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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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古著书
立言传世
——谈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摘要]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后，在生命遭受巨大挫折时，选择了“著书立言”的道路，承继了古代贤哲的“郁有所结而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尤其是屈原“发愤抒情说”，承继古代“诗可以怨”又突破其理论，自成一家之言，对于后世的生命、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发愤著书说；承继古代先贤；后世影响

作为中国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被近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成书与作者都在中国史上有着传奇的色彩，对中国的后代历史，尤其是文学史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司马迁与《史记》流芳百世，已铭刻在中国人的心中，但其成书的过程却是一个带着悲剧性的传奇。
司马迁出生于太史世家，其先代“世典周史”，屡任周代史官。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时，就立志要修著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未能如愿，临死时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勿忘吾所欲论著矣！”《太史公自序》司马谈的告诫，是要儿子尽孝道，但并不是指在于侍奉父母，不在于祭祀祖先，最重要的是要立身扬名，光宗耀祖。[1]在司马迁的家学熏陶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加上司马迁非常欣赏那种“生不能为五鼎食，死亦为五鼎烹”的人生。于是，这种扬名显声的思想就早已植入在他的心中，早期表现为努力继承父业，立志作一名良史，以求有机会跻身功名。
但是就在司马迁开始《史记》的创作时，却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力排众议，向汉武帝纳谏，解释李陵战败的苦衷，触怒龙颜，被定“诬罔”之罪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遭受如此横祸，司马迁的人格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他在《报任安书》中说道：“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戮笑，以侮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诟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奇耻大辱剥夺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资格，从某种程度上毁灭了其做人的基本勇气。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面对李陵之事，许多官员是绝不敢开口为李陵辩护的，就是有这样的思想都不行。当时的另一个官员陈步乐就因为向武帝表明自己的态度，事后竟惶恐而自杀。面对着如此巨大的人生巨变，司马迁是站在生与死的边缘进行抉择着。一方面是已经辱没先人，无颜苟活；另一方面却是功成未就，父志未成。我们都知道，司马迁最后是带着为乡党所取笑的巨大压力而生存下来，司马迁作出如此艰难的选择。是其对于古代先贤圣哲的一种效仿。
他列举了古代圣贤的遭祸和作为：“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在司马迁人生的变故和挫折时，他从古代圣贤中找到了自己的路。虽然自己现在已残缺了，但是他在“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价值观中选择“重于泰山”，要效仿古代圣哲，流芳百世。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在他的《文史通义·知难》中指出：“人知离骚为辞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则几乎罔矣。”司马迁发愤著书，是源于自我的人生悲剧，与屈原的“发愤抒情”是一脉相承，把人生坎坷所带来的苦痛借助文字抒发出来。[2]这就是对古代圣贤，尤其是屈原的生命价值观的认同，对其人格精神的相承。
司马迁在生命受到创伤之后，希望通过著书来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陈述历史往事，使自己的著作流传后世，寄希望于来者。这种效仿古代先贤的行为，是一种创伤性的苦闷的郁积成了作家巨大的心理创作势能。无论是郁积性的苦闷还是创伤性的心理痛苦所造成的那种强大的心理势能，都转化为心理内驱力，迫使作家“著书”这种途径使得情感得以释放。[3]因为在中国古代士人的观念中，著书立说带有普遍的意义，中国古代士人有三条出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著书立说被中国士人看作是生命价值体现的重要方式。
对于生命的探索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话题，生命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对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追问，一直为文人志士所致力的问题。而司马迁自觉地将“立言”作为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方式，并作了理论的阐述，从这个角度，显然是为魏晋时期生命意识觉醒的先驱。[4]对于后世文人对于生命价值的观念起了一定的影响。
司马迁立言传世之举，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诗可以怨”的理论渊源，又在主导精神上突破了“诗可以怨”的理论局限，强调文学创作（包括学术创作）怨刺时政，补敝起废的作用，大胆地提出和倡导“愤”之情感的作用，在文学创作情感上自成一家之言。[5]“发愤著书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辩骚》）
到了唐代的政治家、文学家韩愈，则进一步将“发愤著书说”发展成“不平则鸣说”，他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集》）这也是韩愈屡遭贬谪而坚持传世创作的根据。继韩愈之后，又有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陆游所说的“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渭南文集》卷十五），晚明的进步思想家、文论家李贽就直接把“发愤著书”上升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明历万本《李贽焚书》）等，无不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6]后世对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传承与发展，是对司马迁的顽强的坚忍不拔的可贵的人格品质的认同。是后世文人对于司马迁在逆境中面对恶劣、困难、屈辱的生存环境的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所产生的共鸣。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对于生命创伤和生命价值体验所熔铸的一座大铜钟，它承继了古代圣贤的铸钟之术，加上司马迁自身独有的对于生命的、历史的价值体验和独特的人格精神所铸成的，自司马迁的一次撞击，就发出来振聋发聩的声响，并自那时起，它就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传播，在中国文学史中产生一次次更加激烈的回响。




[1]
《报任安书》生命意蕴的探微
刘伟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3.01 第18卷第1期


[2]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孟修祥
咸宁学院学报
第23卷第4期 2003.08


[3]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王长顺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6.11 第21卷第6期


[4]
《报任安书》生命意蕴的探微
刘伟生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3.01 第18卷第1期



[5]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俞绵超
六安师专学报
2000.08 第16卷第3期


[6]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俞绵超
六安师专学报
2000.08 第16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