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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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学家，大文学家。我非常佩服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与死是不一样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普及的最为广泛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远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么从容，那么坦然。因为他必须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在泰山与鸿毛之间作挣扎。在这挣扎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次比一次更重的自我伤害的过程。司马迁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上至汉武帝，下致平民百姓，举国上下没有人不喜爱《太史公记》，没有人不佩服司马迁的才华。但文人毕竟是文人，当他完成《史记》之后，他自认为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却依然轻如鸿毛。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


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我很欣赏。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中为自己立传，但是，我们却能在《史记》的每一个人物的背后看到一个鲜活的司马迁。这位活跃在每一位《史记》人物之后的司马迁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李陵事件毁掉了一个忠于君王的太史公，却成就了一位流芳百世的太史公。这位死而后生的太史公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封建专制的种种不公，揭露了“明君”光环下封建帝王的种种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