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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命运哲理(下篇)
二
《史记》人物传记写人物命运的方式,不同于哲理文运用逻辑论证或其他论证的方法,以抽象的语言概括出鲜明的论点,而是蕴含在人物生平经历特别在其结局的描述中,体现在作品的结构布局中,表现在传末的作者直接论赞中,下面也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从对人物的出身、经历及结局的描述中,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在人物的个性中蕴含人物的命运哲理。如《史记》中的《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分别写了汉初刘邦手下的三个最突出的功臣萧何、张良、韩信,可称为“三杰”。萧何原为秦时沛主吏。后来在刘邦大杀功臣的险境中独保相位,善始善终。张良是韩国贵族的后代。汉定天下,封万户,位列侯,但他“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功成身退。韩信出身贫民，在楚汉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劳。但汉定天下,韩信遭刘邦猜忌,最终以“谋反”罪夷三族。汉初“三杰”出身不同,际遇大体相同,但下场不同。如果按宿命论的观点，他们的命运显然也不同。为什么会造成命运的不同？司马迁没有提供明显的概括性的结论。司马迁只是突出地写了三人不同的个性特征。
作者写萧何,特别突出萧何性格中沉着、老练、深谋远虑和公忠体国。如刘邦打到秦都城咸阳后,独萧何收藏秦御史律令图书,在楚汉战争中做好后方工作,其功不言而喻。作者又写了萧何性格中另一方面,他为保全自己的名位而屈身事上。从家人、家产的丧失,到买地自污,人格上的自我侮辱,极尽委屈求全。他的善始善终是如此得来的。
作者写张良,首先突出他作为谋士的足智多谋,其次是进一步写他的“明智”。封功臣时,他放弃自择三万户,只愿封留足矣。最后,又“弃人间事”,与神仙为伍,这样也得以保全自己。
作者写韩信,突出写他的统观全局、智勇双全的杰出才能。同时还写了韩信的讲信义和在权谋上的书生气。写了韩信性格中的致命弱点,他贪恋爵位和矜功自傲。更有甚者,他在刘邦面前论将兵,亦未把刘邦放在眼中。他最后被吕后使武士斩之长乐钟室。临斩时他说“吾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其实,这也不是天意,他的悲惨结局,与他自己性格中弱点分不开,当然也与当时刘邦在夺取天下后为巩固刘氏政权而大杀功臣的政治大气候有关。
萧何自全善变,张良主动退出政治漩涡,只有韩信受到没顶之灾。司马迁写萧何、张良、韩信三人的事迹,没有明写他们的命运,实际上已通过写他们各自的个性时包含了命运哲理。
第二,从作品的结构布局中,往往体现了作者关于命运的哲理。在《史记》的一些合传、附传中,作者将两个或三个传主合在一篇中,或并列,或分主次,不单是文章结构和布局的技巧间题,而是蕴含了人物的命运哲理。因司马迁“喜道人盛衰荣枯”之际,以自写其不平。”（清·全祖望《经史问答十》）,而按宿命论者看,人物的“盛衰荣枯”显然与命运有联系。《魏其武安侯列传》是窦婴、田蚡、灌夫三人的合传。这篇合传在结构上有分有合,先分传窦、田,至传灌夫,三人纠缠一起。窦、田都是外戚,但窦以功贵、田以戚尊,二人贤否分明。窦与灌因失势而结合,与新贵之田产生矛盾。结果田蚡害死窦、灌,自己也病死,
死前遇鬼,死后其受淮南王金并参与谋反事被发现。若问此三人“盛衰荣枯”的变化是什么起了作用呢？是不是有“命运”在操纵他们呢？前已引述司马迁在《外戚世家序》中所说“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对“命运”这东西连孔子都很难说清楚,所以司马迁似乎表示只好承认命运的存在。而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窦、田是外戚中的男性,当然也属外戚。他们的命运还是可以解释的。司马迁通过他们经历的变化及结局,说明这表面上是外戚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
