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与荣氏家族百年传奇

达奚熙华

2005年10月26日，89岁的荣毅仁先生在北京仙逝。而以他为代表的荣氏家族，在历经百年风雨之后，依然罕见地颠覆着华人家族“富不过三代”的古训。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先生2005年10月在北京接受采访，向我们回忆他的父亲及荣氏家族的传奇故事。“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泽东）荣智健：我想从家族来讲，当然富过三甲，我也不敢讲，实际上从我爷爷跟我父亲，现在已经盖棺论定了，根本今天谈不上我，只能讲我的祖父跟我父亲，他们的成功之道，我看就是以诚待人，做正直的人，还有我想支持他们的工作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爱国主义。在中国，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在一生中经历过如此复杂的身份转换：民族资本家、上海市副市长、红色资本家、文革当中的看门人、中信大厦的奠基人、国家副主席。他的名字叫荣毅仁。而在中国，恐怕也没有哪一个家族会拥有如此之多的美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中国首富。这个家族就是荣氏家族。2005年10月26日，89岁的荣毅仁先生在北京仙逝，走完了他跌宕、传奇的一生。而以他为代表的荣氏家族，在历经了百年风雨之后，依然罕见地延续着并且颠覆着华人家族“富不过三代”的古训。今天，我们节目的讲述者是荣智健先生。他将向我们回忆他记忆中的父亲以及关于这个家族的那些传奇故事。解说：1873年，在江苏无锡荣巷这样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两个孩子相继诞生于半农半商的荣熙泰家。这就是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荣毅仁父辈最早的影像资料。 十九世纪末，荣家父子三人联手创业，经营钱庄，之后兄弟两人把握商机，创办面粉厂。辛酸备尝， 历尽艰辛，终于奠定了荣氏家族商业帝国的基础。 在少年荣智健的记忆中，祖父荣德生和那个时代所有工商业者一样，勤劳俭朴是他们的本色。荣智健：那时候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是大家庭嘛，一个大房子，现在变少年宫了，当时我们都住在里边。上海冬天不是冷吗，送暖气，我祖父看了就说，哎呀，一天要烧掉一件皮袍子，烧的煤呀，一天不是烧件皮袍子吗，你不会一个人买件皮袍子给他穿多好，去烧什么暖气啊？ 解说：二十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两人在上海滩艰苦创业，先后创办茂新、福新、申新面粉厂和纱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人钟牌棉纱颇受消费者青睐，远销国内外。到三十年代初，荣氏兄弟进入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行列，成为名震工商业界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在动荡的年代里，荣氏兄弟与军阀、政府、外商甚至是黑帮周旋，细心打点家族产业。与此同时，荣家的下一代也慢慢长大成人。1932年，荣家的第四个儿子荣毅仁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九一八事件”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荣毅仁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发起向东北义勇军捐款。荣智健：他那个时候是非常爱国的。从小我祖父教他爱国主义思想，抗日的时候他就非常爱国，带人出去游行，还带动捐款抗日等等。 解说：1937年夏天，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荣毅仁正式出任无锡茂新面粉二厂的助理经理职位。第二年，伯父荣宗敬不幸病逝。年仅弱冠的荣毅仁开始在战乱中辅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抗战结束后，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逐渐挑起荣氏家族企业的大梁。 荣智健：抗战胜利以后，也是他的爱国心，希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事业，但是这些想法实际上在那时候并不成功。解说：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一场轰动全国的大案降临到荣家头上，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被歹徒绑架了。荣智健：当然一个是我祖父的绑票的事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时绑票用出的钱跟国民党那时候宪兵司令派人来调查的钱差不多，一个是60万美金，绑票，宪兵来帮你调查，抓了一些人，给了50万美金，差不多110万美金，实际上60万美金也没有回来，又多出了50万美金，所以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也不清楚。解说：经历这场劫难，荣家元气大伤。但是荣德生并没有灰心，荣氏家族第二代企业家的崛起，让这个古稀老人看到了希望。