牺牲。

邵式平率红十军攻克秋浦县城，乃至东坡畈、大板、昭潭三个红军局的组建与解散，不过瞬间(前后仅七天)，但其在扩大我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组织和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方面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红十军帮助建立的三个红军局，是全县最早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她们的建立为昭潭、大板、东坡畈等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建立党组织播下了火种，为以后皖赣苏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南昌，南昌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解放后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从国民党手上接管南昌时，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破败城市：二十二万市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大街小巷分布着一百多处棚户区；二十七条总长四十八公里的道路，龟裂破烂，坑坑洼洼；全市二百六十七盏路灯，稀稀拉拉，眨着鬼火般的眼睛；三十四条街道的下水道大部分淤塞，逢雨都得涉水；日供水量一千二百吨，那是专供三百四十六户豪门之家的享用之物；一条四公里半的公共汽车营运线，只有五辆美国福特木炭车，且时开时停；中山路、中正路(现改名胜利路步行街)虽商贾云集，全年社会商品销售额才四千七百二十五万元；全市四百十四家工厂，全年工业产值才两千八百余万元……

就在这百废待兴的时候，邵式平亲自出马兼任南昌市城市建设委员会首席主任委员。

1951年，南昌市规划城市建设的时候，他以宏大的气魄和战略眼光，在城东废城墙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又长又宽的八一大道，这在当时创造了一项全国之最。像八一大道这等规格的通衢大道，在今日之中国并非稀罕，几乎每一座大中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条主干道来支撑城市。可是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能与八一大道并驾齐驱的只有北京的长安街！怪不得兴建八一大道的消息一传开，招来了种种责难和非议：“南昌在修飞机跑道！”“江西在搞劳民伤财！”……面对种种责难和非议，邵省长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正是要让八一大道将来能降落直升飞机的！”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搞城市建设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要用五十年不落后的眼光来规划城市建设。”在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决策会议上，邵省长用一个“干”字，回答了少数人的责难和非议，稳定着下属们动摇不定的情绪。

邵式平本想把八一大道建成八十一米宽、井冈山大道建成六十米宽的“快速公路”，战时可以当作飞机场，可因为当时愚昧的思想干扰，意见不统一，最终八一大道实际上只有六十多米宽，井冈山大道只有四十多米宽。据老一辈人回忆，在报告会上提起八一大道的建设，邵式平就生气：“八一大道原设计宽八十一米，现在窄了二十米，这和我的设想是有距离的。若有八十一米宽，平时是快速公路，战时可以变成飞机跑道。有人说宽了，三十年后汽车会比现在自行车多，没有顺畅的交通怎么体现城市的现代化呀，说八一大道宽了，宽什么呀。”

一年之后，八一大道建好了，议论却远远没有终结。随着国家口号的变更，人们对邵省长的贬褒亦在沉浮！否定，肯定，继而否定，复而肯定……绵延了十多年。直到1961年9月，周恩来视察南昌。当周总理步行在当时只有在北京才有的如此大道上，对邵省长连连夸赞：“不错，很有气派！”

斗转星移，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南昌市的城区在不断扩大，人口、车辆和商店越来越多，但如今人们漫步在八一大道上，只见整条大道宽阔整洁，来往车辆和人流秩序井然，大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各种高层建筑物，更衬托出八一大道雍容的气派，她与整个城市显得是那样的和谐协调。这条五十年代修建的大道，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它为南昌乃至江西的交通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受益半个多世纪的决策！”“一条超前型的大道！”“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省长！”这是今天漫步在八一大道的南昌市民，发自内心的对邵式平的深深赞扬和怀念。

水木清华

邵力子：(公元1882～1967年)，初名景奎，又名凤寿，字仲辉，笔名力子；浙江绍兴人。著名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

邵力子1906年10月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后遭反动当局扼杀。10月又创办《民吁日报》，继续革命宣传，又遭查封。11月后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因宣传新思想被当局驱逐出境。1910年夏末重回上海，与于右任等人一起创办《民立报》，倡导国民独立精神，积极宣传北伐，成为当时同盟会的重要指挥所和革命党人进行光复活动的联络机关。1913年《民立报》停刊后，到复旦公学任国文教员。1914年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社。7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兼编本埠新闻。1919年，《民国日报》辟《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10月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邵力子以国民党员特别身份跨党参加)。1922年，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领导长江一带各省党务，宣传新三民主义，积极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夏季，因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离上海去广州。5月起历任黄埔军校秘书处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1926年1月任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做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工作。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1月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会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国民党常驻中山大学代表、校理事会成员。1927年5月回国。

1928年2月起，邵力子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等职。任职期间，主张停止内战，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团结抗日，并为此奔波出力。1935年11月任国民党五届中央监委。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一度遭拘禁，后参与中共谈判，极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做了大量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础工作。支持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1940年5月出任驻前苏联大使。1942年10月回国后任国民党参政会、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1945年，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和平谈判，对促进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1949年4月赴北平和谈失败后，毅然宣布脱离国民党。从9月起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并出席了开国大典。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邵力子是一位十分活跃而又非常特殊的文人。他于1882年生于浙江绍兴，自幼习诵诗文，早年参加同盟会。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仅与蒋中正有过密切的交往，被蒋中正委任过各种要职，而且与毛泽东也有过不少接触，私人交情也很好，也被毛泽东委任过各种要职。

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由于各种原因，这3人在1923年时都要退出共产党。当时上海的青年党员对他们三人都很不满意，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这是叛变。1923年8月，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在谈到邵力子等想退党一事时，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随后，党组织又决定派茅盾去向邵力子、陈望道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了，陈望道却不愿意。

1926年6月，邵力子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他被蒋中正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同年8月，他与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曾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建议邵力子“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按照这一指示，邵力子便正式退出了共产党，全以国民党的身份开展工作。

1933年4月，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原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蒋中正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一概不闻不问。

毛泽东阅读当地的报纸，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两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无什么大反应，回想邵力子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于9月8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勋祺！

毛泽东，九月八日

邵力子收到此信不久的12月12日，“西安事变”就发生了。由于邵力子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延安的中共首要人物共过事，了解他们，因此，他赞成毛泽东、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西安事变”的结束，都曾起过有益的作用。

