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国学概论第十：最近期之学术思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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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尝论之，自清季以还，外侮日逼，国人之不自安而思变以图存者亦日切。至于最近之十余年，则凡文字、学术思想、家国社会伦常自用，无一不有急激求变之意。而独有一迟迴瞻顾而不忍变者，则吾民族文化之自信是已。盖吾国自古以来，常以一族孤立，独创其文化；而外族之环我而居者，其文化程度皆下我远甚。虽亦屡受外患之侵凌，而屈于武力者，常伸于文教，曾不足以摇撼吾文化之自信于万一也。其间惟印度佛教之来，若足以与我固有文化相抗衡，而转移吾人之视听。然歆其说者，不必畏其力，犹得有从容承受消化之余地。吾族所遇劲敌，固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彼一方盛炫其声明文物之光昌美盛，若诚有胜于吾历古相传之所自夸而自满者；而一方又肆其暴噬恶攫之能事，使吾望之而深畏焉，思之而有余憾焉，若又感其与吾历古相传之所自夸而自足者，为根本不相入焉。于是当吾民族消沉、国家危亡之秋，徘徊瞻顾，以歆以惜。吾历古相传之文化，为吾先民之所郑重宝爱以相授受者，固犹有可以兴国而保种之效乎？抑将沉沦不复，求自存于天地之间者，惟舍此而他图乎？又彼之为我所既歆羡焉而且畏憾之者，固与吾之所固有，为若是之不同类乎？固犹有承受消化以转为吾物之地乎？凡此皆最近学者困心衡虑所日夜以讲、纷纭而争者，亦固吾民族自所迷惘不安，朝夕在念，以求一切实之解决者也。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其明昧得失有所不同，而其归宿于救国保种之意则一也。然而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复因此而对其国种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而惟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夫至对于国种生不甚爱惜之念与深恶痛疾之意，而惟求一变以为快，则其救国保种之热忱既失，而所以为变者，亦不可问矣。


“三民主义”之精神，始终在于救国，而尤以“民族主义”为之纲领。民权、民生，皆为吾中华民族而言。使民族精神既失，则民权、民生，皆无可附丽以自存。所谓民有、民治、民享者，亦惟为吾民族自身而要求，亦惟在吾民族自身之努力。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则一切无可言者。此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不可不深切认明者也。其于中山学说为透辟的发挥者，有戴季陶氏。戴氏极言中国国民自信力之消失，人的意义与做人的根本之忘却，而谓“三民主义”之原始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信力。惟有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然后可以复兴中国之民族。亦惟中国文化之复兴，然后世界人类才能得真正的和平。戴氏又谓今中国文化之乱源，静的方面，在于物质文明之不兴；动的方面，在于道德之堕落。故求达三民主义之目的，第一在恢复民族的道德，第二在努力学西洋的科学。而民族的结合，则有赖于一种意识的力量与信仰，而不能单靠理智。至于最近数年间思想知识界之成绩，只是不明确的精神、物质之争，无气力的东、西洋哲学之辨，盲目的守旧，失心的趋新而已。此戴氏持论之大旨也。今者北伐告成，全国统一，军事将次结束，政治渐入轨道。学术思想，重入光明之途。则戴氏所论，其将为今后之南针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