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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非典型谢幕：投机金融衍生品亏在忘祖训
他曾拥有衔玉而生、大起大落、叱咤政商、且富且贵的人生，而如今，面对中信泰富惊人亏损和股民的万般指责，他不得不抱憾离去。
4月8日，67岁的荣智健引咎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舆论哗然。作为如今荣氏家族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中信集团的五号人物，荣智健黯然挥别为之奋斗二十年的中信泰富，有无奈，更不舍。
去年十月，中信泰富在港交所公告，为了降低西澳洲铁矿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同而导致亏损。根据中信泰富近日发布的
2008年业绩，中信泰富2008全年因此合同直接带来税后亏损146.32亿元港币。业绩巨亏、股价大跌、股民指责、司法介入，尽管荣智健仍表示自己对
合同“不知情”，但辞职成为他不得不给出的交代。
4月11日，正在泰国出席东亚系列会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回答中信泰富有关问题时表示：“在弄清事实做出处理后，要认真吸取教训。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方向、管理水平和加强监管等方面，都有不少教训值得吸取。”
亏在“不听老人言”
如今回想半年前，荣智健针对因投资金融衍生品巨亏的那番“20年来公司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今后会尽量重新振作，要接受教训”的表态显然有些苍白无力。
那么荣智健做错了吗？在一些人看来，签订累计期权(Accumulator)式的杠杆式外汇买卖合同，只是中信泰富未来宏伟战略中的一次“失误
”，只是这次赔大了。但倘若说中信泰富巨亏是偶然事件，且荣智健对此无责，就显得有些不客观。中信泰富在“经营理念、经营方向、管理水平和加强监管等方面
”的缺失确实值得深思。
祸端可能要追溯到几年前。早在2006年，荣智健曾展望了中信泰富的三大主营业务：钢铁、航空、地产。在荣智健看来，未来几年中信泰富将把钢铁业务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核心业务，而航空、地产成为了“守成”式的日常营收业务。
为了拓展这一个“核心业务”，中信泰富曾先后收购了内地三家龙头特钢企业。2008年中信泰富全年特种钢业务净利润大幅提升68%，盈利达28.44亿港元，成为对中信泰富利润贡献最大的业务，毫无疑问，这体现了荣智健在挑选行业上的睿智。
然而，荣智健似乎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投资原则：多元化投资要遵循分散性原则。中信泰富的主业中的钢铁、航空、电力、地产，都是强周期性行业，
这意味着在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其业务就能够获得超额回报，然后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增长乏力，甚至出现亏损的弊端就很容易显现。
在此轮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中，铁矿石价格节节攀升，于是，摆在荣智健面前的是如何才能对冲成本价格攀升给利润带来的巨大侵蚀。就在此时，投资银行
开始蠢蠢欲动，向类似中信泰富这样的“目标客户”推荐所谓高杠杆“金融衍生工具”产品，来规避“澳元不断升值”所导致的铁矿石价格不断攀升的成本风险。
在投资银行口中千好万好的一种名为累计期权(Accumulator)的金融衍生产品最终让中信泰富伤痕累累。该产品多由投资银行出售给高端客
户，在合约签订的年限内，客户可以恒定价格持续购入外汇，出于对未来铁矿石价格上升和澳元不断升值的担心，中信泰富选择了澳元作为买卖产品，但也正因只考
虑了对升值的担心，这笔合同并未考虑相关货币贬值而设定止损金额，从而为日后的无限量亏损埋下祸根。事实上在中信泰富事件之前，累计期权因为高风险在业内
已经声名狼藉，并获得了“I kill you later”(我早晚灭了你)的绰号。
但在荣智健看来，中信泰富巨亏并非孤例，而只是众多不幸者中最不幸者。他曾坦言：“我不认为买这种产品的只有中信泰富一家。近年来，许多中国公
司去国外收购矿产和能源资产，尤其是在澳大利亚。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扬和澳元在前一阶段一路走高使得他们的确有对冲风险的需要。”
现如今看来，中信泰富因为“投机”金融衍生品遭受如此大的损失，致使荣智健“非典型谢幕”恰恰是印证了其曾祖父荣熙泰那句“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训诫是多么具有远见卓识。
二十年风光远去
自荣熙泰以降，历经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兴业，荣毅仁维系，荣智健已经是近代荣氏家族第四代了。今年1月，《荣氏宗谱·梁溪卷》举行了颁谱庆典，
荣毅仁、荣智健父子的录入显得浓墨重彩。耐人寻味的是，正当颁谱庆典之时，正是荣智健被中信泰富巨亏案弄得焦头烂额，备受各方压力接受司法调查之际。
不可否认的是，近代荣氏家族的命运映射出中国现当代历史和民族工商业的沿革。而荣毅仁、荣智健父子的勇敢抉择更是改变了历史。
改革开放初期，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向邓小平提交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在邓小平的应允之下，中国国际信
托投资公司(今中信集团的前身)成为了直属国务院的投资机构，成为“中国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而这也是中国日后成立一系列“窗口公司”的发端。