蒋中正是深知邵力子底细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并在会上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建议。没过多久，邵力子的学生孙寒冰送来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请示是否可以刊登。这又把邵力子难住了。他知道，如果刊登出来，蒋中正肯定要恼火的，CC特务也会加以攻击。但是，他毕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共过事，去年又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因此感到，当前国共合作，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对于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很有好处的。他和傅学文商量下来，决定刊登。孙寒冰马上在《文摘》上将《毛泽东自传》刊登了出来，一时轰动了全国，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中正邀请，从延安坐飞机来重庆谈判。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以及张澜、郭沫若等各界要人都来机场欢迎。邵力子与毛泽东已近二十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拍了一张照片。

邵力子曾经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因此，他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10月10日，终于举行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的签字仪式。

由于邵力子在这次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他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革中央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并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首倡和推广节制生育，致力于国共第三次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和平老人”。

说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谁都知道有马寅初的巨大功劳，正是他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都不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早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父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了十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怀上第六胎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

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提出的观点。他说，现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更应有计划。他反对当时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指出，“不赞成用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在农村宣传节育，推广持久性的避孕措施。在马寅初提出提案的同时，邵力子也在二届四次全国人大上发言，声援这一提案。他呼吁：实行计划生育越快越好，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邵力子逢人便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还自费铅印了一批名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宣传册子，分送亲友。遇到年轻的育龄夫妇，他总是习惯性地伸出一个手指说：“只要生一个就够了，再不要多生了。”反“右”突起，对马寅初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文章竟然在标题上标明：“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到1958年春，整个形势已经不容计划生育这样的“异音”了，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多的好处。在紧接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马寅初的抨击火药味十足。

马寅初因提出人口问题被戴上“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成了右派，邵力子也因宣传计划生育受非难。在批判马寅初最剧烈的时期，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要揪出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点名道姓，说邵力子也是马尔萨斯。邵力子据理力争，他反问：“马寅初何罪之有？“

马寅初以一颗赤子之心，坚持自己的计划生育主张。在猛烈批判和多方劝告下仍坚持不改，被罢免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面对如此高压，有些好心人劝邵力子以后别谈计划生育一事了。但邵力子说：“科学是批不倒，压不服的。个人受点冲击是小事，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大事，怎能为了明哲保身，而丢掉国家的大事呢？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邵力子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为计划生育疾呼了，但他利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机会，继续还在向基层干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

1962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生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年过八旬的邵力子又一次疾呼计划生育。他动情地说：“从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1965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调工作，他特别指指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大功。”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还专门派人到各地去调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胀使他忧心忡忡，他再一次向毛泽东打了报告。

1967年12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增，大量知青无工作可做，这才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共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已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的二十年之后了，也因此有了“错批一个，多生三亿”的心酸调侃。



邵荃麟：(公元1960～1971年)，浙江慈溪人。著名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家、作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处在严重危难之时，在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夜，中共在东南国统区担任抗战文化方面领导工作的邵荃麟同志突然来到福建永安。

邵荃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党员，杰出的文艺战士，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不幸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他原籍浙江慈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起他先后担任江苏省团委常委，在江苏、上海、杭州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4年参加上海反战反帝大同盟，任宣传部长，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1938年9月，受党的派遣，到金华参加浙江省文化小组的工作。1939年冬，东南局决定成立东南文委，任命邵荃麟为东南文委书记，冯雪峰、骆耕漠为委员。这次邵荃麟夫妇是奉党组织之命，撤离浙江到永安的。

永安是福建的战时省会。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与国民党"中央嫡系"有矛盾，在国民党内的一些官员中，他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明，接受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到福建来工作，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省政府搬到永安后，陈仪要创办一个出版社(即改进出版社)，委任著名的翻译家、左翼作家黎烈文为社长。对黎烈文很信任，一切社务均由黎作主。黎先后创办了《改进》、《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等五种期刊后，很想创办一种文艺刊物，便写信给邵荃麟和葛琴，邀他们来永安工作。由于东南文委的工作脱不开身，邵荃麟没有来。1939年冬，邵荃麟向黎烈文建议，由王西彦去创办一个文艺刊物。三十年代黎在上海主编进步刊物《中流》时，王西彦是《中流》的撰稿者之一，和黎烈文有通信联系。黎烈文很爽快地同意了邵荃麟的建议，马上向王西彦发去了邀请电。王西彦走之前，邵荃麟具体地分析了福建的形势，指明了党的方针政策是广泛地团结人民大众，包括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努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时，要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考虑到新办的刊物稿源不足，邵荃麟还特地拿了一部分稿件让王西彦随身带到永安。因此，王西彦是带着党的指示和委托到永安的。

当时的永安县是一个落后的山区，群山连绵，交通闭塞。随着省政府机关的迁来和沿海各城市的陷落，各方人士聚集于此。不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也相继到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因此，这一偏僻的山城顿时成为东南半壁的文化名城。

1939年底，王西彦来到了永安，与黎烈文商量之后，决定创办《现代文艺》，由王西彦主编。最初几期稿件主要是邵荃麟从浙江金华征集后寄来的。王西彦向邵荃麟请示之后，决定第1卷第1期的《现代文艺》要尽可能在作品的形象描绘里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谁在抗战？“因为从”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方针从军事打击改变为对国民党的诱降。国际上也有一股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在欧洲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同时，企图在东方牺牲中国，扼杀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就这样，即使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招牌还没有公开收起……‘究竟谁在抗战’的问题就摆到全国人民面前，要求作出解答。”

《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一期于1940年4月出版了。这一期以邵荃麟的中篇小说《英雄》作为重点作品，在目录上印成黑体字。改进社长黎烈文写了一篇《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艺术不但是民族生活最正确、最具体的活历史，且也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鼓励者与创造者"。在扉页上发表了一幅邵荃麟特意从金华寄来的万湜思的木刻画《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这是邵荃麟的巧安排。其时，王西彦对决定发表这幅木刻画曾提出疑问。邵荃麟指示：“刊出好了，要战斗，首先要求得生存。”

邵荃麟的《英雄》，描写一个从抗战前线回乡的伤兵，他原是给保长家干杂活的，却胡里胡涂地被送上战场，受了伤，又被锯掉了一条膀子，回乡后竟胡里胡涂地被当作“民族英雄”，重新送往战场。在作者笔下，这个伤兵的悲剧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伤残，而且在灵魂上处于麻木状态。这里面既有揭露，更有控诉，作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回答了"谁在抗战"的问题，把读者引入深思。

