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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怨
人所经历过的苦难往往成为受人尊敬的原因，却不是成功的原因。司马公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还应再加上一句：司马罹宫，卒成史记。是这些苦难促成了他们做出这些成就的吗？“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古已有之，“达”者也许是因为忙着“兼善天下”而无心推敲诗句了，所以诗不“工”了。不过，文王“演周易”的本事不是在牢里练出来的，仲尼作《春秋》也并非是因为自己是条丧家之犬，屈原本就文采绝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成就，是他们在那种苦难限制下所能做的，而不是他们本身只能做出那些成就，更不是那些苦难促成他们做出了那些成就。若屈原不遭放逐，他不会仅留下一篇《离骚》，历史上还会多出一代名臣；若孙子不膑脚，他不会仅留下一部兵法，历史上还会多出一位名将。正如岩石间的扭曲的苍松，人们多赞叹其生命的顽强，却未曾想到，它若植根沃土，挺拔的身躯将直刺青天。
无论如何敬仰，那些苦难从后人的嘴里说出来，都轻得象风中的飘絮；无论如何“感同身受”，同苦难的承受者相比，都像飘絮拂过脸庞。而承受者却不可能把苦难完全埋在心里，因为那不是沃土，而是岩石。
司马公在《史记·列传》第一篇《伯夷叔齐列传》中，开头便说，治学之人向来态度严谨，广搜博证。关于虞夏的记载比较详细，为何伯夷叔齐记载甚详，而许由、务光却仅见只言片语？孔子说伯夷叔齐求仁得仁，无所怨。伯夷叔齐却有《采薇》诗，诗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于嗟徂兮，命之衰兮！以此诗观之，分明有怨。夷齐二人，本欲为圣主之民，求之不得，乃入西山。较之由光之隐逸山水，行同而意左。
在这里，司马公没有说出的是：由光一为洗耳，一为投水，夷齐作《采薇》怨之，两相比较，许由、务光之“义”高于伯夷叔齐，为何却不得彰于史籍？
司马公后面说出了这种结果的答案：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
司马公出此语，盖身有所感也！公自视极高，与孔圣同侪。《太史公序传》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名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可为其证。司马公在《夷齐列传》中也说出了这一意思，“圣人作而万物睹”，要以已之笔，彰古之“砥行立名者”，以使之“施于后世”。而另一个意思，是对自己身世的感叹：司马公志比孔丘，而身同阉竖，何以德命如此乖谬也！何以不得遇骥尾而附之也？！
故下引颜渊、盗跖及当世之事，以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后又引孔子之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而问之：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这真是一个永恒的疑问，人的才德修养和机遇孰重孰轻？孔子只注重自身的修养，而不问外界环境，是也非也？
而后一篇《管晏列传》中，传主本为管仲，而备言鲍叔之知人，盖托管仲之口明已心迹，悲世人不知其志，而讥其忍辱偷生也。乃载管仲之言云：鲍叔不以我为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其盼鲍叔之心切之甚矣！
晏子之事中，有越石父事，亦可为别生枝叶以寄言之证：其言：君子诎于不知已者而信于知已者，知已而无礼，固不如身在缧紲之中。
以上所列，实司马公之怨言也。而《管晏列传》末云：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太史公谏李陵之事而受宫刑，晏子哭庄公，犯颜直谏而名成。行同而遇殊，非仅慕其行，亦望其遇也！
故《老子韩非列传》历论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唯载韩非子《说难》一篇，其意甚明，说人君为千古人臣之共难也！
司马公之怨，非怨已“身残处秽”，怨已志之不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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