而在当时，作为中信集团全资子公司的中信香港成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多家“窗口公司”之一。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被香港媒体视为中信集团在香港的政商操盘手。
果不其然，1987年之后，荣智健从中信集团那里得到了人事权和经营权，而中信集团给予荣智健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其顺利地从国泰航空、港龙航
空、香港电信、泰富发展购入股份。中信泰富公司诞生，荣智健时代开启。直到1996年，荣智健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了管理层收购的要求，使荣智健为首
的中信泰富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而荣氏也一跃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
1993年，荣毅仁虽然因当选国家副主席而辞去中信董事长，但其对中信集团的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也使得中信泰富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挥的意义
并不仅仅是中信集团在香港的融资和收购平台，其对香港回归之前稳定香港商人情绪、保持中央政策通达、帮助港商在内地投资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获得大量资金，国内资金甚至出现了过剩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澳门回归，中信泰富的“政府背景”日渐淡化，因而包括中信香港在内的许多“窗口公司”的作用和“亦官亦商”的身份日渐丧失。
这让中信泰富的公司越来越成为纯粹的商业公司。不过，在这次危机中，中信集团依然出手护盘——宣布承担中信泰富超过10亿美元的债务，这也客观
上稀释了荣智健在中信泰富的股份至11.5%。中信集团“二把手”常振明从集团空降中信泰富，也将有利于中信泰富恢复元气。但由于外汇买卖合同未设止损金
额，这笔买卖最终会让中信泰富赔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看美元对澳元外汇走势而定，最终答案会在2010年10月得出。
法不容情
司法的介入也让荣智健的前途命运成谜。去年10月23日，香港证监会以及香港交易所宣布对中信泰富进行调查。原因是同年9月7日，中信泰富董事
会即已获悉该公司投资外汇交易，酿成百亿亏损，却在9月9日的一份公函中称，“公司的财务或交易状况没有出现重大不利改变”，而直到2008年10月20
日，该公司才正式对外坦诚损失。此举涉嫌延迟披露、非法陈述，违反香港证监法规。
今年1月事态进一步升级，中信泰富称，香港证监会确认对公司展开正式调查，当中涉及17名董事。包括主席荣智健、其长子荣明杰及集团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以及七位执行董事和七位非执行董事。
事实上，在中信泰富巨亏事件之后，香港媒体对于中央政府和中信集团将采取什么措施拯救中信泰富，是否会司法干预中信泰富的有关传言不断。
4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泰国第一次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对于中信泰富巨亏事件的立场：“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金融监管的法规来进行处理，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要干预。”
荣智健黯然挥别中信泰富，司法进一步介入调查，会给荣智健的人生写上如何一笔，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中信泰富事件”回顾
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出盈利预警，首次披露持有超过百亿澳元的累计期权，并称早在9月已经察觉其潜在风险。同时表示，中信集团同意为中信泰富安排15亿美元备用信贷。主席荣智健称对有关投资决定不知情。
2008年10月22日，因中信泰富涉嫌延迟披露、非法陈述，香港证监会确认对其展开调查。
2008年11月12日，中信集团接收中信泰富持有的57亿澳元合约。
2008年12月24日，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搜查中信泰富总部取证。中信泰富公布2008年度业绩，其净利润亏损126.62亿元，其中澳元累计期权合约亏损146.32亿元。中信泰富发布公告，董事局主席荣智健、董事总经理范鸿龄等17名董事受到香港证监会调查。
中信集团行使备换权，将116.25亿港元可换股债券兑换成中信泰富股份，连同一致行动人士，持股量增至70.46%。
2009年1月2日，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搜查中信泰富总部取证。中信泰富公布2008年度业绩，其净利润亏损126.62亿元，其中澳元累计期权合约亏损146.32亿元。中信泰富发布公告，董事局主席荣智健、董事总经理范鸿龄等17名董事受到香港证监会调查。
2009年3月25日，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搜查中信泰富总部取证。中信泰富公布2008年度业绩，其净利润亏损126.62亿元，其中澳元累计期权合约亏损146.32亿元。
2009年4月3日，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搜查中信泰富总部取证。
2009年4月8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荣智健已正式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及主席职务。