然而，灾难并没有结束，1948年，荣家的六儿子荣纪仁自杀，这是荣德生丧失的第三个儿子。这一年，在蒋经国发动的“打虎”运动中，荣德生的大侄子荣溥仁又遭打压，旋即全家出走香港。而1949年，荣毅仁又被国民党法庭牵扯进了一场与他毫无干系的“军粉霉烂案”荣智健：那时候我父亲经营面粉厂，我们厂占到全国的接近一半，三分之一以上，一半的面粉，那时候军队也要定军饷，就是在我们厂里边定的。那么我父亲那时候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等到前面吃到的什么呢？都是黑的硬馒头，就是层层扣押的。反过来再追究责任呢，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到我父亲身上，我送出去的是白面怎么是黑的，就层层贪污，那么这时候又要筹钱，又要去摆平这个事，又要有一笔勒索敲诈的费。国共内战接近结束的时候，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上海滩当时乱成一片。在这变幻的时局当中，荣德生从无锡老家来到上海，他看到的是一些富商巨贾们，正在忙着策划转移资产，到国外或者香港去避避风头。而荣氏企业当时也有一部分人正向广州、香港、台湾等地陆续地转移他们的资金和设备，来分散资产，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公司里人心惶惶，好像是大难已经临头。有人造谣说公司要搬迁到上海去，也有人劝荣德生去香港。但是就在这紧要的关头，荣德生和儿子荣毅仁选择留了下来。这个选择，可以说决定了今天荣氏家族在中国的命运。荣智健：我祖父那时就是，第一他就是没有离开中国，祖父当时就是这样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也没做过亏心之事，我用不着跑到外面去。那么我父亲的想法就是这样，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很多了，他就说，我看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再坏了，所以他是因为这个想法留下来的。解说：就这样，抱着一个朴素的想法，荣毅仁和父亲荣德生选择留在大陆。把远在香港的子女接回上海后，荣毅仁一家忐忑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安排。1949年4月，国民党大势已去，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当天深夜，解放军进驻荣毅仁的老家无锡。5月，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两军开战在即。 荣智健：解放前夕，国民党兵就是一路路地靠敲诈勒索，重机枪摆在我们家面前，你来点大洋他们就走，没有大洋就要冲进来抢了，等等。所以国民党兵在解放前夕给我父亲留下的印象，就是溃不成军了嘛，那时候已经是这样了。进来就是要多少大洋给他，他们再撤走，就是一串串大洋，一串串大洋送出去解说：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发起总攻。 荣智健：到49年上海解放那一天，当然我们也很害怕，对于解放军，对共产党也没有认识，也是很害怕的。但是清晨打进来，晚上打进来，清晨一看马路上这些兵困了，就在我们墙上，一个一个兵靠在那儿就睡觉。那时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时贯彻得非常之好，所以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兵跟解放军做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下心里安下心来。解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舆论也急转直下，报纸上的大标题变了语气，原来的共匪变成了“人民解放军”。这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给荣德生父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对于荣氏公司和自己究竟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和前途，他们依然茫然无知。直到有一天，一位共产党“要人”来到他们的家中。荣智健：突然接到个电话，陈毅司令要到我们家来吃晚饭，全家当时还是比较紧张的，一个野战军司令到你家吃晚饭，菜也是他们带来，厨师是我们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关在那黑房间里面去了等着，害怕了，都不敢出来，我还是比较调皮吧，关黑房，时间长了我也不行，我就跑出去看看，偷偷跑到阳台上往下看看。一看呢，陈老总就是坐在那，跟我父亲在对面阳台上坐，花园里边满地是兵，我记得很清楚，又有笑声又有什么，不是那么紧张。那么后来等到这个事情以后呢，我父亲说，他就觉得陈毅总理非常风雅，谈吐完全不像一个野战军司令，像一个文人这样来跟你讲，他宣读了党的政策，宣读了这个大局。陈毅到荣家去做客的消息，第二天马上传遍了上海滩，工商界的人士奔走相告。在荣毅仁眼里，上海的天空正变得越来越晴朗。而1950年阴历年关上发生的一件事，也更让荣毅仁感受到了新政府的善意。那时候在一次纱厂职工围攻荣家讨要薪水的冲突当中，上海政府施与了援手，最终和平化解了风波。荣毅仁当时感慨地说，共产党这种雪中送炭的做法和国民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法真是有天壤之别呀。