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1）

yanzhaonet

（106）《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1）（2）

——《史记》一部移栽历史地理错误多多的伟著


文／赵自强
（一）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千万不要被这些新东西吓坏了！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我们都知道，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一部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不可缺少的伟大著作。然而，学术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史记》同时又是一部迷倒中国历史学家象鸦片象梦幻一样错误多多的伟大著作。因为《史记》的上古部分，十分错误的移栽了中国上古历史地理，使后人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错误泥潭中！所以我们至今还不能一分为二的全面的看待这部伟大著作，受其影响，从而更不能使我们正确的认识中国上古历史的起源问题。

由于《史记》是两千年前，司马迁将诸多真实的历史文献串在一起，再用自己的主观猜想撮合的产物，所以它的内容对错参半，真假合一，既有真理的光辉，又有谬误的污泥。这就叫我批之不忍，不批嘛，中国上古历史学就无法正常的正确的研究下去。

在这种大义和小节之间，我宁愿受人责怪，也不愿看着成千成万的历史学家跟着司马迁在死路上瞎跑。因为学者一旦走上了司马迁引导的死路，那无疑是浪费青春！浪费资金！浪费生命！无疑会损害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损害科学事业的发展，损害真理的形象。由于这些理由，我宁愿得罪司马迁，得罪他的崇拜者，甚至得罪整个历史学界，也要反潮流，反司写迁，反他的崇拜者；也不愿得罪科学，得罪事实，得罪真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上古历史的起源问题，重新研究和认识《史记》，并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的继承中国古代这部十分难得的文化遗产的态度！切莫盲从伟人！盲从司马迁，盲从《史记》，盲从传统的历史学错误！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看到中国历史学界的先生们，个个都象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仿佛都一根筋，只有一种直来直去的思想，仅仅了解和承认司马迁伟大的一个方面的事实，而不知他另一方面犯有诸多严重错误的事实！所以历史学家异口同声的称司马迁伟大，却没有学者发现《史记》也有严重的错误！
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从王子今所写的《史记的文化发掘》一书中看到这个事实，因为他为我们搜集了众家关于《史记》的观点。从这些观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说：《史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深于《诗》者，千古之文”，“《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总之，《史记》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一部伟大的完美无缺的精典古籍！


（二）

然而问题出来了，既然众家把《史记》吹得天花乱坠，妙不可言，无一瑕疵，十全十美。可是我们为什么持这部伟大而完美的历史文献，却解决不了中国上古历史里的众多实际问题呢？为什么考古学家在中国找不到《史记》明确记载的黄帝至夏朝的确凿历史物证呢？为什么在中国“盟津（茅津）”、“亳都”、“镐京”、“雒邑”找不到黄帝至周朝，这2700年来330位古帝的一座真正陵墓呢？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胡适、顾颉刚、钱玄同这样坚决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疑古学家呢？为什么中国历史学家一说到黄帝至夏代的历史及其古人，就说是神话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的研究呢？下面，我们就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寻找黄帝工程”，简称为：“两个工程”。
其实，我们只要想到中国上古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就应当想到和发现，这恰恰都是持人们所说的“如花似玉”的《史记》的观点，解决不了的中国上古历史问题。所以历史学界，才会出现承认和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两大对立学派。例如，疑古学派和神话学家，其实都是反历史的反司马迁的学派。
因为在中国历史学家中一派把《史记》的观点认作“真理”，而另一派则把否定《史记》的观点也认作“真理”，在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之下，中国历史学界实在难于适从，再也搪塞不过去了，这就逼得我国政府2000年下决心启动“两个工程”，命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一群顶尖级的学者联合攻关来解决问题。但那里知道，八年过去了，学者们今天还未解决问题，依然还是说黄帝是神话人物。
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考古学家发现一点上古历史的新材料，历史学家就得被动的修改一次先前的“定论”，由于我们这样反反复复的修改多了，于是人们就发现我们先前的许多“定论”不真实，原先的修改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权移之计。所以在这种迷茫的学术困境中，我国很多有识之士才期盼“两个工程”能解决我国历史学中的这些根本问题！
如果朋友们现在对我上面的行文和观点，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国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对我国糟糕的上古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看法，有可能使你提高一些对中国上古历史问题的认识。

我们看到，葛兆光先生在《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一文中指出：


由于出土的简帛佚籍，使得清代考据学的求证方法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史学成果连带它的原则都


受到了严厉的质问，更使我们从“定论”中得来的古代中国思想图景发生了裂纹，让我们重新思索


古代中国文明。


通过简帛佚籍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现在不过是个开端，因为这里所展示的新的古代世界实


在是很陌生也很深广。我国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简帛的发现使已经成为“定论”的古史系统一次又


一次地面临瓦解与改写。

王玉哲先生在《中华远古史》一书中又指出：


尤其是先秦史，由于史料的残缺，坚定不移，合乎客观真理的结论是不多的，大多是一种暂时


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假说”，因为有一些大家长期认为坚不可摧，颠扑不破的说法，到后来，


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却一个个又被新的结论所取代。

季羡林先生在《历史研究断想》一文中也说：


我自认为是半个历史研究工作者。五十年来，读过很多历史著作，自己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和探


讨。但是到了今天……却忽然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豁然开朗，认识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历


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却只能是暂时的假设，与真正的


结论相距极远。

叶舒宪先生在《本土主义与全球化对文化认识的潜在制约》一文中指出：


（历史学）不易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公正。由于人文性研究成果的非实验性，非量化的局


限，后来的研究者不易从科学的意义上对前人的理论观点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这就为主观随意

.
性的推测与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广阔的余地。那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就成了人文学科研究


中常见的困境……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规范和客观标准的局限性所在。


张岩在《“山海经”与古代社会》一书中说：

在新近出土的“简帛佚籍”中还有一些没有发表的材料。据说，这些材料可以直接证实一些早已被“公认”为“伪书”的古文献并不伪，可以使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果真如此，似乎很有必要对此作些认真的“反思”：是文化的问题？还是学术的问题？导致“冤案”成为“铁案”，并且得到“公认”。这本身便说明了在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极大的缺陷。从“旧疑古派”到“新疑古派”，构成了我国学术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运动”。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