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国学概论第一：孔子与六经（1）附引文

华毅

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古代学术思想，当有研讨之价值。然夷考旧文，茫昧无稽；虽有美盛，未可苟信。当孔子时，夏、殷之礼，已为无徵。《论语·八侑》：“子曰：‘夏礼我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我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我能徵之矣。’”

当孟子时，成周典籍，亦复不传。

《孟子·万章》：“北宫錡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荀卿有“文灭节绝”之叹。

《荀子·非相》：“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韩非有“非愚则诬”之讥。

《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故言古者不可不慎。余于此编，盖将略而弗论，论其可知者，自孔子始。然于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自孔子以来二千四百年，学者言孔子必及六经，治六经者亦必及孔子。则六经之内容，及孔子与六经之关系，终不可不一先论也。

今言六经，略分三部：一易、春秋；二诗、书；三礼、乐。分条述之如次：
一
易春秋

易之为书，本于八卦。八卦之用，盖为古代之文字。

《易纬·乾鑿度》：︱︱︱古文天字，￤￤￤古地字，︱︱￤古风字，︱￤￤古山
字，￤︱￤古水字，︱￤︱古火字，￤￤︱古雷字，￤︱︱古泽字。
（此处请大家将头向左肩旋转90度角，：P，因为不会录入八卦）


因而重之，犹如文字之有会意。

如“︱￤￤￤︱￤”为山下有泉，“￤︱︱︱￤︱”为泽中有火之类。

引而伸之，犹如文字之有假借。

如“￤￤︱”本为雷，后以龙亦潜伏，时时飞升，且雷动龙现，二者相因，故“￤￤︱”亦以象龙。“︱︱￤”本为风，而风动树摇，亦如雷龙之例，故“︱︱￤”
亦以象树。如是推衍，义象遂广。

卜筮如拆字。

八卦之兴，本在游牧之世。今设推想，有一队牧人，远出游牧，路经山野，其地旱崅que四声，遍觅水泉，得之山上。方此牧人将次他去，顾念同族后队，接踵便至，乃

于山下显处，作一记号“￤︱︱︱￤￤”，山上有泽；或“￤︱￤︱￤￤”，山上有泉；则后队到此，便知水在山上，径自攀登。而其时民智浅陋，彼见次卦象可以告我以外物，以谓必有类我而神明者主之，而敬畏之心渐起。循而久之，牧队将发，戏为占问，如得“￤︱￤￤￤︱”卦，则谓外出不利，雷雨将至。如得“￤︱︱￤￤￤”卦，则谓水草丰美，尽利前往。后人以拆字验吉凶，即占卦之变相。敬惜字纸，虔事符箓，则先民以八卦为神物之遗意也。

繫辞如籤诗。

朱子《答吕伯恭书》：“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有本甚平易浅近，而今传注误为高深微妙之说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则吉；田获三狐，田获三品，只是卜田则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觐则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则吉；利用为依迁国，只是卜迁国则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则吉之类。”

《朱子语类》：“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辞如籤辞。孔子之易，纯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

周易起于殷、周之际，明周家之有天下，盖由天命。

《易·繫辞下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王应麟《困学纪闻》：阮逸云：“易著人事，皆举商、周。帝乙归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于岐山，周事也。”顾炎武《日知录》：“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事言之。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本义：‘我者，文王自我也。’”

《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灼祭，实受其福。”《汉书·郊祀志》引此，师古注：“东邻谓商纣也，西邻谓周文王也。”郑康成《坊记》注亦云：“东邻谓纣国中，西邻谓文王国中。”

易之内容，其实如斯。孔子言易，见于论语。

《日知录》：“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在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今按：五十以学易，古论作“易”，鲁论作“亦”，连下续。比观文义，鲁论为胜。则孔子无五十学易之说也。顾氏谓孔子平日不言易是也，而曰其言诗、书、执礼皆言易，则不得其意而强说之也。(断句错误引发如此大问题！)

因人之无恒而叹其不占，与南人之言同类并举，亦博弈犹贤之意，非韦编三绝之说也。至十翼不出孔子，前人辩者已多，则易与孔子无涉也。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马端临《文献通考》：“欧阳公《童子问》上下卷，专言繫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

陈振孙《书录解题》：“赵汝谈《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书无传。”

《晋书·束皙传》：“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冢，得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姚际恒曰：“魏文侯最好古，魏冢无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姚有《易传通论》，今亦无传。

崔述《洙泗考信录》：“易传必非孔子所作，汲郡冢中，周易上下篇无彖、象、文言、繫辞。魏文侯师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孔子无疑。又按：