实际上是汉景帝与窦太后、王太后,汉武帝与王太后之间的权力之争的结果。
《越王勾践世家》前面有占全篇十分之七的篇幅叙述越王勾践如何称霸的事迹,后面以十分之三的文字写范蠡作为附传置于勾践世家之后。但前面是载国史,后面是范氏家事,记范蠡二儿子在楚国杀人被囚将抵命。范蠡原派小儿子去救,后来大儿子要去,不得不派大儿子去。结果没有成功,二儿子还是被杀了。范蠡认为大儿子与他受苦过来,不肯虚掷金钱,救不出兄弟。小儿子生出来,家道变好,
舍得用钱,可以救出兄弟。大儿子要去,果不出所料。司马迁为何要把国史与家事组合在一篇《世家》中呢？这是个引人深思的间题。我认为,从结构上说,范蠡传附于勾践世家后,因范蠡是佐越主要功臣,显然是可以的。而二者组合在一起的内在含义,则用对比手法写人物,勾践能忍亡国之耻而成功,范蠡大儿子不能忍千金而失败。但更深刻的含义是意味着人事上的成败祸福是可以转化的,如果把人的生死、祸福之类当作命运,那么这种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不是吗？当勾践困于会稽时,勾践之臣文种就以历史上的商汤、周文王、晋重耳、齐小白都曾遭祸,但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邃不为福乎？”勾践在范蠡、文种等人辅佐下,终于转祸为福,转败为胜，而范氏大儿子却使救兄弟之事本可成功却变为失败,让二儿子被杀。范对大儿子、小儿子救兄弟成败的分析,说明家庭经济条件对人的性格起作用,而人的性格又直接影响人的命运。
第三,在人物传记的论赞中,司马迁对人物的评论,往往涉及到人物的命运。司马迁喜欢引用谚语、鄙语、俗语来评论人物。这些谚语、鄙语,俗语本身就含有深刻的哲理。如《佞幸列传序》一开头引用谚语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作者借用这话表面上指做官的人得到君王知遇、君臣相合的重要,但实际上是讥刺那些本身无能却只靠巧言令色赢得皇帝宠幸的人。《侫幸列传》中的邓通是汉文帝身旁的弄臣,汉文帝宠爱他,让他可以“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但文帝死后,景帝不喜欢邓通,后来邓通“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侫幸列传》中另一个“侫幸”韩嫣得到汉武帝的宠爱,“赏赐拟于邓通”,后来引起皇太后的愤怒,终被赐死。这些侫幸何以从暴富到一文不名,甚至死得可悲？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是不是也有无可奈何的命运操纵他们呢？司马迁在《侫幸列传赞》作了否定的回答,真正的原因是“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侫幸矣。虽百世可知也。”看看春秋时卫灵公的宠臣弥子瑕的经历,就足以知道后代佞幸的人了。即使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知道的。同一个弥子瑕,同样的事,由于君王爱憎感情不同,忠孝之人也可变成罪人。所以佞幸们生死、贫富的变化,实在是君王爱僧感情变化的结果。
司马迁通过写人物的经历,尤其是注意写人物的最终结局,有意安排作品的结构布局,并在传末直接论赞,从而发表对人物命运的“一家之言”。司马迁以自己巨大的智慧在中国古代传记文中第一次对人的生死、贫富、吉凶、祸福这类属于所谓命运的许多问题用文学形式作出了较系统而深刻的解释。由于人的生活中客观上有许多偶然因素,主观上也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司马迁对命运还不能作出规律性的解释。但《史记》人物传记中蕴含的命运哲理已经远远超过了先秦诸子的观点,他为后人提供的不仅仅是几条哲理,几种解释,而是多条广阔的思路。他所提供的丰富的历史人物的命运实例将启示人们继续对人的命运进行思考。而在传记文学中注意写人的命运也为当今新的传记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
（原载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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