荣氏家族百年兴业史
荣熙泰：1849出生于无锡荣巷，幼年即赴上海做铁店学徒，后被举荐到清政府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逐渐迁升至总账。晚年在上海开办广生钱庄。留有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
、绝不投机”。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熙泰之子，早年跟随父亲经营钱庄，从1901年起，先后在无锡、上海、汉口、济南等地创办保兴面粉厂、福兴面粉公司、申
新纺织厂，被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日本侵华后，荣氏家族产业遭到重创，荣宗敬避居香港，1938年病逝；荣德生坚守上海，与日伪周旋维
持产业。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多次遭军统特务绑架，被勒索大量美金。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大陆，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
务，1952年在无锡病逝。
荣毅仁：荣德生之子，大学毕业后即参与管理荣氏家族产业，先后在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
理，逐渐成为荣氏二十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大陆。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
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6年全国经济社会主义改造中，荣毅仁带头将自己的私营企业交给政府，1957年出任上海
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受邓小平委托，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卓越贡献。1993年出任国家副主席。2005年逝于北
京。
荣智健：荣毅仁之子。大学毕业后曾在电力系统工作。1978年赴香港开办电子工厂，其后先后投资创投、软件公司，均大获成功。1986年加盟中
信香港公司，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先后主持了对国泰航空、港龙航空、香港电讯等著名企业的股权收购。1990年，荣智健完成对香港上市公司泰富发展的收
购，之后创建中信泰富。2009年，因中信泰富购买澳元外汇衍生品导致严重亏损，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职务。(《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谈佳隆)
网上评论：
荣之不幸，在于香港，如果在内地，谁敢动它？近几年在内地落马的富豪不都是一些草根？智健=智慧 稳健。结果不智慧，导致不稳健
荣智健的错误不是违背祖训
吴晓波
荣智健辞职后，媒体多说他违背了祖训。其实，荣家百年，传下很多祖训名言，其中不乏对冲矛盾之处。譬如，“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祖训，“以小搏大，以一文钱做三文钱事”、
“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 “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吃着两头，再做一局”等等，也是祖训。而事实上，后者的冒险气质在荣家兴衰史上更是主流。
所以，荣智健的错误，不在冒险与否，而在其他。下面的文章是前段时间发在专栏上的。
荣智健的三个错误
本月最大的公司新闻，应是4月8日，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在香港宣布辞职，尽管舆论对此早有预料，但是消息传出，还是引起极大的轰动。众多媒体的报道基调
全是四个字――“荣家谢幕”，在惋惜之余更多的却似乎是幸灾乐祸。一向光环缠身的荣家，在危机降临之际竟得如此公众观感，实在出人意料。
反思此案，如果仅仅从荣明方投机澳元巨亏的角度来看，便有点过窄。以今视之，荣氏家族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中信集团为国资委直属企
业，在那个国有垄断资本高度集中的集群中，私人得以拥有股份，且能以阳光化的方式成为中国首富，荣家确为仅有之孤例。因为是孤例，所以一定违背了某些规
律，荣智健之出局，正在于他对此的长期漠视。
荣智健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择机让荣家资本独立。
荣家创业于晚清的1902年，到1949年之前，这是一个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荣氏子弟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早在
1934年，荣德生的大儿子、荣智健的大伯荣伟仁就在一封信中说：“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正是这种坚
持，使得荣家祸福自担，很少有所谓的政商烦恼。少为人知的是，1979年，复出的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最初的动议是建一个私人公司，当时主管
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他的提案上批示说，“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因此，中信的国有
资本性质才一锤定音。
荣家在中信的壮大过程中，功可不没，但是在资本意义上却少有创新，荣毅仁先是当政协副主席，又出任国家副主席，自然不可能办私人企业，荣智健南下独立创