《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彼处为宜。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论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彖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书述之，不得谓曾子所自言。既采曾子语，必曾子已后人所为。”

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之出孔子，自来无异议。然谓孔子春秋一依旧史，无所变改乎？则“伯于阳”之不革，何以逃“遵乖习讹”之讥？《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

谓修辞正名，俱有深意乎？则五石六鶂之先后，亦难免“穷乡曲学”之诮。

《春秋谷梁传》：“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是月，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

《日知录》：“公、谷而传，相传受之子夏。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辨，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不少。且如陨石于宋五，六鶂退飞过宋都，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鶂六，而夫子改之六鶂也。《谷梁》：‘后数散辞也，先数聚辞也。’，‘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辞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聚辞乎？‘初九潜龙’，后九也。‘九二见龙’，先九也。世未有为之说者也。‘石无知故日之。’然则梁山崩不日，何也？‘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则有鸜qu二声鵒yu四声(八哥)来巢不月，何也？”

若谓仅事记录，不异诸史，则孔子不如丘明。

桓谭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

若谓文主褒贬，义踰袞钺，则南、董贤于仲尼。

《史通·惑经》：“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羊舌肸xi四声为春秋时晋国大夫)习于春秋。’至于董孤书法而不隐，南史执简而累进。又甯殖(ning四声
甯殖，人名)出君而卒，自忧名在策书。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

廻护层出，疑难蜂起。三传纷纭，未有定是。所以知几发愤，有“未喻”、“虚美”之惑。刘知几《史通·惑经》说《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

介甫惩臆，有“断烂朝报”之喻。

王安石诋《春秋》曰：“此断烂朝报也。”见周麟之《春秋经解跋》。今按：朝报譬今之政府公报也。楚虽称王，而春秋书之曰“子”。实晋侯召王，而曰“天王狩于河阳”。凡此之例，正与今之政府公报合符。荆公之语，诚为有见。然自是孔子正名复礼精神之所托。故曰：“寄一王之法。”、“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说如此。

惟范宁持平，同讥三传。然谓据理通经，不能因经显理，则借后儒之理，以说先圣之经，固无赖乎有经也。

范宁《春秋谷梁传序》：“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谷梁以衡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劝。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礼，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据理以通经乎？”

章绛抉实，等贯经、史。然谓经有丘明，传有仲尼，则攘左氏之贤，以成孔子之圣，亦乌在其为圣耶？

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经史自为部，始晋荀勗。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

董仲舒说《春秋》，以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叙其书，亦曰：‘协厥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俟后世圣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汉书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民，赞篇章。’其自美何以异春秋？春秋有义例，其文微婉，迁、固亦非无义例也。迁、陈寿微婉志晦之辞尤多。太山、梁父，崇卑虽异哉，其类一矣。”又《检论·春秋故言》：“司马光造《资治通鉴》，先为目录，括囊大典。经何嫌有丘明，传何嫌有仲尼邪？令传非仲尼、丘明同著，即春秋为直据鲁史无所考正之书，内多忌讳，外承赴告，以蔽实录，《史通·惑经》之难，虽百大儒无以解也。”谓孔、左同时作述，强造奇论，岂欲为百外大儒，为刘子玄作解人耶？

今称情而论，则春秋诚有功于文献，

《国故论衡·原理》：“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阙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故荒忽如草昧。”今按：如章说，孔子《春秋》，为史记编年之祖，其功一也。转官史为民间史，开平民舆论之自由，故曰：“春秋者，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功二也。又会国别为通史，尊王攘夷，主联诸夏以抗外患，故曰：“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以民族观念，发为大一统之理想，功三也。然时移世异，迹者非其所以迹，春秋乃仅为古史之椎轮大辂。舍后世三传之纷纷，则孔子春秋之精神，亦若是而止耳。

而粗略简陋，殆不胜后儒之尊美也。

《日知录》：“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髠顽、楚子麇、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缀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顾氏此论，可以折诸家之平。

汉书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以知微。”二书一言天道，一言人事，治孔学者尤乐道。

《四库提要》：“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

故说经之有门户，自三传始。而图书之辩，于后为烈。迷山雾海，使学者惶惑沉溺于其中，更不知孔学之真相，则经生儒者之过也。毛奇龄《西河集》：“《大易》、《春秋》，迷山雾海，自两汉迄今，历二千余年，皆臆猜卜度，如说梦话，何时得白？”此言良是。然清儒治经，于《易》、《春秋》二书，竟亦不出迷山雾海之外，良可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