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乔氏家族与天津03——大德通与大德恒

哲别

3.大德通与大德恒

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票号肇始自日升昌，成立于道光四年（1824）。山西商人见它业务繁忙，赚钱很多，于是群起效之，逐渐形成平帮、祁帮、谷帮等群体。据《山西的票号与钱庄》记载：平帮指总号设在平遥的票号，主要有蔚丰厚、天成亨、蔚盛长、新泰厚、蔚长厚；祁帮指总号设在祁县的票号，主要有大德兴、大德恒、三晋源、存义公、合盛元、大盛川；谷帮指总号设在太谷的票号，主要有志成信、协成乾、大德玉。票号中势力最强的有三家，日升昌资本32万两，大德兴、大德通资本各24万两，其中后两家都乔家出资开设的。

据说乔贵发起家后，在祁县城开了大德兴茶庄，并在各地设了数处分号。到咸丰年间1851—1861）乔致庸掌家时，大德兴茶庄开始兼营银钱汇兑。光绪七年（1881），乔致庸投资6万两白银，设立大德恒票号，地点在祁县西大街；光绪十年（1884），追加白银6万两，将大德兴茶庄改组为大德通票号，地点在祁县小东街。此后，两家票号在全国各地设立数十处码头（分号），包括兰州、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张家口、包头、沈阳等地。

清末民初，外国资本大批涌入，票号业务多被银行夺走，加上社会动荡不安，存款大幅萎缩，绝大部分票号陆续歇业。据1935年1月《上海银行月报》记载，1911年辛亥革命后，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多数倒闭，坚持下来仅有26家；到1934年，全国票号只有3家硕果仅存，就是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大德恒，以及祁县渠家开设的三晋源。

乔家票号资本雄厚，经营得法，在银行竞争和战乱冲击的双重挤压下一直屹立不倒。1937年，乔家票号的总号迁到北京，1940年改组为钱庄，一直经营到1951年，是最晚结束的晋商票号。乔家票号之所以能在解放后岿然独存，主要就在于严密的经营组织规章。

首先是有精干的组织机构。乔家在组织管理上有一套严密的办法。在总号设总经理（大掌柜）一人总管全局，对东家负责。协理一人（二掌柜）协助总经理管理。此外，设管内事的一人，负责号内一切大小事物；管账的二三人，负责流水账、老账、现金账、浮记账；写信稿的二三人，负责来往信札；跑街的三四人，负责所营事物和打听行情。分号的经理由东家或总号选派精明强干的人担任，总理分号一切事物。伙友人数视业务情况配备，分工基本和总号相同。年终分号结账报告总号，总号则不定时地派人到分号检查，实施监控。

第二是任人唯贤，选用人员严格慎重。对总号和分号经理人选，只要合适就大胆使用。大德通经理高钰是祁县子洪镇人，与乔家非亲非故，由一般职员开始做起，后来在中堂看中了其能力，连越数级任命他为总号经理。高钰在乔家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执号权者二十五年”，使“大德通三字声誉日隆”，“本架竟达七八百万之巨”。

第三是严格的号章号规，而且根据情况不断修正。1884年，大德通初设时拟订号规30条，包括了各个方面，其中有“新事招牌”、“账薄规式”、“经营范围”等。1888年合账时又重议号规13条，1891年总号为大德通蜀庄订章程4条，1921年东伙和议号规22条。这些号规对职工、学徒要求不无苛刻，但也多有合理成分，不少甚至具有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雏形。

乔家资本实力雄厚，但在战乱冲击下也屡受重创。1926年，冯玉祥向西北撤军途中，向乔家商号和银号摊牌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乔家资本元气大伤。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大德通票号又经历了一次生死存亡然而不无悲壮的选择。当时阎锡山控制的山西，独自发行晋钞。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后，晋钞贬值几成废纸，25元晋钞才能抵1元新币。不少银行乘机牟取暴利，对晋钞存款户，只给兑换晋钞。但大德通没有这样做，乔家动用了票号历年存储的公积金，按照新币来为存款户兑换，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亏空。本可趁机大捞一把的大德通，放弃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遇，做了其有史以来最大一笔赔钱买卖。作出这个舍生取义决定的，是当时乔氏的掌家者乔映霞。乔映霞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他算的是良心账：假如大德通因此倒闭，但乔家这样的大财团，子弟绝不会沦落到衣食无着地步；但对一般储户来说，如果仍兑给他们晋钞，将威胁到很多人的身家性命。两者相较，轻重可谓不言自明。乔家的举动，为晋商讲究的“信”，作了最具体也是最生动的一次诠释。
　　乔家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吸收存款、放款、发行票据和代办捐项。汇兑有信汇、票汇，光绪年间有了电报局后，也有电汇的。存款有定期、活期两种，主要是吸收官款、官吏私人存款，商家较少，月息一般二三厘。放款以钱庄、官吏、大商户为主，月息一般六七厘。发行票据就是票号开出的银两票据，也叫小票，一般长方形，上面印有各色花纹，注明银两数目，可在一定地区使用，相当于纸币。代办捐项则属特殊业务。清朝长期实行卖官制度，买官衔不上任的叫“常捐”；捐纳知府以下候补官员的叫“大捐”。捐官者要把大笔银钱交给藩库、户部，带巨额现银很不方便，因此常通过票号汇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