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悲剧心理初探

清阳城村

司马迁悲剧心理初探

【摘要】
司马迁独特的悲剧心理是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大一统的汉代专制制度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它具体地表现为两方面，即人生境遇的双向悖反所产生的人生悲剧感与传统文化影响下内在心理的悲剧感——忧患意识。
【关键词】 司马迁
悲剧心理 忧患意识


《史记》是中国古代悲剧文学的杰出代表。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史记》的悲剧艺术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的侧重《史记》悲剧人物，有的侧重《史记》的悲剧精神，有的侧与西方的悲剧理论悲剧精神进行比较研究。但是对司马迁本人的悲剧人生、悲剧心理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的文章较少。本文不揣鄙陋，拟从司马迁的时代、思想及人生经历来分析他独特的悲剧心理，以期对司马迁与《史记》有更深刻地理解。

一、司马迁的时代和思想


在对司马迁悲剧心理进行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司马迁的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刘邦统自一天下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修养生息的措施。其后“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P412）。经过文景二帝的进一步努力，到汉武帝即位之初，正当帝国鼎盛之期。《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P1420）

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时代的真实写照。强大的物质基础催生了所谓“天汉雄风”的时代特征。它表现在社会思潮上就是崇尚功利，追求名节。崇尚功利的代表便是汉武帝，他不断的开疆扩土，多次讨伐匈奴，还出使西域，收服百越，打通西南。“君子鄙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孔子的老话成了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这种社会风貌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

然而另外一方面，伴随着国力增强的同时是封建大一统专制政权的完善与加剧。刘邦建立汉朝后，“汉承秦制”，将秦代的中央集权政治进一步完善。到了汉武帝时代，专制政权达到了极至。首先，在官制上，武帝竭力破坏宰相制度。这是因为“宰相制度可以说是现实与理想合一的制度。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在宰相制度下，应当可以得到合理的机遇与合理的发挥，极其至，也可以跻身相位，取得治天下之实。……宰相制度一方面为大一统的专制政治所必需，另一方面却又为一人专制下所不容。于是专制政治的发展在官制上最重要的演变便是宰相制度的破坏。……这便影响到知识分子整个的命运，并挫折学术的正常发展。”[2]（P121）其次是苛严的刑法。汉武帝貌似崇儒，但却是以儒术缘饰其“多欲”的政治，其根本思想是法家。对于汉武帝以刑为治及刑法在他手上的发展，我们只需读《史记·酷吏列传》、《汉书·刑法志》便非常清楚。并且他还建立了一套严酷的督责系统，《汉旧仪》卷上记载“武帝时，御史中丞督司隶，司隶督司直，司直督刺史二千石以下至墨绶。”这样使得“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P3154），大小官吏“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P3151）司马迁处在这样一个法网严密的时代，其人生悲剧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历来众说纷纭，聚讼未休。班固曾经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3]（P1738）可见在班固眼中，司马迁是一个谬圣人，不与圣人同是非的黄老派。其后也有人认为司马迁是儒家思想的，如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第六卷中说：“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观下文称引董仲舒之言，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但今人一般认为司马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综合百家的。因为司马迁年轻时曾经“年十岁则诵古文”，并问故于孔安国这个今文经学大师，还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具有深厚的儒学基础。其作《史记》之取材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往往以孔子的思想言论来作为人物评价的标准。况且司马迁反对直接残害人民的刑法，要求以礼乐陶养人民性情的德治，此见于《礼书》、《乐书》、《循吏列传》等文。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其思想是非常复杂的。故司马迁曾云“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P3319），以构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所以吴汝煜说：“司马迁确实受到过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多取自黄老哲学。但是由于他成长于武帝崇儒时代，自小受儒学教育，加上他父亲热切地希望他凭借儒术跻身于统治阶层，以继承自己的修史志向。所以儒家思想实为司马迁的主导思想”。[4]正因为司马迁深受儒学的影响，才会有忠君爱国的一腔热忱与三不朽的思想，才导致了其外在的人生悲剧感与内在的忧患意识。

二、司马迁的人生悲剧


司马迁独特的悲剧心理是由于其坎坷感的人生经历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及大一统的专制制度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它具体地表现为两方面，即人生境遇的双向悖反所产生的人生悲剧感与传统文化影响下内在心理的悲剧感——忧患意识。这里我们先来分析司马迁的人生悲剧感。