不过，对于荣毅仁而言，荣氏企业的振兴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荣智健：那时候厂实际上，我们家的资金已经掏空了，因为家族出去到国外一定是把资金尽量地抽调出去，实际上是个空厂，资金非常短缺，那时候原料也没有，因为工厂生产要有原材料的。还有你销售往哪去销售呢，这里边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想我父亲在那时候，资金那时候就是由国家来，政府来支持的，就是资金周转，资金借给，第二个呢就是原材料，就是你做小麦也好，做棉花也好，做纺织厂也好，面粉厂，这原材料都是由国家来保证来给你供给，在这样情况下，重新有了生气，不然这些厂已经是残陋不堪了，因为资金偷逃、机器等等这些问题，解说：共产党没有让荣毅仁失望，而荣毅仁也没有让共产党失望。他带领上海工商界成为新中国的积极建设者。在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荣毅仁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他提出的加工订货、统购棉纱的主张被政府采纳，变成了中央的政策。荣智健：后来我父亲他提出一个建议，就是统购统销，我父亲提出来这样一条，这就是从工商业者的这个想法出发，你光有了资金，你有了原材料，你有了经营，市场呢？最要紧是市场，市场我父亲这时候就提出来了，就是统购统销的问题，这样一来，厂就活起来了，1951年，荣氏企业在荣毅仁这个新上任的少东家的主持下，很快从亏损走向了盈余。不过没过多久，荣毅仁就遇上了新中国的政治运动。1952年，一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当中进行的“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荣毅仁当然也没有例外。实际上，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已经决定将荣毅仁划分为是基本守法户，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何必这么小气呢，再大度一点，划分为完全守法户。就这样，荣毅仁安然度过了“五反”运动。解说：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上海“申新”九厂视察，这是他视察过的唯一的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荣氏门下的纺织厂从1954年起就已经迈进了公私合营的大门。荣智健：到1956年提出公私合营的方法，就是那时候党提出来一个赎买政策，其实我想就象现在的公司合并，我要收购哪一家公司，有些类似，你说我供给了你资金周转，又给你原材料，又市场又支持你，那我来占一半股份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现在想，这个完全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公私合营以后，我想这也是我父亲一生当中比较大的经历，从那时候以后，人家就叫我父亲红色资本家，外面报纸也都写的有。解说：1956年，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走完了最后的行程，全部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用荣毅仁的话说，这个时候，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和命运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是两只脚都踏进了社会主义。荣氏企业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后，在荣毅仁的带领下，成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部分。1957年1月9日，在陈毅的举荐之下，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这一年，荣毅仁41岁。而1959年，荣毅仁调任了北京，担任纺织工业部的次长，这是邓小平对他的最早一次“点将”。在解放初期，荣毅仁曾经说，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是两只手都举起来，那就是投降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荣毅仁不再是举几只手的问题，眼下他必须用自己的双手为共产党服务了。荣智健：1959年住到北京以后呢，整个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了，完全是按照国家干部的待遇来过生活的。因为我父亲1957年做了上海副市长，家里的生活还是我们以前的生活的一种延续，但是1959年搬到北京以后，住在北太平庄四号，那时候完全是照国家干部的生活来过日子，住的房等等，那时候当然我母亲是很不习惯的，但是以后逐渐就完全适应北京的生活了。解说：在少年荣智健的眼里，作为国家公务员的父亲比以往显得更为忙碌。荣智健：实际上他也是忙忙碌碌，我只知道成天在外面做事，回来，我们学校念书，晚上回来。偶然他回来就跟我下下围棋、下下象棋这样，最多下半个钟头，不管下完不下完就收了的。其实父亲对我的教育呢，小时候一直是就是严父，我妈妈就是慈母，我父亲对我的子女，不像我对我子女搂搂亲亲这样的，我从来没跟父亲亲过脸，，因为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亲脸，拉拉手是最多的了。但是我这次跟父亲亲了脸，就是父亲刚过世的时候，我跟父亲亲了脸。