业，日后也进入了中信体系，创建中信泰富。2005年11月，荣毅仁去世，带着白纸花、正在丧期中的荣智健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他专门提到，中信泰富曾一次
性交给国家超过200亿元的现金加股权收益。言下之意，荣家财富是理应得到。或许正是这种惯性思考，让他始终没有资本独立的意愿。
荣智健的第二个错误是，对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
中信自创办之时，就享受了无穷的政策好处。即以当年小荣以总股本100万元港币办爱卡电子厂为例，他赚到的第一桶金，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
钟等向国内大量贩卖，在当时，获准“大陆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如果没有政策背景，那只有靠走私。即便后来，中信泰富在香港及国内实施大量购
并投资，也多有政策背景的支持。在香港的商业氛围中，信仰自由主义的市民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官商逻辑有天然的反感与抵触，荣智健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
警惕与防范，甚至，他还以奢侈的形象和强悍的商业运作“挑衅”公众的忍耐力。
荣家百年，自创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到荣毅仁，都以好善乐施、勤俭克己为立身之本，1934年，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六十大寿，他发愿在无锡、常州一带，
造桥百座以惠乡里，历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一座宝界桥，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以示六十大寿),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对
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上海老报人计泓
赓的《荣毅仁传》记载一个细节，1998年，她到荣家做客时发现，荣毅仁夫妇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
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相比父辈，荣智健的风格迥然不同，即便在富豪云集的香港，他的奢侈作派也是很突出的。《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
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据报道，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他拥
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他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他还是唯一一个会在
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大陆富豪。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4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
2005年，中信泰富投资的东区海底隧道申请提高过道价格，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身任董事的荣智健之女荣明方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
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结果胜诉，获裁定回报率应达15%至17%，之后东隧疯狂加价67%。东隧加价事件虽让公司获利颇多，但
却受尽香港社会的批评，此次，危机爆发，港媒少有同情者，其得也失也，可见一斑。
以官商背景而行奢侈之事，以“在商言商”而罔修公共关系，这是荣智健的重大疏忽。
他的第三个错误是，没有着力培养下一个“荣毅仁”。
荣家百年，英才倍出，创业二老自不待言，其子女及女婿也多有豪杰之士，建国后，三十出头的荣毅仁留居上海，忍辱负重，历经磨炼，被周恩来称为“少壮派”，
被毛泽东许为“红色资本家的首户”，后贵为国家领导人，全国企业家无出其右。到荣智健一辈，也是一人过港，打出一片江山。可是，到第四代，则蚕卧在父辈的
余荫之下，不敢独立门户，少有显赫战绩。以至于危机降临，竟没有腾挪博弈的能力。在传承上缺乏远大的抱负和规划，成了这个百年商业家族的一个“阿喀琉斯之
踵”。
检点荣家百年历史，此次澳元对赌巨亏远远不是危机最大的一次，早在1934年，受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荣氏的申新企业就曾在上海《申报》公开宣告“搁浅
”，1938年，抗战爆发，荣家工厂三去其二，大多被日人炸毁或侵占，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改造，荣家在大陆的20多家工厂一夜之间被国有化。
与上述三次相比，亏损100多亿元仅是区区之数，荣智健迄今在中信泰富仍持有超过11％的股份。所以，荣家复起，或有可期。但是，它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已成定案，荣家对中国商业进步的影响力要重新再建，这或许才是“荣智健辞职”最大的损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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