《现代文艺》创刊号从表面上看，好象颇为“尊重”蒋委员长关怀抗战受伤的士兵。实际上，却从作品的形象描绘中，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所谓“英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果然，刊物出版后，麻烦也就跟着来了。国民党省保安处长黄珍吾马上嗅出了《英雄》的问题，定个罪名叫“妨碍役政”，并由此推断改进出版社编辑部内潜伏着共产党，决定要查封《现代文艺》，要把这个初生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中。事情闹到省主席陈仪那里。陈仪把黎烈文找了去。黎烈文竭力向陈仪作了解释，才把这件事了结。后来，黎烈文严肃地告诉王西彦：“《英雄》这篇小说确实写得不错，应该发表，不过要多加小心！好在这一期登了幅木刻画(指万湜思的木刻画《蒋委员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我指给主席看了，他点点头，就不再说话，不然，出了创刊号，怕就出不成第二期了。”由此，可以看出邵荃麟这一位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的深谋远虑和纯熟的斗争艺术。

由《英雄》引起的风波平息了，《现代文艺》坚强地活了下来。此后一些进步作品的发表就比较顺利了。在第一卷第三期的《现代文艺》1940年6月出版上，又发表了邵荃麟同志的短篇小说《吉甫公》。周吉甫是乡间一个财主。自从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的景况越来越不妙，在苏州的布庄收盘了，怕挨日本鬼子的轰炸；手头有两三万的现金，要买田产又怕日本鬼子打过来，要存银行盘利息，又怕靠不住。最使他头痛的是“说什么通货膨胀了。”因此，他拼命地节省，也很吝啬。与此同时，周吉甫的弟弟周廷甫却在“八一三”战事期间，发了横财，并且对人说：“只要生意好做，管他打仗不打仗。”不用说，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小说中的周吉甫将每况愈下，以至破产。周廷甫这个冒险家也许将越来越抖，大发国难财。作者从芸芸众生中选取了这么两个人物加以描绘，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有力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现实：日本人打进来了，对汉奸和投机者有利。财主老爷尚且朝不保夕，一般平民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怎样一个世道呵！作品引人深思，促人猛醒。

1939年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被击退了，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攻势下，蒋中正集团对抗战更加动摇了，积极准备再次掀起反共高潮。1940年5至6月间，浙江金衢特委被破坏，党组织命令邵荃麟、葛琴立即撤离浙江。时葛琴正怀身孕，北上有困难，决定南下福建永安，同行的还有杜麦青。这时的形势已很紧张，浙江国民党当局已经通缉邵荃麟。因此，他们三人只好改名换姓，分别化装成医生、司药、护士(邵荃麟化名邵梦白，装成医生，葛琴化名何桂贞，装成护士，杜麦青化名杜阴林，装成司药)，坐长途汽车，一段一段地走。沿途多次遭到特务搜查。"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搜查在江山，他们住在江山一家地下党员毛鹏仙(毛鹏仙在皖南事变后被送进上饶集中营，至今下落不明)开设的小旅店里，半夜时分，小店突然闯进一个班的宪兵，翻箱倒笼，突然搜出一本英文书，里面有列宁的大照片，这自然是犯禁的书，单凭这本书就可坐班房。宪兵头子厉声责问：“这是什么人？”在场的杜麦青和葛琴十分紧张。为了掩饰这种紧张，葛琴转身过去抓起一个桃子往嘴里送。而邵荃麟却若无其事地望了望书皮，沉首地回答：“这个人你一定知道，是美国有名的诗人。”接着说了一个很长的英文名字。宪兵队长象认出了什么似的恍然大悟地说：“知道，知道。”便放下书。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充分体现了邵荃麟的沉着、机智和暴露了敌人的愚蠢。

邵荃麟一行三人，历尽艰辛到达浦城，在地下党员林涧清接应下于1940年夏末到了永安，住进了中南旅运社。葛琴立刻打电话给黎烈文，说要找王西彦。黎烈文立即写了纸条差人送往永安城西八华里远的改进社编辑部虾蛤村给王西彦，通知王西彦立即进城。当王西彦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走进黎烈文的办公室时，黎神色严肃地说："邵荃麟来了，住在中南旅运社！"王西彦的一颗紧悬着的心一下松落下来了。因为王西彦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中断了与邵荃麟的联系，心里很不安。于是，立刻奔向旅运社。见面时，邵荃麟还是象平时那样的冷静、沉着，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从浙江逃出来的，其他地区一时去不了，需在永安住下来，请你设法安排。”王西彦马上赶回出版社去和黎烈文商量。这时已是深夜，出版社的几个办公室早已熄了灯，漆黑一片。黎烈文正在他办公室后面的小卧室里等待着，急切地想知道邵荃麟离开浙江的情况。王西彦按照邵荃麟的嘱咐，告诉了他，并提出怎样安置的方案。黎烈文答应第二天到上吉山官邸去向陈仪请示。

第二天一大早，黎烈文赶到离永安县城十华里的上吉山省政府主席公馆找陈仪，把邵、葛等三人的情况告诉陈仪。其时，陈仪早已知道邵、葛的到来，因为已有人向他报告过。经过黎烈文的劝说，陈仪表态说，邵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但离开永安不负责。而且，约法三章：只能留下邵、葛两人，杜麦青不能留；留下后不能搞政治活动；邵、葛两人在福建范围内是安全的，一出闽境就责任自负。

黎烈文去上吉山后，王西彦在城里焦急地地等待着。直到黎烈文中午时分回到城里，他的心才放下。黎烈文决定安排邵荃麟为《改进》月刊编译。不久，又聘请葛琴担任《现代儿童》的主编。而杜麦青，则由黎烈文预支给葛琴拟在改进社出版的小说《生命》的稿费作为路费，让他前往安徽找新四军。

此后，邵、葛夫妇同王西彦一起，住在永安城西的一个贫穷、荒凉的小村子--虾蛤村。据曾经为改进出版社撑船的黄仕钦说：“邵、葛夫妇刚到虾蛤村时，是住在离河边较近的横厢旧屋子里。不久，搬进一座单独的原作‘肥寮’(即农家堆放草木灰、猪、牛粪之类农家肥的房子)的破旧房子里去住，房子周围都是茅草，下去一点就是祠堂。葛琴的第一个孩子(公元1940年9月10日出生的邵小琴)就是在这里生的。当时邵荃麟同志才四十多岁(按：应是30多岁)葛琴还很年轻，他们做人很好，很和气，对我很信任。我每天下午撑船进城，第二天上午回虾蛤，主要是运送书报和改进出版社工作人员进城，运回的是纸张。邵荃麟整天写文章……”

