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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
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也不
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昌伯善
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
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
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
“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
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及饿且死,作歌(即《采薇》),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
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
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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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兄弟的事迹很简单,很平淡。但后人的评价却很高。
孔子曰:“伯夷、叔齐,古之仁人也!”
韩愈写了一篇《伯夷颂》,说:“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
孔夫子赞以仁，韩夫子褒以义。幸哉，伯夷！
不同的人对伯夷有不同的解读。去年在《书屋》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采薇三千年祭》。作者从非暴力的角度颂扬伯夷兄弟对“以暴易暴”的抗争,认为暴力和战争带给人类社会的只能是灾难和破坏。所以作者十分推崇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以非暴力的方式来对抗不合理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
我读《伯夷列传》有两点不解。第一,《采薇》不见于《诗经》(诗经小雅之《采薇》非伯夷所歌之《采薇》）,司马迁说是搜集的轶诗。果真如是?按理,孔子对伯夷兄弟如此推崇且又专门负责搜集整理诗歌,怎么可能遗漏《采薇》这样的诗?我揣测这首诗是司马迁杜撰的。第二,从古到今,对伯夷兄弟的行为褒贬不一（迅翁就在小说《采薇》中把伯夷写得很猥琐）。司马迁把并无显赫业绩的伯夷置于列传之首,其意何在?司马迁说:“余悲伯夷之意,睹遗诗可异焉。”可异什么呢?
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因李陵案蒙受腐刑后的悲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那是心中对汉家天子充满仇怨而无从发泄的愤恨！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是失败的英雄而刘邦是成功的小人。我认为司马迁是在借伯夷的故事来质疑刘汉政权的合法性。他只有用他的一枝笔来渲泄他的愤怒。面对凶残成性的汉武帝,司马迁当然不能当面叫板,只能借伯夷否定周王朝的合法性来否定刘家天下的合法性。那么，在司马迁的眼里，伯夷兄弟耻食周粟的行为就不仅仅是对以暴易暴行为的反对,更是对不合法政权的抗争。
司马迁没有正面评价周王朝的合法性,而是在《史记·周本记》中写周武王灭殷后忐忑不安的心态来反衬自己的“隐观点”：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
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的确，在周武王心里，虽然殷商已灭、天下宗周，但上天如何看？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光明正大，怎么睡得着呢？
灭殷后，周武王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封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于邶以祀殷祠,并派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鲜(姬鲜,封于管)和蔡叔度(姬度,封于蔡)去监督。另一方面遣散殷民以防不测。怕出事，还是会出事。周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周公旦摄政。成王二年，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叛周。周公旦出兵讨伐，三年始平。弄不明白武王的同胞手足为何要纠合商纣的儿子造反，太史公没有交代。
周公旦被后世列为圣贤,不在于他辅佐成王、平定管蔡的功劳,而是制定周礼,为周王朝的合法性寻求理论依据。周礼的核心思想是天命和人德的二元决定论。人间的万事万物由天授予,而周人取代殷商是文王德行敦厚、勤劳谨慎,具备了“人德”,才得到上天的认可,被赐予王权。这种“以德配天”的理论不但是周王朝的统治依据,且经孔孟张扬后成为儒家的信条。
相比起一方诸侯的姬昌、姬发,刘邦的出身卑微得多,更谈不上什么德行。刘邦当年见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时,不无艳羡地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只差没流哈拉子。草根出身的刘邦不择手段,逐鹿成功，混了个九五之尊。但是刘汉政权的合法性却是几代汉天子的心病。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那是心中有鬼。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的一番表演才把“正名”的大事完成。董仲舒虽然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其实他不过是一个曲学阿世、迎合权贵的儒家败类。董仲舒鼓捣出一套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论证“君权天授”的理论,以存在就是天意的一元论取代周礼的“以德配天”的二元论,为无德的刘汉政权正名。子不言怪力乱神,而董仲舒却编造荒诞不经的故事,说孔子带领七十二弟子朝拜北斗,忽见“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刘）,在轸北,字禾子（季）,天下服。”士人装神弄鬼，无耻到这般地步也真少见。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闭口不提董仲舒罢黜百家的伟绩,而是展现他类儒实巫的形象。虚扬实贬中透出对他的不屑。
其实,董仲舒虽然为汉天子正了名,又何妨不是为后世的野心家提供了思想武器呢?形形色色觊觎皇位的“英雄豪杰”们扛着“替天行道”的大旗来争天下、夺江山。成功了便是“天意”,谁会去顾及什么“民意”。尽管孟老夫子疾言厉色地告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没有谁把那当回事。朱元璋更干脆,不许太学供奉孟子的牌位。民为贵?扯淡!
“以德配天”也好,“君权天授”也好,其实都没把老百姓当回事。只有政权民授,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名。
200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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