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言
余幼观史书，知满清入关凡二百余年来，“反清复明”之理念于民间自顺治延及宣统犹无平息。自清兵入关，诸如南方天地会（或曰“洪门”）、北方白莲教、广东红花会、山东义和拳，各类持“反清”名目者形形色色，前赴后继，可谓不绝如缕焉。“反清”组织凡百余种，于规模，累计有千万之众，遍布九州大地；于时效，前后有近三百年之长，覆盖满清十三朝。且以山东义和拳论，其发迹于联军侵华前夕，当是时，满清岌岌可危，国破在即，民间尚以“反清复明”为己任（虽不乏趁机招摇撞骗者，却仍以此为幌子，足见民间“反清复明”之理念绝非一日之寒），其理想之蒂固，性情之激昂，纵观上下历朝历代；内外列洲列国，尚无一例足以媲美。可见明季遗民气节世袭既久，民心所至，信念之执着非同一般。盖明人反清之节气,之于公元初基督教徒之反罗马之坚贞.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人入关，遭前明士大夫之剧烈反抗。于政治，施琅克台为明最后政权之覆灭；于文化，则满清至始至终未能灭绝民间反清之理想，可见中国文化之生命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故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1]大抵自秦汉至清道光二十年英兵叩关，汉文化于中国累积既久，牢固甚也。昔蒙古人有精兵强将，所向披靡于欧亚，莅中原，以武功灭文治，终有“九十年，返沙迹”(《三字经》语)之衰败。夫清室，受明禅之初犹不失夷狄本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民心近失；又以文字狱欺压文人，终无功而灭。清室既定，明季遗民之反抗几无丝毫退却，其反抗虽不力，然驱除异族之意识，则普遍而深刻。[2]
屈大均者，广东番禺人也，字翁山（别字繁多），生于崇祯三年，是年大明多灾，外有后金陷永平，内有流寇入山西，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志学之年，适逢流寇入京，清兵叩关，明室败退，南渡纷纷。翁山以民为本之胸怀，现实文学之主张，笃厚之学风，理性之观念，堪称当代士人之典范；生涯之曲折，囊括其时士人之典型；双重多元之创作，开一代遗民集大成之风气。
一、观念之典型：理性而务实
若论明末清初士人之反抗，当首推岭南爱国诗人及学者屈翁山，纵观翁山一生，生乎明衰极将亡之际，逝于满清全盛之时，自幼学识渊博，及明灭清兴，坚守明室，不仕清廷，逃禅自学凡十二年，期间出游结友，联络舟师，后蓄发返儒，遨游天下，湘桂从军，后更沉潜学问，吟诗作对，著书立说，终抱恨长辞。如此为人，权当明季遗民之表率，亦系遗民志节之典范也。
历代所谓遗民者，虽多有忠义之高名，却不失愚昧之色彩。假以今世之眼光浅读翁山诗文，或偶有浮现愚忠之表，如回归当时士人普遍之认可，细读品其要，则知无愚忠之实。今贤王贵忱曰：“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屈大均的诗文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摆脱封建正统观念和孤臣孽子的愚忠意识，但是他用了更多的笔墨更猛烈地抨击了统治者残害百姓的暴行，体现了他对社会的关注、对民生的体恤，这些都具有警世、醒世的意义，民主性是令到他的作品流芳后世的真正原因。”[3]
余以为王氏所言甚是，明季遗民之千古留芳在于其民性与学道，此绝非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以数行片字之偏可盖一生进取之全也。且夫所谓愚者，当意为倒退也，或曰反潮流也。如民初有男子以留鞭为忠，女子缠足为美，袭清人之旧恶，背世界之潮流，更有违人类生理之本质，此等食古不化者，十足愚人也。然翁山不过为故国著书立说，启发后人，则何以招致“愚忠”之骂名？余以为翁山理念之先进，至少有三：
（一）以民为本之胸怀
清廷既定，康熙好汉学，去凶残而尚文治，当是时文禁松弛，文人理想之发挥尚有一席之地。翁山虽谢绝清廷官爵，与清政为敌却可以清吏为朋。翁山中晚年因见清人有进取之行，一改武力反抗之本色而致力学术文化事业。如顺治四年，恩师蒙难，翁山欲效法张良，伺机刺杀清兵大员，至晚年与清廷官吏来往频繁。于国家君臣观念根深蒂固之封建社会，翁山以民为本，理性务实，如此深顾大义，爱憎分明，于一辈遗民中殊为难得。而从暴力对抗至于非暴力不合作之抗争，从组织暗杀，宁死不屈至于为故国留史，不仕清室，随时光推移，乃成当时人士行为之主流。
翁山主张解救百姓苦难，“我为民请命，大呼起疮痍！”代表其时遗民思想中最有光彩之部分。[4]翁山习作，几乎不脱关注民生之本质，处处洋溢之民本思维，甚于国家观念。夫《岭南三家诗》载之屈诗凡六十余，中叹息民生之凋敝者有过半耳。纵观翁山诗作，反映民间之疾苦诚属首推之主题。如《大同感叹》，揭露清兵杀人如麻之罪恶行径；如《大都宫词》、《广州吊古》，控诉清兵蹂躏妇女之暴行、如《民谣》，抨击贪官污吏之酷虐残暴，如《雷女织葛歌》描绘织葛妇女生活之辛酸艰苦；如《莱人哀》反映大饥之年贩卖人肉的惨状。翁山以民为本之精神，当其时士人典型思维之体现。
（二）回归现实主义之诗作。
如以诗论，屈诗多见务实，诗多以真实之场景表其真情之流露。此俱同当代遗民诗人普遍之共性。如“罗浮西麓是番禺，山势双蟠接海珠；仙令至今来葛氏，人家自昔在兰湖。”（《翁山诗外》卷十一）自然之流露也；“故国江山徒梦寐，中华人物又销沉。龙蛇四海归无所，寒食年年怆客心（《壬戌清明作》），悲凉之抒发也；“韶州十月朔日,农家大,为米相馈,以大糍粘牛角上,曰牛年。牛照水影而喜。”（《广东新语》）上述皆民生之写照也，可见屈诗犹重写实。
遗民诗人具有一种关注现实之重实倾向，以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为表率。纵观其诗歌：特色大抵有三:“一则能够坚持民族气节，揭露清军暴行，颂扬抗清英烈，寄托故国哀思。二则表现民众在战乱中的流离之苦和失国之痛，诗歌呈现出慷慨苍凉、激昂悲壮的艺术风格。三则有回归诗骚和汉魏风骨传统的趋向，表现出诗歌服务于社会的道统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史》）[5]
（三）笃厚之学风。
如钱宾四先生所言：“明末一般社会风气之堕落，学者之空虚欺诈，名士放诞风流，经历亡国之惨祸而态度激变，刻苦，坚贞，笃实，博综，遂为晚明诸遗老治学为人共有之风气。[6]屈氏一生治学严谨，著述无数，集经史子部，天文经纬之大成，至今流传学界，不绝习者，此不可不谓与其刻苦之习性，笃厚之学风攸关。
上述三则当属翁山理性务实之体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