邵荃麟和葛琴夫妇就是在一片荒凉的茅草丛淹没的简陋的破屋中，在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紧握手中之笔，从事创作和翻译，不知疲倦地顽强战斗。

邵荃麟在永安期间主要是为《改进》月刊编译来自英、美、法等国报刊上的文章，并且抽出时间写作和帮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

在邵荃麟、王西彦的辛勤耕耘下，《现代文艺》成为永安改进出版社六种期刊中革命色彩最浓、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刊物，不仅在福建，而且在桂林、重庆等地也都有很大影响，对当时革命文化运动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编辑《现代文艺》的同时，王西彦在邵荃麟的支持和帮助下，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刊》，六册为一辑，第一辑里有短篇小说三册，剧本一册，杂文两册，这就是聂绀弩的《夜戏》、葛琴的《生命》、王西彦的《报复》、邵荃麟的《麒麟寨》、艾芜的《杂草集》、唐弢的《劳新集》。这些既有揭露又有控诉的文艺作品有如匕首投枪，不能不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深恶痛绝。

四幕话剧《麒麟寨》写的是改造绿林好汉，肃清汉奸、团结抗日的故事。寨主邓志九是一个快六十岁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交结豪侠，仇恨日本鬼子。萧子青是某抗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来到麒麟寨引导他们走向抗日正道，在寨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特别是邓志九的女儿邓秀姑对他十分崇敬。麒麟寨中另一个人物胡二太爷在山寨中充当邓的参谋。他与汉奸合谋投敌，制造萧子青与邓志九之间的矛盾，私设刑堂，将萧子青活活打死。然后拉了一批人马下山投敌……但他们的阴谋破产了。最后，胡二与汉奸被枪毙，得到应有的下场。作品结尾时描写在枪毙了两个汉奸之后，邓秀姑当众悲痛地说：“……萧大哥死了，给汉奸们活活的杀死了，兄弟们，这是麒麟寨最大的悲痛！咱们枪毙了汉奸，萧大哥已经看不到了，可是--弟兄们，咱们有更大的仇人在面前！我们要把那些汉奸的祖宗——日本鬼子赶出去，这才真正的报了仇！”

四幕剧《麒麟寨》于1940年8月在永安第一次出版，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当时，正是国民党顽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夜，他们诬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是“游而不击”。作品用它所描绘的生动形象雄辨地说明了：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光明磊落，不畏艰险，积极团结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共同抗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能够拯救中华民族！邓秀姑等一批年青人的成长，更说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这一政治主张的深入人心，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无耻烂言。

除上述介绍过的中篇小说《英雄》、短篇小说《吉甫公》及四幕话剧《麒麟寨》外，邵荃麟到永安后创作、发表的作品尚有：《纪念鲁迅先生六十诞辰》(公元1940年8月《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五期)；《游击队员范思加》(苏·弗兰欧门著。《现代青年》第二卷第三期起连载)；《从"××风"谈起》(公元1940年8月《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五期)；《文章检讨会》(《现代青年》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等等。

邵荃麟同志在被国民党顽固派通缉的情况下来到永安，与其说是隐蔽，不如说是更加紧张的战斗，居然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下创作和发表文章。对此，国民党顽固派恨得咬牙切齿。邵荃麟一到永安，省保安处长黄珍吾马上知道了。开始，由于黎烈文对陈仪的劝说，陈仪没让黄珍吾下手。但黄珍吾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再次向陈仪请示，要逮捕“共党首要分子邵荃麟和葛琴。”黎烈文知道此事后，和王西彦商量对策，决定还是由黎烈文去找陈仪。因为只要陈仪不点头，保安处长黄珍吾就不敢下手。陈仪还是说，邵荃麟、葛琴在永安如不搞政治活动是安全的。这一方面体现了黎烈文的致力相助，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坚强的左翼文艺战士，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及对陈仪的影响。

1940年底，中共领导的桂林国际新闻社发来电报，要邵荃麟去桂林参加国新社年会，并电汇路费两百元。黎烈文大约预感到邵荃麟这一去将不会再来了，便与邵荃麟商量，希望他们留下，并将在编辑部里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邵荃麟说，不用安排了，我们迟早要走的。这时，葛琴同志分娩满月已过，恢复了健康，他们决定马上就走。黎烈文将此事征求了陈仪的意见，得到了他的允许。陈仪说：“在福建境内他们不会发生麻烦，出了省界我可就管不着了。”黎烈文在城南一家菜馆为邵荃麟夫妇饯了行。1941年1月初，邵荃麟夫妇携带着邵小琴从永安动身，长途跋涉，经长汀、吉安、南雄到衡阳，一月下旬到达桂林。这实际上是中共党组织安排邵荃麟撤离福建的，开会一事只不过是借口而己。当他们正在湖南途中艰苦跋涉之时，果然看到了1月6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知道了许多优秀的战士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许多亲密的战友英勇地捐躯的消息，心情异常沉重。

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邵荃麟就是“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无论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他都在埋头苦干，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永安的战斗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永安人和全国人民心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邵荃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著有短篇小说集《英雄》、《宿店》等，另有《邵荃麟评论集》。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是邵荃麟，但斗争的真正领导人却是副书记刘白羽，他才是周扬所信任倚重的力量。

与邵荃麟私交甚好的黄秋耘说，在反右派运动中，邵荃麟起的作用极小，他当时自身难保，因为在整风中间他和夫人葛琴去浙江鼓励大鸣大放，鼓励文艺界给党提意见。张僖说，邵荃麟到杭州，不光发动大家鸣放，自己也带头说了一些鸣放的话，引起浙江省委的不满。有一天，林默涵在党组会上说，浙江省委向中宣部提出，邵荃麟在杭州“点火”的讲话有问题，他告诉郭小川，马上叫邵荃麟回北京。

大概邵荃麟比较缺少党内政治斗争的经验，他身上更多的是坚定不移执行党的指示。邵荃麟是1953年初，从中宣部教育处处长的岗位来到中国文协的。当时丁玲正在汤岗子温泉疗养，这个消息是周扬写信告诉她的。同年《人民文学》七、八月号合刊上，邵荃麟接替茅盾出任主编，10月文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邵荃麟任副主席，并担任新一届党组的副书记。1956年12月，他接替周扬出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这个职务一直持续到1965年8月，接替他的是刘白羽。

