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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司马迁
语文水平用驾驭语言和文字的能力表现。自己知道了的，不等于别人也知道了。要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意思，就要表达，可是这门功课的难度深不可测，所以我写的司马迁让人不满意。因为涉及内容太多，不好办，所以这里只用刘邦当例子，补充一小点。
通常谈论事物至少有四种方法。第一，说实话；第二，说假话；第三，不说话；第四，王顾左右而言他，鲁迅先生有另一种办法，叫“今天天气哈哈哈”。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四种方法当然都可以用，也都可能用。他因为恨汉武帝，就恨所有的汉朝皇帝，包括恨和自己并没有恩怨关系、本不需要恨的开国皇帝刘邦，所以《高祖本纪》的写法就不是一种。
身为汉朝史官，理应说本朝皇帝好，其中包括说开国皇帝刘邦好。即便确实刘邦有不怎么样的表现，也应该设法为尊者讳，尽量让读者感到他很好。然而司马迁不是这样做，说明他应该是真恨。任何开国皇帝，都必然有自己的本事，才可以夺取到政权。然而因为恨，司马迁不愿意说实话吹捧刘邦。
史官的职业道德，不允许司马迁编造历史，所以他不能说假话。
写汉朝的历史书，不能少了刘邦，所以司马迁不能不说话。
留给司马迁的，至少还有第四条路可走。司马迁对自己在《史记》里经常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叫“隐约”，现代学者多说是“曲笔”。关于这个问题，在《高祖本纪》里有例子。
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在军国大事方面是“少成事”的无能者。一生打仗必败，开头就“攻丰，不能取”；一直笼络不到人心，起义不久就“雍齿与丰子弟叛之”；自己总是没有主意，动辄“为之奈何”；习惯于傲慢无理，公然当众训斥老爹：“始大人常以臣无赖”，换取“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不顾后果乱折腾，自己封王自己杀，临终之前感叹朝廷无人可用：“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瞻念前途，不可乐观，以至“泣数行下”。总之让人感觉到，刘邦能够得天下，可能仅仅因为上天不小心，让掉下来的馅饼正好砸到他了。
其实作为合格的史官，司马迁并没有涂改历史。他说刘邦的家庭本来出身不怎么样，被人看不起，经常受欺负，“酒雠数倍”。他后来发迹，起源于“夜乃解纵所送徒。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说明有笼络人心的能力。在“隐於芒、砀山泽岩石之间”以后，却能让“掾、主吏萧何、曹参”等向沛令推荐，达到“乃令樊哙召刘季”的效果，可见公认刘邦有本事，才可能随即让“沛令后悔”。司马迁用客观的事实，认可了年轻刘邦在起义前的能耐，也不否认起义的时候社会对他能力的认可。“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
然而司马迁就是司马迁，恨就是恨。事实归事实，解释归解释。为了否定刘邦，他使用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说刘邦被人拥护，是没有人愿意冒险。可是参加起义军的人不可能都是傻瓜，因为不管你是不是“尽让刘季”，只要“事不就”，都应该被“种族其家”。故意推举没有本事的人当领袖，不等于是大家找死吗？司马迁显然是故意误导读者，让大家跟着他看不起刘邦。
客观地说，在那个双向选择的社会局面下，不仅没有人甘心接受白痴的领导，而且也不愿意长期接受无能者领导。准备玩命的起义军愿意让刘邦当领袖，本来在项羽手下的陈平、韩信等文臣武将，成群结队改换门庭，后来的“三杰”愿意俯首帖耳、任凭刘邦长期摆布地
“为我所用”，都应该是刘邦确实有能耐、有个人魅力的证明。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刘邦的描述，明显带有个人情绪。
不少学者把《史记》称为史书之首。应该说，有道理，不准确。从单一方面说，《史记》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不是谁的首，也不是谁的尾。
孔子之前，史书追求准确纪录事实，不热心表现好恶；孔子整理鲁国史册，发明了“春秋笔法”，夹带自己看法。后来史书作者普遍模仿，成了常规。比如班固写《汉书》，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却是只谈文治，不谈武功，还用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实际声讨他的好战给社会造成重大伤害，给民众带来无限痛苦。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更干脆说汉武帝是“穷奢极欲”，基本全盘否定。这些史书的作者,只要正面表达自己的好恶就够了。司马迁则不然，如上所述，他还有故意要误导读者的意图。《史记》之外所有的史书，都是后朝写前朝，所以作者一般没有必要模仿司马迁。因此，《史记》成了唯一的特例。
弟兄们都很辛苦，一般没有心思看长文章。打住。为什么刘邦能突然从受欺负变成地痞、无赖，凭网友们的聪明，看一看司马迁写的《高祖本纪》前几段就明白了，用不着另外找资料，更不必我多嘴。应该说，司马迁把什么都说清楚了，怎样理解他的意思，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他的事件和中华民族的关系，自己读出什么味来，跟我发脾气不能改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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