解说：1965年，荣智健大学毕业，他离开父母，只身来到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工作。干了还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荣智健：我那时候是在东北工作，当我从东北回到家里来看我父亲的时候，我知道家里受了冲击，我父亲也剃了头，也被鞭打，母亲也已经昏迷，父亲也满身流血，体无完肤了。那么那时候周总理就是发出了这个指示，就是由纺织工业部派人来，由纺织工业部的红卫兵来把我父母抢救过来。那时候纺织工业部来救的就是现在的陈锦华，我特别提一下，他那时候是纺织工业部的一个办公厅主任，来把我父亲能够抢救过去，由他们来监管。解说：文革中，荣毅仁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被逼成为“无产者”，充当了一年看门人。儿子荣智健也受到连累，被下放到四川接受劳动教育。荣智健：所以那时候自己也很想不通，但是我父亲还是蛮豁达，跟我说，你要坚强一点，他说你要相信国家，相信党，不会永久这样下去的，眼睛要往前看。解说：荣毅仁终于看到了国家出现转机的这一天。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邓小平开始了未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破局”尝试。荣智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我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自己的理解，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带到了中国一样，我想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把市场经济引进了中国，我是这样看的。但在那时候，谁敢提市场经济这两个字啊？那时候中国是计划经济为主的，所以我想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对我父亲是非常大的鼓舞，他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荣毅仁早年以“资本家”的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晚年他又回归了“老板”本色。1979年，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荣毅仁新的人生之路的开始。这一年，一家对很多人来说颇为陌生但是也很新鲜的企业在北京诞生，这就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63岁的荣毅仁担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这之后他又有了一个更为亲切的称呼-“荣老板”。这个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闯荡商场的“荣家少爷”，在白发苍苍的年纪又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实业热情。解说：中信公司的成立，源自邓小平对荣毅仁的第二次“点将”。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集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座谈。在这次聚会上，邓小平亲自向荣毅仁允诺：他可以全权负责他所主持的单位。中信在创办之初有些特别。它没有正式的办公地方，只能租用和平宾馆的几间房子。公司人手少，很多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先生。在国家一时难以巨额投资的情况下，中信的第一笔投入，来自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荣智健：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母亲把我父亲那些钱就拿出来，完全给了他来创办这个中信。那时候我记得这笔钱是托王军拿进来，我母亲交给王军就拿到公司里，那时候一开始就在这个和平饭店开了些店，我父亲请了一些上海的老的工商业者，北京就是王军、庄寿昌 ，还有其它一些同志在这，就是这样，大概小班子，在现在老的和平饭店里边一个办公室，就这样开始了。解说：不过，在国门尚未完全开启的当时，荣毅仁以资本家身份从事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产业，风险和困难可想而知。荣智健：虽然有人批了，要到那去取多少钱，但是那时候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条件底下，谁能理解你，不是讲笑话吗？你突然来个公司，要借一笔钱，要来开这个公司，那时候不像今天，大概就是几百万块钱，大家没有人理解，也不一定会批给你，虽然有领导批了，有些人会说，那你钱拿来，为什么要给呀，也没有这个计划，等等。 解说：作为体制外的企业，中信与传统体制的冲突无可避免，它完全是在夹缝中生存。早期的中信，投资仪征化纤厂和在日本发行日元私募债券，是它最具挑战性的项目。荣智健：我父亲首先发证券，那时候是并不容易的。那时候中国一直是认为，中国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一个国家是自豪的。实际上我父亲认为，借债并不是一件坏事，举债发展国家经济，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怎么举，怎么来还这个债，怎么用这个钱，这是非常关键的事。