我们知道司马迁的人生是坎坷不平的一生，这便成了他人生悲剧感的直接诱因。首先，司马迁政治理想的失败所导致的“不遇时”之悲是其悲剧心理的第一个层面。前面我们提到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的，所以儒家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必然对他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司马迁应该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也曾有此机遇。青年时代的司马迁即出仕为郎，得到汉武帝的宠信，曾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P3293），亲自参加了封禅大典。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发现自己的职位“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3]（P2737）极权专制的“明天子”汉武帝所需要的只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点缀太平的文学弄臣，对他的远大抱负和杰出才能漠然不视，于是司马迁感到深深地失望，“悲乎！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5]（P570）这正是他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的不平之鸣。显然，这种悲怨之情在历史上具有普遍性。它的根源即在于追求自由个性、实现人生理想的知识分子与所处时代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徐复观说：“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对文化的某一方面希望有所成就，对政治社会希望取得发言权而想有所贡献时，首先常常会感受到自身的志趣与所生存的时代，尤其是与时代中最大力量的政治，乃处于一种摩擦状态；而这种摩擦状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常常感受其为难以忍受的压力”[2]（P116）正是因为这种压力与矛盾，司马迁才会在《史记》中着力刻画了一批与他有同感的历史人物，如屈原、贾谊、李广，才会说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P2482）这样深刻的话来。相反，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因得遇明主而风云际会的人物也大加赞叹，流露出一种向往羡慕之情。比如说乐毅“率行其谋，连五国之兵，为弱燕报强齐之仇，雪其先君之耻”（P3314）苏秦以一布衣而最终身负六国相印，司马迁称赞他“天下患卫秦毋厌，而苏子能存诸侯，约纵以抑贪强。”（P3313）

“立功”的政治理想虽不能实现，但执着的司马迁并未灰心，乃退而求其次，企图“立言”。他最初的理想是写一部史书，以此来歌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赞扬汉家的雄伟大业的。因为汉武帝前期的强盛国势和社会风气激励着他，司马谈临终遗言也鞭策着他。于是，司马迁“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3]（P2729）然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李陵之祸给司马迁又一次沉重的打击，直接导致其心理上的又一层悲剧感：名节被损，人格被辱之悲。

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而降。司马迁抱着“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的良好愿望，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但偏袒李广利的汉武帝却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将他“佴之蚕室”。这对司马迁而言是无与伦比的打击。为什么呢？首先它有辱名节。董仲舒是特别重名节的，例如《春秋繁露·竹林第三》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圣人不为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可也。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6]（P17-18）司马迁跟随这位大儒学习《公羊春秋》，必然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在重名尚节的社会里，必然会对受到宫刑产生极大的悲愤心理。

其次，受刑有辱祖先。司马迁是有着光荣家族史的，他曾经满怀崇敬之情在《自序》中回顾了自己的家族历史，其父司马谈也不止一次的以祖先的光荣历史来激励他继承祖业，并发扬光大。但“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身遭腐刑大质已亏的司马迁不仅未能光大门楣，反而为士林所不齿，种种悲愤涌上心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3]（P2736）对于此时司马迁的心理，程金造先生说得清楚：“一个有志施政理国救民的人，在封建帝王时代，不得用于当时，作书以见世道，希图生效于身后，心中已是极痛苦的了，可是，‘论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祸’，从此就决定生前就不能被用于世了，太史公此时既伤不得申其父志，又痛惜自己不能展其才施其忧国爱民之意于当时，其愤恨之心是难以说出的”[7]（P59）此时司马迁唯一能做的便是含恨饮泣将《史记》写完，以求显名于身后。所以：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P3300）

司马迁的这种人生遭遇与悲剧心理使他彻底认清了封建专制制度的丑恶与凶残，更使他的创作动机由歌颂转为模仿《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与权威相抗拒的精神，“使他的著作成为‘礼义之大宗’，标示以人民为主体的‘王事’的大方向。”[8]（P196）从而使《史记》的民主性、批判性大大增强。并且因了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上“隐忍以就功名”的人物特别钟情，如说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乎！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以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P2183）这样的人物还有韩信、范雎、季布、彭越等。

