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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海南博鳌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提到钱氏家训中的一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温总理说这与孙中山先生常引用的“大道直行，天下为公”是同一个道理。
钱氏家训源于武肃王钱鏐。钱鏐,杭州临安人,晚唐时以军功任杭州刺史,受驻润州的镇海军节度使周宝节制。周宝死后，公元893年,唐廷升任钱鏐为镇海军节度使、浙西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可节制润、常、苏、湖、睦、杭六州镇海军部队，并掌控江南漕运，钱鏐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几年后董昌见唐廷衰弱，在越州(注:今绍兴)叛唐称帝,并封曾是其下属的钱鏐为两浙都指挥使，钱鏐不受，并致书相劝：“与其闭门作天子,使九族百姓受涂炭;不如开门为节度,俾子孙富贵无忧。”董昌不肯听劝,钱鏐奉御旨出兵,扫平了越州，董昌被俘后押解途中投水身亡。896年,朝廷又命钱鏐兼任镇东军节度使、越州刺史,所辖共达十几个州,范围为今苏南、上海、浙江等地。
钱鏐出身贫寒农家,了解农民的疾苦,也深知水利对赋税的重要。当时太湖流域旱涝灾害频繁,他掌管这一地区后,“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中国史稿》称其“疏通河渠,修筑堤堰,使太湖水系既可以蓄水灌溉,又不致积涝成灾”。在钱塘江流域也同样，“武义筑长安堰，溉田万余顷；在鄞县东钱湖周围八十里筑塘，灌田五千顷；在越州鉴湖周围五十八里筑堤，可溉田九千余顷。”由此“东南水土长生，常赋无亏，岁获屡登，民亦奠业”。江浙成为鱼米之乡，苏杭也始被誉为“天堂”。
历代曾多次在钱塘江边建堤,想挡住潮水保护农田,但均未成功。钱鏐为有效地挡住举世罕见的钱江大潮,组织了大批人工,乘退潮时在江边准备建堤处挖出烂泥,放入长长的竹笼,往里面塞满石块,两边以几米长的粗木桩密集地并排打入,夹紧竹笼使其固定,上面再用石块筑起大堤,堤前建有多排幌柱减轻潮水冲击，有史以来第一次制服了钱塘江潮，此工程堪称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壮举。文天祥赞钱鏐:“筑塘射潮,非止一时之保安,实有千年之功德。”钱鏐修水利之事史书记载颇多,民间传其为“海龙王”，清代雍正敕封其“宁民显佑浙海之神”，于海宁建海神庙供奉。至今国内外仍有学者专门研究其事，近年来出版的《太湖水利技术史》、《中国水利史稿》、《中国农田水利史》等著作中,均有章节记述。
907年,朱温灭唐建梁,为拉拢钱鏐,封其为"吴越王",后改"吴越国王"，吴越成为五代时期十国之一。
五代十国期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破碎、战争最酷烈的年代,占据中原立国的五个王朝,皇帝象走马灯似变换,朝代更替频繁,
维持时间较长的后梁不过十几年,短命的后汉仅四年;而十国(如加上契丹、南诏、勃海、于阗、东丹、大理等实际上远不止十国)当权者大都称王称帝,割据一方,互相攻伐,你争我夺。受害最深的是百姓,或被逼当兵,死于战火;或田桑抛荒,亡命他乡。再加上水旱虫雹等天灾,往往赤地千里,人烟断绝;甚至出现“人相食”,“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之惨况。
在此兵荒马乱之年,钱鏐采用守土息兵、保境安民之策,在吴越境内鼓励农耕,大力发展经济。《隋唐五代史纲》记载他发展蚕桑、丝绸、茶叶、棉麻、纺织、煮盐、开矿、烧瓷器等,由此境内繁富。苏东坡所书《表忠观记》中称:“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天下”。吴越国还利用其江海之便开展贸易,航线不但到达山东、辽宁、广东,
还远抵朝韩、日本、印度、伊朗。日本《本朝文粹》中记载与吴越王多次互托国书礼物,《朝鲜史略》中载有吴越王曾以宗主国君王身份遣使致书,劝臣属的高丽、百济休战和好，体现了中华传统和为贵的思想。《新五代史》称吴越王“遣使册新罗、勃海王;海中诸国,皆拜封其君长”。
在古代，“中国”指的是地处华夏中部的中央朝廷,五代时也一样，因中原朝廷变换频繁，周边十国所称的中国相继为梁唐晋汉周和承于后周的赵宋。吴越等国使者把对中原朝廷的“中国”之称也带到了海外,随着宋朝的逐步统一,“中国”的范围逐步扩大,海外各国依旧（在非正式外交场合中）称大宋为“中国”,并在以后的朝代变换中仍把这一称呼保持下来，从此对我国以“中国”称之在宋元以后外国书籍中常见。辛亥革命后，我们自己才以此作为国名(注:笔者一己浅见,在此抛砖引玉)。