解说：在日本发行债券取得空前成功后，中信在改革开放的路径上不停摸索试验，开创了太多的中国第一：第一个开展国际租赁业务，第一个经营房地产业务，第一个涉足国际商用卫星通信业务；第一个开展国际经济咨询业务。 今天的中信，已经成为拥有总资产7000亿元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在内地、香港乃至海外，许多大厦楼盘金融机构的牌匾上都可以看到“中信”这两个字，有人说，这两个字浓缩了一段中国最辉煌的创业传奇，而这个传奇的缔造者就是荣毅仁。 荣智健：我想作为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来讲，实际它就是全民所有制，他并不是为自己。那时候他不是做资本家经营，他是为国家办事，并不是为个人办事，他没有任何为私人办事，这么些年。所以在那时候，我认为不应该称他为红色资本家，红色资本家是以前的事，那时候是以国家一个干部的形式来贯彻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我看也不是我父亲一个人能做到这么多事，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中国领导的支持，在80年代中信这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做不到这样成功的。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这个消息让国内很多人感到颇为惊讶，外电也发出感叹，对他的新职务赋予了很多的联想和阐释。《柏林日报》评论说：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还向国内外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这一举动也有着较大的政治意义。而日本《东京新闻》的评述当时也指出说，破天荒地起用一个非共产党员，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担任国家副主席，这就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希望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荣毅仁显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晴雨表和一个重要的象征。解说：离开中信后，荣毅仁又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出身、经历和兴趣，使荣毅仁在国家副主席5年任期之内，最为关注国家的经济情况。荣毅仁敢于直言，对于国家政策常常以谈话、书面形式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1998年荣毅仁从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告退，回到史家胡同47号家中，读书、看报、养花、听音乐，看足球，过着低调宁静的生活。荣智健：我父亲一开始住北太平庄，做了政协副主席以后呢，我们就搬到这来了，后来又做到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呢，要我父亲搬到另外更大的地方去，我父亲说不要去了，我在这儿很满足，那时候他们把四周的四合院拆了，并到我们这来。我父亲讲，不要去扰民，我们老邻居，把人家赶走干什么，我这些地方够了，所以父亲一直是这样的。解说：晚年的荣毅仁，就像自己的父亲荣德生一样，生活简单而朴素，让人很难相信他曾经贵为商界巨子和国家副主席。荣智健：以前我父亲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的，他出国时候的衣服都是非常讲究，非常好的，那时候也是出名的衣冠楚楚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你看他退休以后在家里，那是非常朴素，非常随便，你看他穿的衣服，穿的东西，那是补了又补，衬衫都是打补丁，衣服都是打补丁，毛衣都是漏洞，棉毛裤、棉毛衫里边都是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补了又补，你信不信，不信吧？。解说：2005年深秋，荣毅仁辉煌谢幕，成就一段不朽人生。但是，荣氏家族的传奇依然在延续。荣智健就是这个传奇的继承者。1978年，36岁的荣智健只身闯荡香港创业，1986年正式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5年11月3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荣智健再度名列排行榜首位。荣智健：我想中信香港，我经营到今天，你要问我，我也可以讲一讲，我可以问心无愧，那时候中信香港集团成立以后，总公司调拨给我们有三千万美金的开办费，我看到今天为止，中信香港集团这三千万美金，我早就还了，我还交给了总公司现金，110亿的港币，还有现在中信泰富的30%的股份，按照净资产来讲，我看也值200亿。所以我想我问心无愧，但是我并不满足现在，我希望能够再多做一点事。财产并不代表什么，这是我父亲总是说的，一千间房子，我们也只能住一间，成百张凳子、沙发，你只能坐一个，所以生活上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像浮云一样，主要的还是看实业，看事业。（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