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对后代的影响看文学规律的继承
内容提要：自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发奋著书”的理论后，后代有许多文人赞同并践行着这个观点。司马迁认为写文章是为了饿达意通道，书法壮志未酬的怨愤。后世更有李白“哀怨起骚人”，韩愈“凡物不平则鸣”，等理论，都显示出了文学是人类丰富内心世界的反映，也说明了作家只有历尽人世喜怒哀乐，有感而发，才能写出传世佳作。
关键词：发奋著书 李白
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苏轼
陆游 龚自珍 理论与继承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修史时，按照父亲司马谈的观点，把修史看成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经历李陵之祸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述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奋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
这种由内心忧愤郁结而发外为文章的现象应追溯到屈原，他在《惜诵》中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作为心理范畴最早发轫于《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这些诗句说明诗人从事审美创作的动机为泄愤懑、抒忧思，但尚不具备忧愤深广的社会内容。
至唐代，李白又有“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的诗句。李白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狂傲不羁，飘逸洒脱，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但是现实总是和他的想象背离甚远，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1]正是这种哀怨之情，使他的理想更加顽强，才能把个人气质融入诗歌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盛唐气象和豪放之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他的理想写照，而“五花马，千斤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同销万古愁”是他的排解方式，“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他的不受拘束的狂放。
“不平则鸣”这一观点见之于韩愈的《送孟东野序》，慨叹到“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口而为声者，其皆有鸣者而假之乎”，作家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失意而“自鸣其不幸”。韩愈主张深入生活，以文章来反映社会现象。柳宗元也有“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其励”的说法，韩柳的“古文运动”倡导“文以明道”，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主张文章与政治现实紧密相连。韩愈的不平不仅指不幸和怨愤，包括心中的波动等所有感怀，他的理论不仅继承了司马迁“发奋著书”的观点，后来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也受了司马迁的影响，但是也没有韩愈的观点具有普遍价值。
苏轼有着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旷达，他主张“自是一家”的创作观，扩展了词的创作题材和意境。苏轼非常赞同欧阳修关于诗人“穷而后工”说，其《僧惠勒初罢僧职》：“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等诗句都显示出他于困厄中借诗歌来抒发“愤世嫉邪意”。[2]苏轼对于困境的人生态度是对前人的超越：进退自如，宠辱不惊。
宋代另一著名诗人陆游说：“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国破家亡的现实激发陆游写出了许多爱国诗篇。他在诗中抒发自己的报国壮志和忧国的深思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陆游不仅抒发自己的忧愤之情，还把目光放在人民的苦难上。内容覆盖了南宋前期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陆游诗中充满了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这在他一生的诗作中都有充分的反映，直到82岁，他还高唱“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的诗句。
至清朝，龚自珍又提出“泄天下之拗怒怒”说。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新阶段。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农民起义前呼后应，“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他的思想所以特出于当世，在于他从青年时代起，即还在所谓太平盛世，就意识到这个深刻变化的时代。他的诗是政治思想和艺术概括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是一种“清议”，即政治、社会批评的形式，他是以政论作诗的。但他并不是以议论为诗，使诗概念化，而只是以诗“箸议”。它们是这样一些诗：饱含社会历史内容，有极强的现实政治意义，但作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具体地、详细地描写现实政治事件，而只是把现实政治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指出问题，发抒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这些诗主要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少数篇章表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结合，龚自珍的作品，既有狂傲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又有深刻的思想和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热情，这对于随后的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时期的文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不论是“发奋著书”还是“泄天下之拗怒怒”，都是作者主观感受的抒发。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认识和评价，作家自身的思想和感情等，都必须经由主题心灵的加工创造才能转化成艺术作品，而且艺术作品身上已经打上了创作主体的个性印记。[3]在现代文学理论的观点中，文学作品中作家感情的抒发是主观感受加上外界刺激的共同结果，不论内心中是怨愤还是喜悦，都是主体的审美过程，将进行一个语符化过程而生成为文学作品。而古人所表达的愤”，则是文章得以情景交融的基础。情感的抒发是文学作品的灵魂，而作者各自性格在其情感抒发中的体现则是文学作品独特审美价值的来源。司马迁有愁怨能溶于历史人物的褒贬，李白的愁怨能在酒中消融，陆游的悲愤能在报国的理想中得到安慰。他们作诗作文无不是有感而发，由情成文。
关于文学的继承问题，早在刘勰的“通变论”中便提出了。刘勰提出“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的文学通变思想，他认为文体名目及其作文的基本法则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体制规范，这是后人应该贯通和延续的，而语言文辞则随着时代的不同可以不断发生变化。可见，刘勰的的通变论仍然是不变古法，只变文辞，于通中求变，没有脱离复古主义者的窠臼。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说则从更为具体的作诗技法中讨论了如何学古人和创新的问题。这种做法是先扎根传统，再超越传统，达到以故为新，求新求异的目的。但是这种在沿袭古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致使这种创新本身就具有了极大的限制性。[4]
在现代，鲁迅提出了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拿来主义”。有“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使主人成为新主人，宅子成为新宅子。毛泽东提出了“推陈出新”的诗学命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些有益的东西……”二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尺度有二：一是人民性标准“检查它们对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二是革命功利主义标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4]可惜在后来人们的实践中运用的不好，在“文革”的灾难中，传统文化被一概抛弃，这显然是给艺术断了根，便没有艺术性可谈。
司马迁“发奋著书”的理论经历了这么多的沿革，由泄个人愤慨到抒发人民心声，由抒发悲愤之情到文章的发自情生，正是一个在变中求通，通中有变的过程。今人继承了这些理论的精髓，在文学创作中注重情感的投入与抒发，追求文章情感的真实，内容的充实和内涵的深刻。从这些我们足以看到，古代文学理论对现代文学创作还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参考书目：
[1]《中国文学史》 第二卷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张少康
北京大学出版社
[3]《文学原理》 欧阳友权 季水河
夏昭炎余三定主编 南方出版社
[4]《文学理论基本问题》陶东风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