邵荃麟比丁玲小两岁，比周扬大两岁，但入党比他们两人都早，他是1926年，周扬是1927年，丁玲则是1932年。他长期在国统区领导党的文化工作，写过文艺理论文章，翻译过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

黎之谈到反右斗争之前对邵荃麟的印象：“他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非常诚恳执著的人。除了工作他似乎没有别的爱好。生活要求简单，据说上班时他的夫人葛琴得把香烟和手绢装到他口袋里。他烟瘾很大，但一讲起话来烟也忘了抽，点上火吸一口就丢到烟缸里，我很为那一支支浪费的‘中华牌’而可惜。面对着作协工作中的复杂情况他不时也流露出忧虑，但他相信以他的正直无私，对党的忠诚，是会把工作作好的。每一次党组会他都作有准备的系统的发言，一丝不苟地处理每一件经手的工作。他的身体那么瘦弱，体不胜衣，我为他的工作精神所感动，也为他的健康担心。”

邵荃麟身体不好，1928年就患过肺病，又坐了三年国民党的监狱。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多次发言，针对着文艺创作中题材单调、人物概念化的倾向，提出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因此被诬为鼓吹写中间人物，先是受到批评，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的批斗，终在1971年含冤而死，终年六十五岁。他女儿邵小琴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关押，夜里肺气肿加重，不停地咳嗽，他抓住同居一室的黄秋耘的手，以微弱的声音说：“你替我想想，这些年来，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党？”

邵荃麟是一个悲剧人物，正直，诚实，忠实于党，却不为“组织”所器重，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而“十七年”间文艺战线的领导工作，就是要敢斗善斗。黄秋耘评价他说：“邵荃麟是一个很正统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也有很多教条主义的东西，但同时呢，他对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那一套东西，也摆脱不了。”“邵荃麟待人处事主张通情达理，要与人为善，不要苛求于别人。”“他主要的一个矛盾，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的良知，和正统的马列主义之间的矛盾。”

当时中国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的几个领导里头，郭小川对林默涵、刘白羽很佩服，觉得他们“是周扬的左右手，是文艺界的干才”，对邵荃麟却“不那么佩服”，觉得他讲话“罗嗦”，“林默涵也常常说他‘好表现’、‘一讲就是几小时’，但对他的大的方面，仍然是相信的。”

小新华

邵华泽：(公元1933～今)，浙江淳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研究生文化程度。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在解放军第二政治干部学校理论教员训练队学习，后任第二军医大学理论教员。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毕业后继续在第二军医大学任教。

1964年后从事新闻工作，历任《解放军报》社编辑、时事政策宣传处副处长、理论处副处长，1981年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1985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89年6月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1992年11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1993年起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晋升为中将军衔。撰有《浅谈一分为二》等论文，著有论文集《生活与哲学》、《历史转变中的思索》等。



邵　华：(公元1938～2008年)，女，原名张少华，毛泽东之子媳，毛岸青之妻，刘思齐同母异父妹妹；湖南常德石门人，出生在延安。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少将。

1966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军衔，并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随父亲陈振亚、母亲张文秋在赴苏联治病疗养途中途经新疆，被盛世才扣留。1942年，他们和在新疆的其他共产党人及其家属一百多人被盛世才投入了监狱，直到1946年下半年才获释回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6月，在党中央的亲自营救一下，敌人被迫无条件释放了这批政治犯，邵华和大家一起回到了延安。从此，她就跟随革命队伍南北转战。从延安到太行山，又从西柏坡到北京。在解放战争的征途上，土改时，她当过宣传员；在太行山区，她扭过秧歌，演过活报剧；在河北平山县，她演过“兄妹开荒”和“血泪仇”；她在马背上、在硝烟中度过了少年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进入中直育英小学学习，相继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1953年以品学兼优的成绩，被保送进师大女附中学习，曾担任过班长和团书。1956考人北京女一中高中部学习。1959年考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转到大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61年再回到北京大学读书。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邵华从小酷爱文学。前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如《卓娜和舒拉的故事》、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进卫军》等等对她影响很大。她还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林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在这些书的熏陶下，她的作文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被当作范文宣读。这些成功，引发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在《少年文艺》上发表，紧接着又在该刊上发表了《节日的夜晚》等作品，邵华因此受到了学校的表扬，这更坚定了她搞创作的信心。高中毕业以后，她选择了学文的道路，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走上工作岗位后她相继发表了一些传记作品，如《刘谦初传》、《陈振亚传》，还有《重读“远望”志更坚》、《爸爸希望我们壮健和进步》、《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两个九十诞辰》、《歌》、《滚烫的回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站在妈妈的塑像前》、《亲爱的妈妈，您好年轻啊》、《秋思》、《无尽的思念》等文学作品。她喜欢写抒情散文，与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人中学语言课本。1984年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0年杨开慧烈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她主编了《娇杨画册》，并与家乡人民一起修复了杨开慧烈士陵园。1993年毛泽东百岁诞辰时，邵华和岸青主编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画卷》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她与薛启亮同志主编了《我们的父辈丛书》，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和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邵华和毛岸青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计二十七册六百多万字，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江苏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五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受到国内外读者的赞许。不久前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风雨情》她担任总监制及文学顾问。

1996年在红军长征六十周年时，她参加了重走长征路的活动。并策划主编了七集电视专题片《女红军女将军风采录》，她还是影视剧《杨开慧》、《寻觅娇杨》的总策划兼文学顾问，为剧本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主编了《娇杨画册》。和毛新宇主编了《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辑录。

1998年12月，出版发行了散文集《红杜鹃》。文学创作是无止境的，今后她将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走下去。邵华兴趣十分广泛，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她尤其热爱摄影，其涉足摄影渊源已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了将与毛泽东在一起的难忘时刻永远留住，她用一台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的老式相机为毛泽东拍照，开始学习摄影和冲晒照片，从此喜欢上摄影，参加工作后，在外出搜集资料和参加活动时，她都随身携带照相机，将工作与摄影紧密结合起来。近几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她以孜孜不倦的精神与超乎寻常的毅力，完成了人作专访、革命旧址、风光风情、纪念活动、舞台、花卉等十几个摄影专题，其作品曾多次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家》、《锦绣中华》、《解放军画报》、《舞蹈》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多次在重大摄影展播活动中获奖。

