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哉，司马迁 ---读史笔记之四

chinacyan

雄哉，司马迁


人们在讲到奋发励志成大业的例子时，总爱提到司马迁。说他在遭受腐刑之后，忍受着奇耻大辱，著成流传千古的《史记》。我对这一说法极不赞成，好像司马迁不受腐刑就写不成《史记》似的。也许，司马迁若以健全之体写《史记》，不准会比现有的成就高多少倍！我看还是少拿这段古史说事的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对司马迁是十分敬佩的。敬佩之情出自三个原因：

司马迁的人品。在李陵屡立大功，不幸被困，不得不选择降敌这事发生后，他敢于仗义执言，累数李陵的功绩，陈说李陵的无奈，指点李陵的失节，同情李陵的遭遇。在众臣宦纷纷落井下石之际，他勇敢的彰显出自己的人格。

司马迁的脱俗。汉代战争连年不断，杀伐之气浓烈，人们对死看得很轻。获罪后的司马迁无钱赎命，他选择死亡似乎是自然的。然而他选择了腐刑。活下去，做自己想要完成的事业。这显然是一个有悖于当时世风的选择。司马迁不仅需要面对世人的鄙视的眼光，还要承受心灵的创痛。做出这个脱俗的选择需要多大的勇气，继续这个选择需要更大的勇气！

司马迁的见地。只要说到历史，只要打开史书，你就会无时无处地看到、感受到、体会到司马迁那深邃的目光和饱蘸历史风云的笔触。有了司马迁的见地，才有了辉煌的《史记》，才有了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民族文明史，才使我们可以自豪地以“一个有自己历史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余秋雨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在中国文化史上，让我佩服的人很多，让我感动的人很少。既能够牵动中国文化史，又能够牵动我们泪眼的人物在哪里？有，他叫司马迁。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让我感动的人物。”

余秋雨先生认为，司马迁最艰深的感人之处，有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

《史记》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态一鸣惊人，成了此后两千多年一代代编史者自觉仿效的通例，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前后一贯的历史兴趣、历史使命、历史规范，成为世界上罕见的始终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文明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可算作是全部《二十五史》的总策划，他使书面上和大地上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变成了一部通史。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延续至今，可以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

第二，司马迁以人物传记为骨干来写史，开启了一部“以人为本”的中国史。

世界上其他民族留存的历史大多以时间的纪年为线索，而司马迁则把它扭转了过来，以一个个人物为核心，让各种事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是一种大胆的概念。在司马迁看来，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性格，永远可以被一代代后人体验。真正深刻的历史，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接受、选择、传扬。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种精神模式和行为模式，衍生久远，最终组成中国人集体人格的重要部件。

这种轻事而重人的选择，使司马迁这位史学家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而同时具备了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选择使早已应该冷却的中国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体温和呼吸。有了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念，人伦之常、人情人品，永远实实在在地掌控着千里巷陌、万家灯火。

第三，司马迁为中国文化创建了“以史立身”、“以人为本”的千年传统，但在创建之时正忍受着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

对上述余秋雨先生的论点，我极以为是。

司马迁遭难是在公元前九十九年，那年他三十七岁。他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狱。据国学家王国维考证，《史记》中最后完成的一篇是《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也就是说，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
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司马迁完成了《史记》，也走过了人生极其痛苦的一段历程，从一个健全的自然人，到一个躯体残缺的为世人所不耻的阉人，再到一个从精神层面上健全的伟丈夫。在这极其苦痛的精神厉练中，他完成了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跨过了爽然求死的虚荣，认识到只有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再死，死得才有意义。他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雄哉，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