经济繁荣也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原世界公认最早的石刻天文图在苏州,刻于十三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后相继在吴越国王室的四个墓葬考古中发现有石刻天文图,刻于十世纪前后,位置准确,内容丰富,有三十多个星座,两百多颗星,在天文学界引起轰动。吴越的建筑技术非凡,杭州的保俶塔、六和塔、白塔，上海龙华塔，苏州虎丘塔,及上世纪倒塌的原雷峰塔等,都是吴越国时所建，著名的建塔大师喻皓即吴越人。前几年雷峰塔地宫中出土的越罗、铅玻璃葫芦瓶和藏瘗“佛螺髻发”的金涂塔（阿育王塔）都代表了五代时期最高的工艺水平。杭州原本并不很繁华,钱鏐从接管杭州起,便发展经济、促进商贸，并大兴土木,建造城池和楼台亭阁,将杭州建成了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国际性大都市,所以后来南宋选其建都,南宋的宫城就是在吴越宫城基础上扩建的,近代专家学者均认为钱鏐是杭州城的缔造者。
钱鏐为政较宽仁,诗僧贯休因钱鏐提出要改其诗中两个字而大发脾气,拂袖而去,钱鏐并不怪罪,命人仍按原诗刻于石上。罗隐在诗中讥讽他税赋苛刻,他立即减免。904年大雪厚积,民舍多有倒塌,钱鏐下令赈济。929年,洪水成灾,钱鏐发军粮三十万斛以救灾民。下属称有野象入境,他命其圈养。
钱鏐的诗作很有气魄,如:“志若不移山可改,何愁青史不书功”,“传于龙王与水府,且借钱塘做钱城”。他常与罗隐等吟诗唱和,罗隐病重时,他登门探望,在其壁上题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
书法亦颇有功力,黄庭坚极为推崇,浙江省博物馆存其遗墨。
钱鏐始终期待祖国统一,坚拒称帝,史载吴越在十国中向中原王朝进贡最勤。欧阳修称:“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当然吴越也借机开展贸易,在中原销售吴越的茶叶、丝绸、瓷器等。越窑的瓷器名扬四海,尤其是秘瓷专供皇室使用，钱鏐之母墓中出土的瓷器曾与“金缕玉衣”一起赴海外巡展,引起轰动。
有术士劝钱鏐填平西湖扩大城池，称如此可有国千年，钱鏐虑及民间蓄水灌溉，回绝道：祚无千载，有国百年足矣，百年之内岂无真人？他期盼出“真人”来统一江山。后唐三年，钱鏐临终前告戒后人:“善事中国,勿废臣礼”,“如真人出,当顺之”，去世后谥号武肃。赵宋王朝在统一战争中，视吴越为最重要的盟国，吴越多次出兵助赵宋平江南。978年,钱俶纳土归宋,献所辖一军十三州八十六县,促成了大宋的统一,吴越是十国中唯一不经战争而归顺的。近年重建的新雷峰塔里，有吴越王钱俶去国归宋，众百姓欢庆江山一统的大型壁画。
五代战乱使原唐朝辽阔疆土大量沦丧,赵宋的重新统一尽管疆域远不如汉唐，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仍意义重大，华夏神州从此再未出现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历代有识之士均对吴越王的功德赞赏有加，岳飞颂为“恒文是匹”、“圣贤豪杰”，将其比作春秋时代的齐恒公、晋文公，文天祥称其“百世楷模”，乾隆诗赞“固足表千秋”。还有范仲淹、韩世忠、米芾、黄庭坚、王十朋、朱熹、陆游、朱元璋、刘伯温、康熙等人都曾有称颂之词。
宋熙宁十年,“铁面御史”赵忭在江浙一带赈灾时,了解到民间深切怀念前朝吴越王的功德,经奏请朝廷,奉旨在杭州妙因山下建祠竖碑祭祀表彰,苏东坡书写碑文,赞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费,其有德于斯民甚厚”。元初兵乱观毁,明嘉靖年于西湖边重建,此后屡毁屡建。
2003年10月，西湖畔钱王祠重修竣工后,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前往参观,他对吴越国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国策非常赞赏。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曾在文章中称钱王为:“公元十世纪民族大英雄”。
钱氏家族将钱鏐奉为近祖一世,钱氏家训是后人将他对家人的要求、教诲和训戒整理编成。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部分，以骈文形式写成。许多内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如：“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读经传则根底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恤寡衿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遵武肃王教诲，钱氏家族办的义庄、义学较多。钱姓人口数量仅排在九十几位，但知识界名人较多，如无锡市统计竟远居他姓之首占第一位。国内外都有学者专门对此现象作研究，美国曾有专家以此作课题来华调研，周总理安排钱伟长接待，调研结论认为功归钱氏家族兴办的义庄义学。笔者之父幼年时父丧于日寇枪下，房产被烧光，孤儿寡母极度贫困，幸得宗亲救难、祠堂助学，才得以生存并读书受教。
近年来杭州多次在“钱王祠”举办了隆重的祭祀钱王活动，表达了对这位先贤的尊重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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