1998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零五周年，伟大的祖国成立五十周年，首展与出版《我的祖国》摄影集。邵华担任全国第七、八、九界政协委员以来，她每年都要抽出大量的时间深入部队、工厂、农村、学校，到人民群众中公调查访问，了解群众疾苦，倾听人民心声。为政协写出了数十个提案。脚踏实地工作作风和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对于摄影，邵华说自己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经常要出书，因为配照片老是要麻烦别人，不如自己拍吧，这样就逼着自己一步一步走上了摄影的道路。近年来，她拍摄的许多作品被收集成册，先后出版了《菊影》、《荷》、《我的祖国》等作品集，并多次成功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

1995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

2008年6月2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九岁。



邵一之：(公元？～1939年)，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第二○○师第六○○团团长，抗日英烈。

昆仑关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发动的桂南会战中最关键、最惨烈也是最辉煌的一仗。参战的中国军队全体官兵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同仇日寇忾、共御外侮的胜利之歌。它将永彪史册，长留人间并激励每一位炎黄子孙奋勇向前。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虽然全国人民同仇日寇忾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日寇后战场也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使日寇付出了伤亡几十万人的代价，但整个抗日决场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大连、青岛、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相继陷落这些大城市的失陷，意味着从北到南中国所有对外联络的重镇和港口几乎都失去了。这对于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来经援和军援支持对日作战的国家来讲，无疑是灾难性的。此时国民唯一的对外联系只剩下西南方向的水路和滇越铁路。为了彻底断绝中国所有的对外联系，迫使中国投降，从而腾出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日寇大本营决定发动一场旨在功占广西濒海地区进而夺占南宁——西南国际交通线上重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1939年9月，日寇大本营将在中国内地作战的精锐部队第五师团各部，分别调往山东青岛和淄博地区进行了强化登陆作战和山地作战训练。同时日寇台湾旅团也开往广州进行登陆演练。等到这两支部队都已训练完成之后，遂下令以今村均的第五师团和盐田定七的台湾旅团为陆军参战主力，海军第二派遣支舰队和第三联合航空队提供海上和空中支援，由第二十师团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统一指挥，开始了登陆广西的军事行动。

1939年11月15日黎明，在钦州湾外海面四十艘军舰的火力支援下，今村均第五师团的先遣队及川支队两个大队的日寇在空军的支援下，开始强行登陆。由于中国军队对登陆地点判断错误，再加上军队调动仓促和火力、单兵素质诸多原因所致，到当日傍晚滩头阵地就全部失守，只能退守防城县。但日寇丝毫不给中国军队以喘息之机，步步紧逼。11月16日防城又失，11月17日钦县也落日寇手，紧接着日寇大部队成三路长驱直入，直逼广重镇南宁，进抵邕江南岸。虽然中国军队一三五师紧急赶来阻击，但日寇还是于11月24日渡过邕江，一三五师腹背受日寇，被迫从南宁推出。日寇攻克南宁之后，切断了桂越公路，并以南宁为航空兵基地，轰炸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上的各处险关要隘。如果再攻占了昆仑关，形势对中国军队将是灾难性的。

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一百公里处，地形复杂，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山峰林立、制高点多、易守难攻，是大西南交通线邕宾公路上的重要关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寇攻占昆仑关后即可北上攻击广西重镇柳州、桂林，切断湘桂铁路，进入中国腹地湖南，威胁正在孤军奋战又事关全局的由薛岳将军指挥的长沙守军。12月4日昆仑关陷落。

桂南抗战形势万分危急，蒋中正和国民军事委员会决定动用战略预备队发动反击。桂林行营主任、国民军中人称“小诸葛”的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奉蒋中正严令，星夜由重庆赶回广西，在迁江组织前方指挥所直接部署对日作战。昆仑关失守之后，为了制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扭转战局，白崇禧制定作战计划的关键就是必须迅速攻克昆仑关。鉴于几次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对日寇实力的客观评价，白崇禧向蒋中正请求动用国民军第一王牌、机械化第五军担任主攻。大日寇当前，情势所逼，蒋中正也只能爽快地把自己的“心爱亲军”交给以前多次和李宗仁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的白崇禧指挥了。

根据作战计划，桂南反攻部队共分三路。东路军由第二十六集团军蔡廷锴将军指挥，西路军由第十六集团军夏威将军指挥，北路军由第三十八集团军徐庭瑶将军指挥。第三十八集团军下辖昆仑关主攻部队杜幸明的第五军、李延年的第二军、甘丽初的第六军、傅钟芳的第九十九军、姚纯的第三十六军的第四十六师、新编第三十三师。

第五军是国民军队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全军有七万一千余人，足抵得上几个杂牌军的总人数。军长杜幸明，参谋长黄翔，副军长郑洞国，第二○○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邱清泉、副师长廖耀湘，荣誉第一师师长由副军长郑洞国兼任。荣誉师的官兵都是由伤愈归队的老兵组成，经验丰富，战斗力尤强。除去三个主力师之外，还有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军直属团队在编。讲到装备，第五军更是首屈一指了，拥有苏制T～26坦克八十余辆，德制“豪须”装甲车一百辆，美制福特卡车四百多辆，摩托车四十多辆。军属重炮团拥有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二十四门，各师也都有山炮、野炮。会战之前，第五军各部分驻湘、桂两省各处。徐庭瑶任北路军总指挥伊始，就急令杜聿明军长迅速把各部队向战区收拢集合待命，并首先派出兵力向南宁方向挺进，务必阻日寇北犯，以掩护军主力集结南下。此时南宁已经陷落，乘汽车急往南宁阻日寇的二○○师第六○○团在南宁郊区与日寇遭遇。日寇在优势火炮、空军的掩护下猖狂北犯。第六○○团的将士在团长邵一之的带领下，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最后邵一之团长、吴其升副团长以身殉国，副团长文模身负重伤，全团伤亡惨重，但也有力地迟滞了日寇的北犯速度，保证第五军各部队于12月10日集结完毕。