当司马迁在种种外在的人生悲剧感的纠缠中企图以作史来“抒愤懑”时，企图从中求得心灵的慰藉与平衡时，孰料又掉入了另一个更为巨大的灵魂斗争的痛苦中。

三、司马迁的忧患意识


李陵事件使司马迁彻底地清醒了，成熟了，他开始理性、客观地反思人类的历史与他所处的社会，“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企图从中找出一条路来。但这个任务是何等的艰巨，以致于使他产生了更深层的悲剧心理，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忧患意识。

前面我们曾提到，在汉武帝即位时，汉帝国正值其鼎盛时期，但在汉武帝末年，则情形大变：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
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3]（3156）

《汉书·昭帝纪赞》也说：“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3]（P233）这正说明了武帝一生是汉室由盛而衰的时期。此一历程，也正是司马迁一生所耳闻目睹的时代大转变的历程（按：我们对于司马迁的生卒年采取王国维的观点，详《观堂集林》十一卷《太史公行年考》，中华书局1959年P·481）。其间种种由盛而衰的混乱、残酷、破灭等情形，皆为司马迁所身历，这种时代的大悲剧不能不给爱国的他以巨大的冲击和心灵的创伤。如“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P509）这是为汉室正当盛衰转折而叹。《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P2343）这是针对当时言利之臣而叹的。

然而这一份伤感既是现实社会所给予的，更是传统儒家文化所给予的。这是因为孔子仁学“最早全面地批露了忧患意识（尽管没有用这个词），形成了儒家千百年来的忧患精神与忧患人格”，“促成了儒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与使命精神，然而这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重大的现实生活的压力，这种压力使孔子哲学时时生出重重的惶惑与忧患。”[9]（P47-48）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感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后孟子更明确地宣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10]（P346-347）这就更典型地显示了儒家主观自觉之下的某种人生悲剧感，也就是一种对人生的责任和与之而来的内心痛苦——忧患意识。尊尚孔子，自比为继周公孔子之后的第三位文化巨人的司马迁自然地继承了这一份忧患意识。

带着这一份忧患意识来写作《史记》的司马迁，自然地产生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与抱负。所谓“究天人之际”，即是“去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存在的和谐统一，去探求‘天’的客观趋势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11]（P72-75）因此，司马迁特别强调人自身因素的重要性，例如《项羽本纪》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P339）“通古今之变”的根本意图在于“从不断发展的通史过程中，探求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问题，寻找历史变化的必然性因素。”[12]（P107-111）纵览《史记》全书，就会发现很多“太史公曰”就是司马迁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总概，而《太史公自序》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归纳总结，从而形成自己的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即“成一家之言”。

这个使命是何等的伟大，又是何等的艰辛与沉重！正是因为有如此伟大的抱负，所以司马迁才能“就极刑而无愠色”。但同样是因为这，司马迁才有一种曲高和寡的落寞与悲哀。正如颜回评价孔子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P1932）这样，我们便能够深刻理解数百年后陈子昂登上幽州台而唱出的千古名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关于这一点陈桐生先生有精彩的论述。他说：“正是因为这种宏伟的人生目标使得司马迁的情感世界异常空旷，忧郁和寂寞，他的内心经常处于不满足的状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段无法缩短的距离，他的悲剧心理就产生在这个中间地带……以这种悲剧心理来写中华民族的传奇英雄，司马迁理所当然地要突出这些历史人物惨烈悲壮崇高伤怀的一面，由此，带来《史记》巨大的悲剧感。”[13]（P120-128）

总之，司马迁的悲剧心理是非常复杂的，它大致可分为两类三个层面，即政治上的不遇时之悲，因李陵案而导致的名节受损、人格被辱之悲和因强烈的历史人生责任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这种悲剧心理是其坎坷人生经历与儒家文化在汉武帝封建大一统专制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下交互作用的结果，它使得《史记》的创作动机、《史记》的性质、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增强了全书的批判性、民主性。在这一点上，班固的《汉书》及后世的官修正史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凡下引《史记》只标明页码）·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吴汝煜·司马迁的儒道思想辨析[J]·人文杂志1984年（3）·

[5]司马迁·悲士不遇赋[A]·清陈元龙辑·历代赋汇[Z]·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

[6]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程金造·史记管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韦小坚等·悲剧心理学[M]·三环出版社1989·

[10]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黄留珠·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J]·人文杂志1997年（3）·

[12]王成军·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J]·人文杂志1996年（2）·

[13]陈桐生·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文学遗产2001年（1）·
（发表于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