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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抱怨中国古代文化没有，至少非常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传统，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与忠君爱国思想平行发展的还有另一条线索，其代表人物往往更加着名，有时甚至在文化界居主流地位，其基本的精神取向正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也才能解释为什么西学东渐之后，许多旧文化人接受西方系统的自由主义并不困难。不但胡适这样的留洋学者迅速被社会承认为学界领袖，王国维、陈寅恪这样遗老遗少型的也很自然的言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而接受其他真正西方特色的比如说基督教就远没有这么轻松，直到现在中国的洋化知识分子中基督徒也极少，而自由主义者简直泛滥成灾。重组想探讨一下该思潮的发源地之一：司马迁及其《史记》。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倾向于黄老的无为而治，对此现代学者评价颇高,古时儒家也基本赞同，至少分歧不大。问题出在如何看待汉家的法制和君主的统治，因为司马迁个人的遭遇，《史记》中对汉王朝以及几个皇帝冷嘲热讽，把汉朝开国到武帝时期描写的非常糟糕，这就需要仔细分析了。关于司马迁如何巧妙的骂人，一直有学者在研究，成果十分累累，笔者无意引述。需要思考的是司马迁讽刺嘲骂的符不符合实际，以及这种心态的后果。
汉法之严，古今公认，但这种严并不仅仅针对司马迁或者他同情的几个人，而是对大家都一样的。“李广难封”，是因为他战功不够，西汉按所斩首级和俘获的人畜数目在再减去己方损失论功行赏，卫青、霍去病都是这样计算功劳的，魏尚虚报六颗人头，就地免职，可见不能含糊。唯一一次例外是李广利远征贰师，损失很大，得不偿失，武帝因其万里长征，特加优遇，未罚小赏。李广虽然善射，不过匹夫之勇，斩将擎棋未见其功，老年入漠，竟能迷失道，可见其用兵无能，仅以百步穿杨必求封侯，是谓无自知之明。汉武帝的外甥犯法，也同样要死，汉武帝所谓：“赦之，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司马迁因为自己受刑，将汉朝写成酷吏当道的极其黑暗的社会，应该说是不公平的。尤其恶劣的是，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说话遭刑罚，将自己的一腔不满，竟发泄至当时的汉匈战争。卫青、霍去病的战功及用兵策划，《史记》未见详载，却在卫青的出身，霍去病的为人上大做文章，《匈奴列传》中对李广利、赵破奴的军事失利用看似公正，隐含幸灾乐祸的态度祥加叙述，以证明自己的正确，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战争前景的悲观情绪，传末的“太史公曰”更明显认为对匈战争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反复咏叹其“唯在择任将帅哉”的老调，用意仍是表白自己的冤枉和高明。事实证明，司马迁对汉匈战争的估计是错误的，汉朝一直掌握着主动权，直到最后彻底降服南匈奴，消灭北匈奴。对比一下以后的情形，更加能够看出汉朝是汉民族最繁荣强盛的时期，司马迁对那段历史的记载，是非常不能令人接受的。至于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描述成只知道求神仙长生的荒唐人物，更是公报私仇。
司马迁的《史记》成书后，虽然他自作聪明，还是被时人所看破，但汉武帝有胸怀让后人评说，没有治他的罪。《史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反而被当成“狭私成史”的谤书受到广泛批评。而是在唐中后期后，日渐走红，司马迁的声望也越来越高。近代批评家李长之认为是中国人的读书理解力逐渐增强，渐渐领会了司马迁的用意。这是一种误解。汉朝人或者南北朝的文人并不笨，否则也谈不上说《史记》是谤史，只不过当时整体的心态还健康，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利害的没有占据上风，大家也就没兴趣研究司马迁怎么讽刺的。随着汉民族精神的日益颓废，司马迁的趣味也日渐被人接受，那种以个人眼光看国家民族大事的狭隘心理得到越来越多的共鸣，于是琢磨司马迁骂人技术的日渐增多。这不是什么“中国读书人理解力的飞跃”，恰恰是中国读书人民族精神的堕落。
随着司马迁的神化，基本无人敢再非议了。以鲁迅之明，郁于偏见，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司马迁写汉史，使历史真实面目埋没实多，现在寻访旧迹，却无奈很多需要了解的方面被修史者一手磨去，想要察知真相也很困难，称不上良史。拿屈原比司马迁，更是不伦不类。屈原受冤，心念楚国怀王，“虽九死其无悔”，郢都失陷，悲恸投江殉国。司马迁未知冤枉与否，含怨君主故国，修史尽多讥讽，二者根本不是一类人。司马迁自己在《屈平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里感叹：“读《离骚》，又怪屈原，以彼其才，使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他还奇怪为什么屈原不到别的国家转转，捞点好处，又怎配和屈原并论。
现在也有自由主义者，虽无司马迁之才，抑且无司马迁之冤，却习其故技，把新中国和领导人写的非常不堪。仅仅以为是西方思潮的侵袭，显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复杂和艰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分歧的延续，做屈原还是司马迁，也就在一念之间，失之毫厘，谬岂止千里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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