1939年12月15日，桂林行营发布第一号作战命令。次日徐庭瑶将军亲往杜聿明军长的指挥所具体部署攻击昆仑关的任务。杜聿明将军在宣读完第一号作战命令之后，又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向与会者讲了当前的日寇我态势。此次侵占南宁及昆仑关地区的是日寇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其中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所辖的第二十一、第四十二两个联队(团建制)六千余人防守昆仑关及附近九塘、八塘等要地。第五师团一直是日寇侵华的“急先锋”，先后参加了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许多重大战役，尤其是第二十一旅团的官佐士兵，大部分都是日本山口县人。此地历史上即为武士多出之地，武士道精神盛行，秉性凶狠残暴，是第五师团中坚力量。而我方此次会战也动用了战略预备队十五万人，飞机一百余架。其中蔡廷锴将军和夏威将军的东西两路主要配合第三十八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在外围展开袭扰、破坏、阻击、监视。第五军主攻昆仑关部队为荣誉第一师、第二○○师和军属重炮团，战车团、工兵团配合作战，由杜聿明军长亲自指挥。新编第二十二师为右翼迂回支队，绕过昆仑关走小路，进占五塘、六塘，切断昆仑关日寇与南宁的联系。第第二○○师副师长彭壁生指挥的两个补充团编为左翼迂回部队，向八塘作大迂回后占领七塘和八塘，从昆仑关背后展开攻击，策应正面主攻部队。其它部队都按预定计划行动。

1939年12月15日凌晨，第五军重炮团的二十四门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和各师属炮兵的山炮、野炮、迫击炮开始猛烈炮击昆仑关日寇阵地。霎那间硝烟四起，火光冲天，日寇炮火被压制住了。日寇飞机的低空扫射也因第五军高炮部队的还击而收效甚微。炮火准备之后，荣誉第一师一团官兵在团长吴啸亚上校的带领下，怀着“驱除楼寇、复我中华”的杀日寇热情冲向日寇阵，顺利攻占仙女山，入夜之后连续奋战又攻占了老毛岭、万福村。而441高地上的日寇凭着居高临下面对昆仑关西北关口的有利地形，用山炮、掷弹筒和密集的步兵武器疯狂地向一团轰击扫射。不攻克411高地就无法夺取昆仑关。攻击部队在火炮、机枪和战车的掩护下，与日寇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杜聿明将军在战后为牺牲烈士撰写的碑文中生动地记录了当时血战的情形，“当其猛烈争夺之际，日寇则配合空军强行增援，负隅顽抗，无懈可击，我则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不辞攀跻之艰，不畏壁垒市固，炮火交炽于山林，血肉横飞于林麓。攻坚之苦、牺牲之烈，殆兴军以来所罕有。而攻坚克险，实开抗战之先河。”经过一团将士的浴血奋战，终攻克441高地。二团在团长汪波的率领下也攻占了罗塘高地。邱清泉的第二十二师从12月17日开始，向右侧击成功，12月19日进入六塘、鸡鸣山一线，旋即攻占了五塘、六塘，破坏了公路和桥梁。梁汉明的第九十二师攻占了七塘、八塘，第二○○师也从左翼迂回成功。至此，从五塘到昆仑关约三十公里狭长地域之日寇均被我聚歼和包围。第二○○师的五九八团在团长高吉人的指挥下，攻占了652、600高地。第五九九团在团长柳树人的指挥下，由装甲兵的多辆战车配合作战，苏制T～26坦克的四十五毫米火炮以直瞄方式迅速消灭了日寇许多火力点，步兵紧随坦克冲锋。经过激战，终于夺回了昆仑关。

日寇见昆仑关失手，大为震惊，立即出动大批飞机、火炮掩护新锐的预备队兵力发动反攻，未等中国军队喘过气来又重新夺回昆仑关。此后日寇我双方都在各个要点和制高点处展开激战，阵地几易其手，但总的局势向我处好转。第五师团长今村均看到情势紧急，下令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亲率两个大队前往增援。当日10:00，日寇将五塘夺回，而守军第六十五团稍加退却，旋即收缩集中兵力，奋战到下午又收复五塘。但日寇趁占领五糖的时机，向昆仑关内急输了一千余名援军，增加了我军再次夺回的困难。

左翼迂回支队占领七塘和八塘以后，将日寇的退路切断，而赶来增援之日寇在八塘附近又陷入了第五军的反包围之中经过第五军的连续打击，日寇溃不成军、损失惨重，残兵败将攀山越岭落荒而逃，所乘汽车则被第五军军属炮兵悉数报销。

正在日寇第二十一旅团与第五军激战之时，在南宁后方维护交通线和警戒任务的台湾旅团长盐田定七少将又来“主动”支援，以其部第一联队赶至五塘增援，伺机反攻六塘。形势变得骤然紧张邱清泉师长命令刘建章团死守五、六塘之间，并有计划地诱日寇深入。当日下午，熊笑三团与日寇另一路援军发生激战。入夜之后，不甘失败的日寇又动用坦克和装甲车掩护步兵再攻六塘邱清泉一方面急令所部工兵破坏公路桥梁，阻日寇机械化部队前进，另一方面则亲率部队向突出部之日寇发动反击，并成功地击毁日寇坦克数辆。在新编第二十二师各个团的猛烈攻击下，日寇纷纷离开公路、据点向山区逃窜。

由于战局日益激烈紧张，日寇抵抗又非常顽强，昆仑关仍未攻下，蒋中正非常恼火，严令前线指挥官三天之内如若还不能攻克，则军法从事。白崇禧在徐庭瑶的陪同下再次来到第五军前指，检查督导作战。他首先表扬了部队第一阶段的战绩，但也指出了战前对日寇情侦察不明、用兵分散、火力不够集中、对包围之日寇不能迅速消灭等问题。杜军长也提出了补救改进措施，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火器，重点打击，彻底切断日寇军与南宁方向的联系，争取尽快消灭当面之日寇。

12月24日拂晓，按照新的作战部署，荣誉第一师集中主力兵员和火器向前一天得而复失的昆仑关前的重要据点——罗塘再次发动猛攻。激战到下午4:00，再次攻克罗塘。而该部郑廷笈团则在攻占九塘的作战中击毙了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据战后缴获的日寇记录，12月24日下午，中村正雄亲自到九塘督战，并在一片大草地上召集官兵训话。正在这时，荣誉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郑庭笠在用望远镜观察日寇情，发现大草地上的日寇正在列队集合，遂下令第一营从刚夺占的高地上用迫击炮、重机枪猛烈攻击日寇，予日寇以重大杀伤。中村正雄腹部中弹，伤势严重。而傍晚日寇军医正给中村正雄做手术时，一颗炮弹又恰好击中了权作手术室的草房，炸得一片狼藉。手术到晚上8:00多才“凑合”做完，但第二天凌晨5:00，这位不可一世、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钢军”少将就“魂归”东洋大海了。

