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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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司马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批判》（7）（8）

——《史记》一部移栽历史地理错误多多的伟著


文／赵自强


（七）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学术成果，博主恭侯你们光临、阅读、支持和批评！
这就说明文献文物两者，确实象“连环图”中的图文，在研究上古历史问题上缺一不可，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当然，如果有人硬要我从文献文物两者中再说谁重谁轻，我认为，文献可能更重要一点，因为文献对历史能记载得更祥细一些！所以黄柏宁、宫玉海、赵自强读《山海经》，苏三读《圣经》，1996年北京大学《易经》课题组读《易经》能发现中国上古历史起源于埃及的事实，尽管他们大多数人仅仅是根据文献猜想到的，缺乏相映的物证证明，但是他们的猜想却是那样的正确！再说我们读长篇小说，完全可以离开图领会作者的思想，重温作者的经历，并象看见真山真水一样！这些事实都说明文比图更能反映问题！但勿须质疑的是，一本图文并茂，尽善尽美的书，显然更能叫人明白事理！

我们再回到中国上古历史问题上来，这就是说，造成司马迁认为“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主要错误根源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古代的战争！因为战争造成了中国上古历史发生了四次跨国跨洲的国都大搬迁。例如，“黄帝迁冀”、“古公迁岐”、“平王东迁”和“秦公东征”。这就使司马迁和我们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时代，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故国，远离了“炎黄”古帝的文物，故他和我们不知古典文献记载的“炎黄”至夏商的历史和文物主要在埃及的史实！

现在我们从中埃两国文献文物和古文字上看到，一部《史记》其实也可以作一分为二的评价，应当说它既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有错误的一面。《史记》伟大的地方是：它系统的记载了黄帝至汉代，这三千年来的中国上古历史，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从秦献公建都中国咸阳至汉武帝，这段历史都记载得十分正确，而且文笔非常优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称道和敬重的地方！但是，司马迁把秦献公以上的历代中国古帝在“外国”的埃塞俄比亚、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建都筑陵的历史，统统误认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犯了移栽历史地理的重大错误。
而司马迁的错误，客观的讲，不是他不努力，也非他智慧有问题，而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科学条件和文物资料的局限下，是他当时不可克服的错误！因为司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既没有《世界历史学》、《世界地理学》，也无《考古学》等学科资料借鉴比较。更无现代通讯设备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遗址和文物信息。所以他无法得知古帝遗留在故乡——埃塞俄比亚、埃及、以色列、巴比伦各个文化遗址中的文物资料。这就是说，在2100年前的科学和历史条件下，司马迁不可能真正完成一部跨时空，跨国界，并且又缺乏物证证明的具有完全科学意义的历史著作。



（八）

我们再从主观上来讲，司马迁的错误，一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二是，他太自负了。他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少年得志，想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事业，写一部完整而系统的中国历史著作。于是他跟着父亲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国考察了20余次，可谓非常勤奋。就这样，他的信心足了，没有把孔子的“夏商不足正”，屈原的《天问》放在眼里。他凭着自信、智慧、丰富的文献资料、道听途说的传闻，和妙笔生花的散文笔调写完了“一家之言”——《史记》。

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他要把《史记》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最好著作。当然这是他具有大智慧、大写作才能，并尽了最大努力的良好愿望。但是具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兩千年前，他所处的时代既打不破国界的限制，“出国去考察研究”，又缺乏文物和科技资料佐证。就这样，他无法将中埃兩国文献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自然其学术成果无法得到物证的支持。所以他只能凭单方面的文献去推测过去的历史，这种推论究竟对错也无法得到验证。在2000年前，他唯一的研究办法就是努力的去读、去想、去写。但他读的文献是否正确理解了？想法是否符合真实历史？写的东西是否正确？这些关键问题，在他那个时代都无法得到验证！所以在历史和科学条件的制约下，他想“通古今之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只能凭借单方面的文献史料加聪明才智写完《史记》。
而这恰恰开了用单方面的文献资料，加唯心的推测，撰著中国上古历史的最坏之头。从此《史记》害得他以后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都在他的谬误中打转。这就是说，司马迁实际上既给中国历史学家带来了一部分正的历史观念，同时他又误导和坑害了2000年来的历代中国历史学家。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真正哲学！不了解或没有认识到《史记》这一事实的学者，在历史和考古研究方面没有不犯错误的！
因为作为一部具有科学意义的史书，不仅须要叙史正确，同时，还须要叙述古国、古都、古帝陵墓在中国或世界上的正确地理位置。如果张冠李戴，移栽地理，就会把中国上古历史地理弄得牛头不对马嘴，面目全非。而司马迁恰恰就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大错误，第一个把秦献公以上的中国古帝建都筑陵于埃塞俄比亚、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的历史，统统说成在“中国土生土長”的历史。这就是他“一家”提出来的“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的错误要害。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探索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未完待续（后面的研究成果更精彩，越来越精彩，欢迎网友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