经过郑廷笈团全体官兵的奋战，我军又二次夺回昆仑关日本鬼子在短暂的退缩收拢集中了剩余部队后，又发动了更加凶猛的反击。由于郑廷笈团攻上昆仑关已近精疲力尽，且兵力.损失大半，工事又非常残破，所以昆仑关再度易手。但日寇外来援军之路已被我彻底切断，日寇也只能负隅顽抗了，每天的弹药给养仅凭几架飞机空投，许多士兵只能以野果充饥。

昆仑关两得两失，徐庭瑶和杜聿明仔细研究了其中的原因。日寇在关口四周的高地上布置了各种轻重火器，能对进攻关口的我军形成交叉火力威胁，如果不彻底消灭这些火力点.即使再攻克，也站不住脚。因此杜军长决定加强兵力火器，先拔去这些眼中钉。他将各个任务“分片包干”给一线各团队，同时命令军参谋长黄翔用电话向各团下达了限期攻占的任务。

12月25日凌晨.根据最新作战部署，第五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关血战。荣誉第一师团在团长汪波的带领下，冒着日寇军的枪林弹雨，以神勇的作战行动，再克罗塘高地。杜聿明传令嘉奖官兵。汪团再接再厉又向老毛岭和441高地发起猛攻。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汪波团终于又攻占了441高地，并彻底消灭了所有的守日寇，牢固地守住了新攻占的要点。

第第二○○师五九八团在高吉人团长的指挥下两次攻克同兴堡，最后坚守住了。第六○○团也在新团长刘少峰的指挥下拿下600高地。团队进攻也基本顺利。到日暮时分，日寇在昆仑关右侧的高地又全部被第五军收复，但第五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战局发展到这步，能否攻下昆仑关的关键就在于界首高地的得失了。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东北，地势险要，悬崖峭壁，是日寇保卫关口的最重要屏障，几次强攻均未拿下，而主攻部队第二○○师伤亡很大。杜幸明遂令郑洞国派其所部三团加强给第二○○师，戴安澜全权指挥。戴安澜师长得到增援后，连夜发动进功。再日寇叉火力的打击下，伤亡仍然很大，多次组织敢死队爆破手抵近日寇工事投弹爆破，均无显效。激战到午夜12:00，该团九个步兵连长已有七位伤亡，连郑庭笈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但全军上下斗志愈旺，决心不计代价，誓死攻下界首。天刚破晓，军属炮兵便开始用重炮轰击，各攻击部队也隐蔽接十冲地点，我军炮火开始延伸射击，各部队马上发起冲击。阵地上杀生震天、战旗招展，军官和士兵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日寇也困兽犹斗、拼死抵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但无论在兵力，火器还是官兵士气上，此时此刻第五军都胜日寇一筹。又经过三小时的激战，界首高地终被我军攻破，士兵在山顶燃起胜利的火焰，向第五军前指报捷，全军上下一片欢呼。

由于界首落入第五军之手，日寇只能龟缩在关内和附近几个小高地上。第五军乘胜追击，对昆仑关发动总攻。邱清泉师的邓军林团一马当先，第三次攻入昆仑关。随后大部队蜂拥而入，很快扫清残日寇。到12月31日，昆仑关所有残余日寇都被消灭干净，昆仑关被第五军完全收复。与此同时，昆仑关附近几个小高地上的残日寇也被消灭，昆仑关战役胜利结束。

昆仑关战役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取得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战绩辉煌的战役之一，也是中国机械化部队在正面战场上第一次与日寇精锐部队的大交战，意义非凡。

根据日方及我方的统计：日寇第二十一旅团官兵被击毙四千余人，伤者大大高于此数，被俘一百零二人，旅团长中村正雄、第四十二联队联队长板田园一、第二十一联队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及各联队的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大队长均丧命。第五军缴获山炮十门，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八十挺，步枪两千余支，战马七十九匹，还有大量的弹药、粮袜及各种军需品。一向骄横看不起中国军队的日寇战后也不得不承认：在此地带之上(指昆仑关)，蒋军比任何方面都空前英勇，值得我军表示敬意。

当然，为了消灭凶残的日寇，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不算牵制、警戒及防守重要交通线、据点的各路参战部队的损失，仅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五军就伤亡两万余人(牺牲五千五百人、负伤及失踪一万五千余人，其中主攻部队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全师一万三千人，仅剩七百余人！主攻尖刀荣誉第一师一团一营一连仅剩四人！)。为了缅怀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在徐庭瑶将军的积极赞同和帮助下，在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陆军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牌”，杜聿明将军亲笔用楷书写了长达四百余字的碑文，当时蒋中正、何应钦、徐庭瑶等也题词纪念！

昆仑关之战缴获的各种日寇战利品，包括火炮、枪枝、弹药、军旗、军服和日寇个人的护身符、家信和战场照片及统计图片等，先后在柳州、桂林、全州等地展出，轰动一时，极大地振奋了国人抗战必胜的决心。

昆仑关战役的胜利，不仅是第五军及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战区及大后方百姓的大力协助的胜利。为了支援作战，先后有六万余名青壮劳力和大批畜力和车辆投入支前活动，运送军粮一百余万公斤，弹药无数，运送伤员上万人次。时近隆冬，为抗日将士御寒，仅生姜就送去五千多公斤，更有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和数量不菲的慰问金。并架通信线杆一万多根，修通道路几百公里。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同仇日寇汽、共赴国难的伟大民族精神。



邵百昌：(公元1898～1981年)，湖北黄冈人。著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江苏省江阴要塞炮兵司令。

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入鄂军。

1928年在汉阳兵工厂任职，后留学奥地利，学习炮兵。

1933年回国后历任陆军炮校教育长、江宁要塞司令等。

抗战时期，任第四战区炮兵指挥官、吴淞要塞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炮兵指挥官、第九战区炮兵指挥官、远征军炮兵指挥官等。抗战胜利后，任军训部炮兵监、吴凇要塞司令、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炮兵指挥官。

1949年逃往台湾，曾任台湾省“国防部”顾问等职。

1981年4月在台北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邵子钧：(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工程学院院长，工程大学校长。

邵开岭：(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福建基地副司令员。

邵国培：(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海军航空学院副政治委员。

邵振华：(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邵维正：(生卒年待考)，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后勤指挥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